威伯福斯：扭转乾坤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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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通过了一连串法案，包括著名的废止蓄奴法、全世界最早的劳工法、监狱改革法等等，迎来了维多利亚女王掌政的黄金时期(1837-1901)。历史学家公认，曾在下议院担任议员四十多年的威伯福斯，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之一。
”文 | 庄祖鲲
威廉‧威伯福斯(1759-1833)是富商的独生子，9岁时父亲去世，被送到叔叔和婶婶家中。他们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因此威伯福斯自幼受到宗教的熏陶。
他叔叔的至交之一，就是脍炙人口的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牧师。牛顿年轻时放荡无羁，曾做过奴隶船的船长。悔改信主后，牛顿担任英国国教的牧师，终身为废除奴隶制度而奔走。他后来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
威伯福斯的母亲虽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教友，却喜欢宴乐和社交活动，她深恐威伯福斯的叔叔的福音派信仰会影响年轻的威伯福斯，就将他带回自己的身边。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期间，威伯福斯开始远离信仰，在校内以辩才无碍、牌艺高超、交游甚广而闻名。
他在剑桥大学的朋友中，就有其一生的至交和政坛盟友皮特(William Pitt, 1759-1806)。皮特二十多岁就担任英国首相，长达二十几年。因着他的鼓励，威伯福斯才决定参政，并在1780年当选下议院的议员，年仅21岁(这是法定的议员最低年龄)。他不但口才极佳，而且音调锵然有韵，赢得“下议院的夜莺”之誉。
1784年威伯福斯到欧洲旅游，他邀请他中学校长之弟艾萨克‧米尔内(Isaac Milner)为伴。米尔内是英国国教深受卫斯理影响的福音派传道人，也是知名的剑桥数学家和科学家。一路上，他们研读希腊文新约圣经和福音派书籍，威伯福斯深受启发。旅游回来之后，他又去寻求牛顿牧师的帮助。1785年，威伯福斯有了一次灵性复苏的大转变。
这次的灵性更新，使他慎重考虑是否该辞去议员的职务，转任牧师。但是牛顿牧师劝他留在国会，牛顿牧师认为，政府更需要道德的呼声。他说：“我盼望并且深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与我们国家的好处。”威伯福斯的挚友皮特也劝他留在国会，皮特说：“基督教的原则与实践，不应该只引向灵修，也应该导致行动。”
于是威伯福斯带着新的使命感，在国会忠心地服务长达45年(1780-1825)。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他说，全能的上帝给了他两个神圣的使命：奴隶贸易的禁绝和社会道德的更新。
1787年，英国海军部长，也是下议院的议员，期望威伯福斯提出有关遏止运输奴隶的法案，皮特首相也鼓励他这么做。经过两年的准备，1789年5月12日，他首次为废奴发声。在长达3小时的发言中，他说：“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个人引以为耻。因为在我们大英帝国的国会授权之下，我们整体在忍受这种可怕的贸易行动。我们都有罪，我们都应该承认有罪，而不是以指责别人来卸责。”
该提案在1790年获得委员会同意，开始实质审查与听证。但在1791年第一次表决时，却以88票对163票的悬殊比例惨败。表决失败的原因很明显，因为它妨害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每年600万英镑的贸易利益，并且牵涉到160艘船只与5000多名水手的生计。从1783年到1793年10年间，仅利物浦就曾运送30万黑奴到西印度群岛！
然而，1791年，威伯福斯与友人集资成立狮子山公司，在西非买下一大块土地，让1900名被释放的黑奴成立自治区。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狮子山共和国(Sierra Leone)。
此后，威伯福斯虽在国会屡战屡败，仍锲而不舍地上交提案。经过近20年的努力和11次的失败，1807年国会终于以283票对16票通过第一个《禁止奴隶贩卖法案》。那一天，整个国会违反惯例地为威伯福斯大声欢呼三次，他自己却坐在椅子上掩面痛哭！
虽然奴隶制度尚未废除，这法案只是宣告运输奴隶为非法，但是奴隶运输量立即减少了75%。威伯福斯并未就此罢手，他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各国共同签署“废除贩卖奴隶条约”。1815年，因为拿破仑复辟，欧洲各国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居然奇迹般地通过了这项条约。
而后，威伯福斯又在国会推动《奴隶登记法案》和《奴隶解放法案》。1824年，他从国会正式退休，但仍在幕后继续努力。1833年7月25日，《奴隶解放法案》终于获得通过，英国的奴隶制度正式废除。这个法案使西印度群岛的70万黑奴获得自由，而且英国政府拨款2000万英镑赎回这些黑奴，来完成这项创举。
三天之后，为废奴制奔走呼吁大半生的威伯福斯安息主怀！
威伯福斯在1789年时曾清楚地表示，自己乃是蒙上帝呼召做一个“基督徒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刚好是基督徒的政治家而已。这种信念，表现在他45年的投票记录上。
他不只一次因基于自己的良知和信仰，而与他自己的政党和挚友皮特唱反调。虽然有人说，他因此失去了继皮特之后担任首相的机会，但他正直不阿的品格，却赢得许多人(包括对手)的尊敬。反对废奴的议员克拉伦斯曾有一句肺腑之言：“我钦佩他有高贵的灵魂，却甘愿为低贱的种族奋斗不懈！”
然而，威伯福斯在国会的奋斗，并不是以独行侠的方式进行的。他结合了许多不同党派中有同样福音信仰的议员，一起为一些法案做努力。他刚担任国会议员时，几乎是唯一一个持福音派信仰的议员。但40多年后，上下两院已有100多位福音派议员，这些议员经常或偶尔支持他提的议案，其中有30位左右是他的核心骨干。
1787年，他集结了7位基督徒议员，加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企业家、律师、牧师和研究收集资料的人，一起集思广益。威伯福斯几乎每周一次邀请他的“战友们”，到他位于伦敦南郊克拉朋的家里来讨论。
后来，这8位国会议员干脆搬进克拉朋的一栋大宅，一同生活。因此被后人称为“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当时他们都还年轻，并为了法案奔走而迟迟未婚。后来这些战友先后结婚，搬出了克拉朋。但 “克拉朋联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壮大了。他们在灵性上彼此激励，更常在战略上脑力激荡。他们被称为是下议院的“圣徒”，又被谑称为是威伯福斯的“白奴”。
这些伙伴还进行调查，协助收集资料与数据。威伯福斯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动之以情，更要晓之以理。他们善用报纸和各种传媒，对国会议员施展压力。他们可能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社会里，最早懂得运用民意的政治家。在一次推动法案的过程中，克拉朋联盟总共收集了50万人的签名支持，而当时全英国的人口只有900万！
威伯福斯一生的成就还有许多，著名的例子如下：
1786年，他提出《罪犯死刑后尸体的处置法案》，以废除传统上凌辱罪犯尸体的陋规。这个法案经过49年，也就是在他过世前一年才通过。
1787年，他首先提出“道德提升法案”，虽然受挫，但是创立了“道德重整协会”，以便继续推动道德更新运动。之后，他推动并使英王乔治三世发布《鼓励虔诚与美德宣言》，使约翰·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可以合法地传播。
1788年，他提出一项减少虐待儿童的法案；并推动一连串提供穷人与儿童免费教育的法案。他与友人一同创立免费的英国平民学校，兼收女生和黑人。著名的电学大师法拉第曾经担任校长。
他推动全世界第一个《禁止虐待动物法案》，并在1824年创立“英国皇家防止动物虐待基金会”。
他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创立浸信会宣教协会，并在1792年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著名的“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去印度。这个协会后来改名为伦敦传道会，曾差派戴德生——中国内地会创办人——到中国。
他还推动了全世界第一个工厂法，以及一连串保护劳工及童工的法案——如限制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他推动各项医院的改革工作；他推动监狱改革，1796年提出《监狱法案》，使监狱更人性化。
他曾在69个志愿社团(主要是慈善和宗教性质)担任委员，又捐款支持至少70个社团。
在基督教界，最支持废奴运动的，是贵格会和约翰·卫斯理领导的循道会。贵格会一向主张非暴力的和平主义，也是反对种族歧视的急先锋。约翰·卫斯理曾多次撰文抨击奴隶制度的残酷不仁。1791年，在过世前三个月，卫斯理给威伯福斯写了最后一封信，他鼓励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要为上帝所托付给他的神圣使命持之以恒、忠心到底。
威伯福斯在1797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在我国上等阶层与中产阶级宣誓入教的基督徒当中盛行的信仰实用观点与真正的基督教之差异》。书一出版，6个月之内就售出7500册，再版多次(英国15次，美国25次)，并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荷兰文。这本书对英国上层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这本书唤醒了英国上层精英分子的良心，促成了社会改革。
威伯福斯的期望，不仅是要改变不合理、不合人性的法律，他也希望能唤醒国家的良心。他深信，政治要改变，文化也必须改变。只有文化被更新，社会未来才有希望。威伯福斯的努力带来了长久的果效，他激励了许多有同样心志的人一起来推动社会和道德的改革。
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有效地说服大众：必须先改变底层的文化，才能在长远的未来改变法律与政府。
自1740年起，100年后英国社会被改变了。数据表明：在1740年销量高达700万加仑的杜松子酒，到1780年已经跌到100万加仑。原来失学严重的贫苦儿童，在1780年开始推动的主日学运动下，到1840年已经有2/3的儿童入学。185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英国的1800万人口中，每个星期天有80%的人会到教堂参加礼拜。
英国历史家恩舍说，要了解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崛起的历史，必须了解那个时期英国的信仰。他说，19世纪的英国商人能赢得“全世界最诚实的商人”的美誉，是因为他们笃信有天堂与地狱。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道德和信仰风气的改变，正是因为有威伯福斯及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改革家，他们成为社会上的光和盐，促使英国的社会文化被更新，进而使英国繁荣富裕起来。
当时，法国大革命采取的是暴力的、去宗教化、急速改革的方式。他们没收了天主教庞大的教产，强迫修女、神父还俗；将法皇路易十六及皇后送上断头台，处决了无数的贵族富商，最后变成暴民政治。结果不但使欧洲燃起遍地烽火，而且最后迎来了另一个封建独裁政权——拿破仑王朝，使民主运动成为一场闹剧与幻影。
相反，英国却在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领导的福音运动下，给整个社会的灵性与道德带来复苏。贫富阶级之间的摩擦因道德的共识得以纾解，社会逐渐迈向和谐。所以，英国的福音运动对英国走上渐进的、良性的社会改革起到重大作用。
一位历史学家说，到了1820年，英国男男女女都自豪地显示出一种使命感，表现出献身的热情。正是这种被基督新教伦理更新后的英国文化，不但规范了社会道德，而且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最终将英国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以赛亚书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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