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成奥斯卡最大赢家，谁是真正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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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10日，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影片《寄生虫》成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以及最佳原创剧本等四项大奖。
这部备受推崇的电影，揭示出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呢？
文 | 小七
《寄生虫》海报
5月30日在韩国上映的影片《寄生虫》，荣获第72届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大奖，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拿下金棕榈大奖。
《寄生虫》甫一开播即在豆瓣获9.3分、IMDB8.6分。导演奉俊昊被大众所熟知，最早是他于2003年执导电影《杀人回忆》。影评人木二卫曾如此评价此片：“个体命运的悲剧和动荡不安的时局完整结合在一起……当最后所有矛头都指向一个人时，希望又瞬间破灭，沮丧之至。” 当然，奉俊昊在社会阶级问题的这一母题的延续性上，最直接的应该是他的前作《雪国列车》。
相对来说，《寄生虫》要表达的是在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做出更深层面的寓言式的探讨。
《寄生虫》讲述了两个身份地位极其悬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饰演的无业游民父亲基泽，让寄托了家人生计希望的大儿子前往IT公司老总朴社长家应聘课外教师。阴差阳错之间，低到尘埃的贫穷的一家4口，与高出天际的富有的一家4口，产生了交集……
这部电影最初不叫《寄生虫》，而叫《誊印》。什么是誊印？按着字面意思，是指一种复制的图印。奉俊昊曾在采访中提到这来源于一个叫“誊印法”（decalmamia，超现实主义技法之一）的艺术概念，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进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种象征与暗示，是符号。所以，理解这部电影，并不只是从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种群体的镜像，是个体的寓言。
很多人诟病电影剧情发展不合逻辑，例如富人的智商集体不在线，等等，却忽视了导演背后的意图。在某种意义上讲，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越能有力地凸显矛盾、差距和讽刺。这也是电影让人绝望的地方，电影中的阶级不只是某些人的江湖，而是所有人的世界。
电影里，穷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为镜像。同样是夫妻，一子一女，却一个在上流世界，一个在最底层的世界。下流人做上流梦，上流人做下流事；另一组镜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穷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里，穷人挣扎在地狱里……奉俊昊在电影中进行平行剪辑，使两个空间发生的事件互相交织。
这种镜像只看到了差别，而非本质上的相同。圣经中以上帝视角所展现的人的镜像，首先需要从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论你是穷人或富人，在本质上都是有着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质上有差异的不同物种。
电影剧照
电影里，用一些核心词来诠释“寄生”，那就是自我为中心建构的“界限”。出于爱而设置的界限是一种保护，如马路上的斑马线、红绿灯；人和上帝之间有绝对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诉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于爱而设的界限。而不恰当的越界，可以理解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轻人寄生于父母；婚内的出轨行为是把本属于夫妻间的盟约之爱，寄生于第三者。当人只出于个人好恶，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界限时，界限就成了一种灾难和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影片中，导演大量使用了“阶梯”这个符号，强调顶端与底层的对比和界限。电影中，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隔着一道陡峭的阶梯。阶梯上面是宽阔的豪宅，下面是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狱……
导演甚至在电影的某些构图上，借用玻璃的对角线分割强调阶层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过对角线拍醒富人妻子，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区域。
富人爸爸也屡次提到越界。他开除年轻司机，愤怒的原因不是司机乱搞，而是司机没有在自己的座位上搞，偏偏越界到后排属于他的座位上。面对越界，富人爸爸想表达的是：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气、礼貌，但我们不是朋友，你是被剥削的阶级。
导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础上，选择了画面上看不到的，却深入骨髓的“气味”来表达越界。电影中气味是非常重要的诱因，承载了下层人对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带有天然的贬低色彩，让你想到贫穷、困窘、底层和不干净。如电影中那间半地下室，不见光、通风不畅、空气像发了霉一般，也正如绿皮火车，怎么打扫都不干净的带着气味的卫生间。
它就像局限在某种界限下的烙印，如一个人的思维模式、生活习惯等。你能洗掉衣服上的汗味，却洗不掉已经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气味。电影中，生活于底层的一家人，虽然改造并包装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场暴雨就能将他们打回原型。阶级差异才是如影随形的屈辱印记。
电影中的气味既划分了底层和上流的界限，也作为一个导火索，造成了影片最后的暴力反转。气味之所以难以防范，随时在上演越界过线的行为，是因为它弥漫飘散到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导演奉俊昊在颁奖现场
随处可寻的界限下，谁才是真正的寄生虫？富人？穷人？
导演的用意并非只是简单的仇富，因为所选富人的角色并不是韩国财阀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导演在此抛出一个新命题——究竟是谁病了？
电影中的富人以为，他们的宽容和大度，是对穷人的恩赐。在其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对穷人的鄙夷，而穷人早就看透了这种伪善；电影中穷人可怜巴巴的背后，是市侩、奸滑和算计。他们找到各种借口，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开脱，比如，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钱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皱都烫平了……
但是，电影最后仇杀冲突的开始，并非是穷人和富人，而是发生在两个穷人家庭之间。除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互害，还有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互害。他们成为彼此眼中的寄生虫，彼此厌弃，最终化为血雨腥风。
电影中，有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富人全家一直认为挂在墙上的是小孩子画的自画像，但画中却是孩子所画住在“底层世界”的鬼和寄生虫。它与全家福放在一起。导演借此传达一个核心思想：两个世界“互为寄生虫”。底层与上层世界，在本质上毫无差别。
谁才是真正的“寄生虫”？其实，真正的寄生虫，是人的恶。这恶正如电影中的地下迷宫，自带转角，永无尽头。这种恶共同存在于富人和穷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达。富人强调守住特权和界限，穷人想越过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连电影最后，儿子幻想买房子释放父亲，象征阶层的拥抱，象征希望和答案。
但是，这只能是幻想，没有答案。人之恶，正如电影中的“石头”，电影说它是“甩不开的石头粘着我”，这隐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有人身上或许都会产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疯狂和焦虑，但所有人都强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渊。
奉俊昊说：“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反映TA所处的时代。”电影只是一种艺术手段，它只是把个体命运和社会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现给观众，它没有能力去解决如此尖锐的社会问题。
但现实往往比电影更让人绝望，人生的无奈是无出路的叹息。因为有时，固有的被恶禁锢，就再无法打开。这种隔阂和深渊的凝视的无力，正如鲁迅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圣经里记载了一个“升级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约拿的故事。亚述帝国杀戮以色列人，上帝却让先知约拿向他们传福音，对于一个如此爱国的先知，这绝对是不可跨越的界限，“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参《约拿书》1:3）。面对界限，约拿选择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约拿经历了风浪，被人扔进海中，被迫在鱼腹里生活了3日。上岸的约拿，仍不太情愿地走向了尼尼微城。当尼尼微人听到福音而悔改时，圣经如此描写约拿的反应：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书》4:1-4）
约拿不但暴怒，还指控上帝是邪恶的，还当场求死！提摩太·凯勒在《诸神的面具》中写道：“因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为义，所以很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文化与阶层特色比别人的优越，但是这种自然的倾向，却为福音所抑制。”
约拿
约拿的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上帝挑战带着民族优越感的约拿，同时也给出了最终的答案。上帝的回应是——你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情，但是我却爱他们。“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4:10-13）
凯勒牧师在《生活中的偶像》中指出：“几个世纪之后，有一个人说他就是那最终极的约拿(参《马太福音》12:39-41)。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离开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适的环境，为了要来服侍那些不仅可能会伤害，而且必定会伤害他的人；然而为了要拯救他们，他不只向他们传道，更为他们牺牲了性命……约拿只是看起来好像会死在鱼腹中，但耶稣却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复活了。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约拿的神迹’(参《马太福音》12:39)……约拿是被丢到风暴中的海里，而耶稣则是上了十字架最终极的风暴……”
上帝暗示约拿，他会用一种约拿不愿意的方式，去爱这座强大却失落的城市；耶稣基督则在福音里，借着成为真正越界的“约拿”，来完成爱的委身。
世界的规则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上帝却“道成肉身”“越界”成为卑微的人。影片名为《寄生虫》，或多或少有阶级歧视的意味，但圣经中有一处记载着：“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诗篇》22:6）很明显，这指向了受难的基督。他因着爱，赋予我们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怜恤，才能成为这世界的答案，也成为《寄生虫》最终的出路和亮光。这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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