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邀文章：中国古代人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人类学学报》2021, Vol. 40, Issue (02): 165-180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1.0016

摘要：近10年来，中国古代人骨遗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迅猛发展，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已完全超越了上世纪以人种类型分析为主的情况。这些研究涉及到古代人群的演化、古代疾病与健康、文化习俗相关的骨骼异常、骨骼功能适应、古人口学等多个领域，并积累了一批重要的古代人群体质人类学数据。这些研究工作丰富了我们对东亚地区全新世人群演化历史的认识，体现了多学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对我国近10年来全新世古代人骨材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人体骨骼学；形态特征；适应；进化

1.前 言

古代人类生物遗存研究是体质人类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自长谷部言人、步达生等对中国出土人骨进行研究以来，这一领域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1, 2]}。作为古代人类生物遗存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材料，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人骨和牙齿承载着过去人类体质演化的重要信息，是了解古代人群发展演化历史、生活行为方式、健康营养状况的最关键资料。因研究侧重点不同，亦有学者将古代人骨材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称为考古人类学、人体骨骼学或人类骨骼考古学^[3]。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骨材料的积累和研究深入，古人体质状况的研究工作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并渐趋成熟，最重要的进展体现在颅面形态的人种类型研究上。进入21世纪以后，古代人骨的体质人学研究呈爆发增长态势，表现为研究材料和领域的迅速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注重材料考古背景的多学科研究等各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人群演化、古病理研究、骨骼和牙齿功能分析、古人口学研究、基础体质数据等几个方面，对近10年来古代人骨遗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所涉及的主要是全新世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古代人骨和牙齿的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对其进行评述和展望。不涉及化石人类、现生人类体质的活体研究、人骨同位素分析以及古DNA研究等其他重要的体质人类学及相关领域。

2.中国古代人群演化的研究

人类体质多样性一直是体质人类学研究史中最重要主题之一，在体质人类学早期研究历史中表现为人种学研究。虽然分子生物学方法已经成为讨论人群间遗传差异和演化历史的重要方法，但通过头骨和牙齿形态来推断古代人群间生物距离，进而探讨人群交流演化历史仍是体质人类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2.1 头骨形态与中国古代种族

随着古代人群头骨形态数据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不同时期中国古人颅面形态进行归纳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面特征的南、北差异以及北方内部的区域性差别，商周时期殷人与周人体质类型及其起源研究等都是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4]。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朱泓等学者把中国古代人群种族类型细化为古中原、古华北、古东北、古西北、古华南及古蒙古高原等几个基本古代种族类型^[5-9]。古代人种类型学框架的建立极大促进了对中国古代人群颅面形态类型在时空分布上的认识，并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之后大批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人群依据其头骨形态特征被划分到这些不同的类型当中。

古代居民头骨形态所积累的大量基础数据，支撑了区域性古代族群发展演化历史的研究。除了华北腹地出土古代头骨形态研究之外，人群交融冲突最为频繁的北方边疆地区进展最为瞩目，如西北地区的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代种族研究等。这些研究在分析颅面形态的同时也强调人骨的考古背景，关注于人骨体质数据与考古材料、古文献、古DNA及稳定同位素等科技考古信息结合，对人骨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中不同族群间的可能性关联进行探讨，探索东胡、鲜卑、匈奴、契丹、山戎、蒙古等族群的体质特征及起源^[10-12]，体现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因材料保存状况而工作受限的中国南方及西藏地区，人骨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人骨研究^[13]以及那曲布塔雄曲青铜时代人骨的发现^[14]，填补了西藏地区古代人骨研究的空白，对揭示青藏高原人群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同属高原地带的云南^[15-20]、四川^[21]等西南地区古代人群在头骨整体形态上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样性，分别表现出与南亚、北亚、古中原等人种类型不同的相似性和混合度。这种多样性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易形成隔离的高原山区环境有关。

在人骨常保存不佳的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有重要的发现和研究，如奇和洞^[22]、鲤鱼墩^[23]、高庙^[24]、广富林^[25]、蒋庄的人骨研究^[26]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南方古人群颅面形态整体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与南亚蒙古人群或古华南类型的相似程度，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变异度。西南、华南地处东亚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人群演化历史同北方一样非常复杂而重要，需要更多的工作来探讨。

2.2 头骨与牙齿的非测量特征研究

头骨和牙齿的非测量特征也经常用于人群间遗传关系的探讨。由于非测量特征表现多样、发生复杂，不同类型特征在遗传关系判断中的含义仍缺少充分评估，加之数据积累、观察标准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应用。

头骨非测量特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工作是谭婧泽对中国北方19个古代人群1578具遗骨的61项颅骨特征的分析^[27]。通过对特征的检验，筛选出副下颌孔、腭圆枕、下颌圆枕、缝外乳突孔、眶下孔缝共5项在中国不同时代的人群中具有最大差异性的性状，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人群的首选颅骨非连续性特征，并根据非测量特征的分析对19个古代人群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判断。贺乐天也通过人字点小骨、顶切迹骨、星点小骨、枕乳缝间骨、鼓板开裂、额中缝、眶上孔等7项头骨非测量数据探索甘青地区与周边人群的亲缘远近，发现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的起源可能受到了中原地区人群基因流的影响^[28]。

牙齿的形态特征要比头骨更常用于群体间关系的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牙齿形态主要受遗传控制，另一方面也由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牙齿人类学系统（ASUDAS）的广泛应用使特征记录更为标准化。近年来的古代牙齿形态分析中，都较普遍使用了ASUDAS来对形态进行标准化记录，并通过与相关人群的对比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29-32]。牙齿非测量特征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化。刘武对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中出现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从更长的时空尺度探讨一个牙齿特征的演化^[33]。牙齿形态虽然通常认为受遗传控制比较显著，但仍缺少足够的遗传学验证。但已有研究开始讨论牙齿形态特征的遗传基础，证实遗传变异EDARV370A 是东亚铲形门齿这一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并指示东亚现代人群所具有的铲形门齿特征可能是更新世晚期以后进化的产物^[34]。

非测量特征的研究在项目观察的标准化，特征含义的评估上仍存在较大的工作空间。

2.3 人群演化研究的新探索

古代、现代居民体质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现代人种类型的形成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用现代人种标准去划分古代居民体质类型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35]。这是对中国古代居民种族类型进行划分的认识基础，古代种族概念提出的本身就有“演化”的观念包含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古代种族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探索和揭示全新世以来中国现代人群形成、分化、迁徙、融合的历史过程。但也有一部分头骨形态研究将种族类型视为静态概念、将种族分类作为最终研究目标，忽略了其被提出时所蕴含的“演化”思想，未能展示人群演化的复杂过程。

有学者对头骨形态静态类型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指出在这种静态理念下的研究缺乏群体遗传和数量遗传学的理论框架，较少从时间和空间尺度对一个地理区域的人群历史进行综合研究，讨论人群交流时也忽视了对群体内部变异的讨论^[28]。虽然目前的工作仍较侧重于单一遗址的人骨分析，但在这些新思考之下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关注于区域性的人群演化过程，或大时空范围内体质整体演化趋势。吴秀杰对19个新石器时代和15现代人群的颅面形态变异进行分析^[36]，探讨了新石器时代南、北人群存在头骨形态变异，发现颅面形态从新石器到现代存在着头骨变低、面和鼻变狭、眶变得更窄更高等一系列微演化趋势。张银运也对中国大陆古代和现代人群头骨中所具有的赤道人种、欧洲人种特征进行检测，发现了大空间尺度上旧大陆人群基因交流的线索^[37-39]。

新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形态测量分析的某些局限，促进了人群演化历史的研究，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贺乐天在群体遗传学理论方法的框架下，利用遗传分化指数F_st、遗传距离分析核验殷墟出土人骨的种系分组和人群结构^[40]。分析表明殷墟中小墓标本与本地新石器晚期人群有更近遗传关系，而西北岗祭祀坑人骨则与夏商时期黄河中下游居民遗传关系较近，同时还包含了来自内蒙古长城地带、甘青地区以及北方之外的个体，但并未受到欧洲及大洋洲人群影响。她也通过定量遗传分析和几何形态测量对河湟地区人群演化历史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深入讨论^[41]。崔娅铭应用三维几何形态学方法比较东亚、非洲、澳洲等不同人群额骨和中面部骨骼形态的差异，发现形态差异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群间遗传距离和人群历史^[42]。类似方法也用于枕骨的形态分析中^[43]。唐鲲等通过面部软组织高密度三维形态来探讨人群间差异，对人骨的三维结构分析也有重要借鉴意义^[44]。此外，牙齿表面形态以及釉牙本质界的几何形态与遗传非常紧密，其精确二维或三维形状分析在探讨不同人群间关系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45, 46]}。这些研究在理念和方法上都较以往有了重要突破，为未来工作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分子生物学虽属不同研究领域，但在古代人群演化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松村博文根据包括中国材料在内的亚洲89个古代和现代人群头骨形态学分析，提出关于东亚与东南亚古老人群的“两层假说”^[47]。两层人群分别是以狩猎采集经济和屈肢葬为特点的东南亚人群以及从事农业经济的东亚人群，后者迁徙南下并与当地居民混合，同时表现出农业经济的扩散。付巧妹等则通过大规模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类基因组分析，探源中国南、北方人群的演化历程，发现东亚主体人群演化的连续性是主旋律，并对“两层假说”和东亚南方人群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看法^{[48, 49]}。崔银秋、王传超、宁超等学者对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古人基因组研究，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东亚人群数千年的起源、迁徙和融合历史^{[50, 51]}。头骨形态精确数据及古DNA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对重建中国古代人群发展演化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张雅军结合头骨大体形态、古DNA以及考古证据探讨西藏阿里地区人群的来源^[13]，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项代表性工作。

3.古代疾病、健康及骨骼异常

3.1 古病理研究

古病理研究通过考察古代人类生物遗存的病理异常，探讨古代疾病的发生、表现及原因，不但对于医学史，对于了解古代营养健康状况以及背后的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方面也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我国早期的古病理研究包括对牙病、传染性疾病、创伤等进行的研究，但真正受到广泛重视并迅猛发展是最近10年。在疾病的种类、病理诊断技术、流行病学分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古病理数据的解释上，非常关注古人的生活方式、生计模式、自然环境以及考古与历史文化背景，据此进行全面的、多学科的探讨和解释，在广义的背景下去解读古代疾病的发生及其样式，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3.1.1 古代生存压力状况

生存压力状况直接影响古代人群整体健康并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是古病理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最受关注的骨骼生存压力指征是眶顶筛孔样病变和颅骨多孔性骨肥厚，并已有了越来越多的数据积累。其他生存压力指征也开始受到关注，包括炎症、骨关节病、牙釉质发育不全等。

骨骼非特异性炎症除了常见的长骨骨膜炎的观察分析之外^{[52, 53]}，还包括了上颌窦炎^[54]、乳突炎等研究^[55]。骨关节疾病作为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可以反映关节的功能负荷，因与职业或社会劳动分工的紧密联系而受关注。候侃对赤峰兴隆沟遗址出土椎骨的退行性关节病和黄韧带骨化进行生物考古学研究^[56]、张桦对晚商时期殷墟的骨关节病与劳动分工关系的探讨^[57]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釉质发育不全反映了未成年较早阶段的生存压力，在很多古病理分析中都有涉及^[57-61]。由于牙齿发育的节律性，线性釉质发育不全在牙面上的位置可以指示压力事件发生的时间，从而可以对压力周期进行评估^[61]，提供了生存压力更为细节的信息。此外未成年个体颅内异常病变也被用于探讨生存压力^[62]。

在数据积累的基础上，一些系统性、区域性生存压力及综合健康状况的对比分析得以开展。王明辉结合贫血、口腔疾病、关节疾病以及身高等生理参数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健康状况的演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探索^[63]。孙蕾对河南龙山晚期若干代表性人群的营养健康进行评估^[64]。张桦则综合了多项病理指征，对晚商居民系统压力状况与商代社会发展及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59, 65]}。

3.1.2 牙齿疾病

由于样本量较大、病理诊断相对明确，牙齿疾病一直是古病理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龋齿与生业经济尤其是植物性食物的摄入、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密切的关联。较丰富的数据支撑起一些重要的区域性研究，如张旭对内蒙古中南部先秦两汉时期人群龋病流行病学样式与生业模式关系的研究^[66]，发现龋病在农业经济人群中患病率最高，农牧兼营的人群居次并存在较大的变异范围，渔猎采集经济或游牧人群患病率最低。

牙齿生前脱落、牙髓炎、根尖脓肿、釉质发育不全、牙结石和牙周病等也是常见的观察内容。这些疾病或病征常被综合用于评估古代人群的口腔健康状况。张桦对华北地区采集渔猎、畜牧业、农业等不同生计模式人群口腔整体健康状况的表现和差异进行了评估^[67]。Okazaki也比较了河南郑韩故城东周居民与土城子戍边军士的口腔健康状况^[68]。两研究都发现中原农业发达人群口腔健康的整体状况要差于边疆地区，推测与碳水化合物类饮食有关。

3.1.3 创伤

创伤与运动行为、生活方式或暴力冲突有较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尤其对于北方边疆地区这一环境生态脆弱、人群交流频繁地区的创伤情况有了较多的分析，关注于社会发展变革或古环境变迁与创伤发生的关系。

在华北地区，张群对内蒙古井沟子人骨创伤进行分析^[69]。对其中箭头射伤个体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观察，结合镞的形制对冲突人群的族群归属进行了探讨，是古病理学与考古学综合研究的一个范例。北京延庆军都山畜牧业人群^[70]、甘肃磨沟齐家文化人骨的创伤^[71]，也都表现出不同暴力创伤类型和创伤发生时间。在新疆地区，圣金店、加依、洋海等几个青铜早铁时期人群暴力性创伤发生情况被观察统计，并探讨暴力冲突来源。詹小雅对新疆小山口墓地早期铁器时代的男性头骨穿孔成因的分析，对头骨穿孔的诊断、鉴别诊断提出了有益的思考^[72]。

除群体研究外，周亚威等报道了一例发现于安徽六安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墓葬的斩首案例。该墓葬出土人骨缺少头骨，在颈椎后部和掌骨存在多处创伤。结合考古文献资料推断，这具人骨可能是一位被斩首的楚国将军。通过砍痕及其顺序可以重建行刑的过程，是中国第一个经详细报道的斩首骨骼证据^[73]，为了解军事史、法制史提供了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实证。

综合不同时代居民的创伤研究数据，中国古代人群创伤无论在性别年龄偏好还是创伤发生部位及时间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表现出多样化的创伤古病理模式^[70]，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群不同的社会文化进程、冲突和生活行为方式，为探索人群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学者从医疗和疾病护理的生物考古学视角来研究创伤，通过识别和解释个体残疾经历及相关健康护理行为来了解过去社会^[74]，进一步拓宽了创伤研究的视野。

3.1.4 其他个案研究

目前我国古病理研究仍主要以单一遗址的人骨分析为主。除了少数疾病外，很多病征尚无法支撑起古代群体的流行病学比较分析。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古病理研究个案，不仅对体质人类学、生物考古学、医疗史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也为未来的群体分析做了重要准备。这些研究包括新石器时代双槐树和洄沟遗址的难产死亡案例^{[75, 76]}、新疆尼勒克和宁夏石砚子的肿瘤病例^{[77, 78]}、郑州东赵的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案例^[79]以及梅毒、软骨发育不全等病例。所探讨古代疾病的种类明显多样化，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人健康状况的认识。

中国出土人骨虽然材料丰富，但古病理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疾病诊断的标准化、数据积累等方面都还处在初始阶段。相对而言，欧美学者主导的探讨万年以来人类疾病史和健康状况的“全球健康史项目”已经开展了有20余年的历史。而今这一项目亚洲模块的数据收集、管理、研究工作也已经开始，相关工作会对推动中国古病理研究发挥重要意义^[80]。中国的古病理研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

3.2 文化行为相关的骨骼异常

头骨变形、人工拔牙、开颅术、缠足等习俗所造成的体质异常，本身就是文化或人类行为的结果，也受到很多关注。

头骨人工变形在世界各地都有长久的历史。在中国以山东大汶口新石器居民的枕骨变形最广为人知。赵永生等对大汶口古代居民枕部人工变形的演变和表现进行了总结^[81]，并对这一文化现象的传播及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迁徙进行了探讨^[82]。山东以外的东北、新疆等地也发现有新的人工变形材料。新疆伊犁等地的变形材料呈现出与华北地区不同的样式^{[83, 84]}。东北红山文化人骨中也存在类似华北的枕骨人工变形现象^[85]。而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现了较多不同样式的人工变形，不但出现时间早而且延续时间长达7000年^[86]。倪喜军报道了另外一例哈尔滨采集的距今1.1万年的成年男性变形头骨，其样式也与华北新石器时代单纯枕部变形不同^[87]。这些新发现的变形材料对于了解头骨变形在东亚以及美洲地区的起源和发展有重要价值。

继韩康信对中国远古开颅手术进行过系统研究以来，近年又有一批新的开颅材料报道。Dittmar报道了一例磨沟出土的男性开颅个体，或与巫术仪式有关而非医疗为目的^[88]。此外还有新疆尼勒克别特巴斯陶早铁时代开颅案例^[89]、河南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人骨的枕部开颅案例^[90]等。迄今中国开颅术的案例已经在新疆、山东、河南、青海、甘肃、东北等多个地区被发现。

明清时期女性缠足现象虽广为人知，但对应的骨骼形态变化尚缺少系统性的研究。赵永生、李法军、张全超、Berger等学者对山东、天津、西安等地明清代墓葬中女性缠足畸形个体进行观察，总结了缠足畸形在骨骼形态上的特点^[91-94]，使我们对缠足相关的骨骼形态及病理改变有了更系统的认识。

4.骨骼形态与功能适应

骨骼形态因功能状况发生适应性改建而产生相应形态变化，形态与功能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通过分析骨骼形态结构随力学环境而变化的过程，进而探讨骨骼功能状况，是了解古代人类运动、行为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近年来取得较大发展，以四肢长骨、牙齿及颌骨的功能状况分析最受关注。

4.1 长骨形态与功能

传统的长骨功能状况分析是通过线性测量，以肱骨粗壮指数、股骨粗壮指数、股骨嵴指数等若干参数来评估长骨形态，进而探讨性别差异、劳动分工、社会地位及经济形态影响等重要议题^[95-98]。这类传统的形态测量方法简便、快捷，但也存在对功能状况的反映不够精细等局限。

长骨的生物力学分析将长骨简化为力学中的梁模型，通过各项力学参数的计算可以更客观的反映骨骼功能，是探讨功能适应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骨干不同部位截面的面积、惯性矩、截面模量等参数，可以更好分析长骨对抗拉伸、弯曲、扭转等不同类型载荷的能力，经标准化后也可方便的进行群体间比较。北京军都山古代畜牧业人群股骨的生物力学分析表明，随时代发展男性的股骨功能及所反映流动性呈下降趋势，而女性流动性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与生计方式的发展变化有关，为了解古代畜牧业人群行为及生业模式演变提供了细节信息^{[99, 100]}。李法军对华南古人类肢骨的生物力学参数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和生业方式下进行了多人群的对比。这些华南史前人群在诸多骨骼力学参数上与已知狩猎采集人群最为相似，与农业定居型人群则存在显著差异，为探讨华南史前人群的生活行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101, 102]}。

各项力学参数是通过骨干断面的二维形状计算而得。类似的，几何形态测量也以二维形状为分析目标，基于坐标点数据来量化形状特征，同样被应用于长骨功能的比较。魏偏偏等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获取土城子古代人群和现代人股骨干不同部位的断面轮廓，通过几何形态测量分析股骨形态左右不对称性及与生活状态、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103]。力学分析和几何形态测量，都以长骨断面形状为研究对象，突破了传统测量方法的某些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长骨断面的形态分析通常只涉及少数部位断面的形态特征，且在假设骨质密度、激素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比较，仍然是一个简化的模型。邢松、魏偏偏等学者尝试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完善和发展。他们在高精度CT扫描的基础上，利用形态示量图将不同人群长骨干骨密质厚度、密度分布进行二维可视化展示和分析，揭示中国全新世不同农业人群肱骨骨干骨密质厚度在分布上的变化^[104]。形态示量图这种新方法结合传统线性测量、几何形态、生物力学的综合分析，可以提供长骨形态和功能更丰富、全面的信息，已较好的应用在化石材料的研究中^{[105, 106]}。

长骨功能分析在以往是一个相对受忽略的研究领域。但骨骼功能状况与古人运动行为、获取资源的方式、生存环境，乃至劳动分工、社会分层和复杂化、文明起源等都有较紧密的联系。这些新探索和新方法，在古代肢骨功能研究中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长骨的非测量特征同样有助于功能状况的分析。长骨的一些形态变异可能与日常生活习惯、姿势有关，如蹲踞面、跪踞面等。长期跪坐的习惯，会导致跖趾关节更易形成跪踞面及退行关节炎样改变^[65]，赵永生对商代人骨上的跪踞面进行了目前最为系统的阐述^[107]。此外，长期蹲坐所形成的踝关节上的蹲踞面也有一些个案分析^{[108, 109]}。这些与功能适应性相关的骨骼形态变异对于了解其功能行为习惯有重要价值^[110]。

除此之外，作为运动系统的一部分，肌肉、肌腱附着于骨骼相应位置的形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骨骼功能。有学者开始尝试对不同骨骼肌肉、肌腱附着位点的形态变化进行观察，讨论其与功能之间的关系^{[92, 111, 112]}，也是一个较新的探索领域。

4.2 牙齿磨耗与功能

口颌系统是除长骨以外功能分析最受关注的部位。尤其是牙齿作为人体唯一与环境直接接触的硬组织，其磨耗及功能情况常被用于探讨古人的饮食构成。研究表明中国古代人群牙齿磨耗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时代和地区性差异^[113-120]：新疆青铜-早铁时期古人类牙齿磨耗常较重，与艰苦的生存环境、坚硬的食物或牙齿的工具使用等情况有关；华南史前人类牙齿磨耗也较严重，是其渔猎、采集经济生活方式的结果；牙齿磨耗程度的时代变化则最突出表现在秦汉以后显著变轻^[121]。牙齿磨耗的人群间差异是食物结构及经济模式、生存环境、食物加工方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牙齿磨耗样式也是一个重要研究角度。臼齿磨耗面倾斜角度被认为与经济形态相关。张全超尝试利用臼齿颊、舌侧半磨耗程度的差异对新疆加依墓地居民磨耗面倾斜程度进行量化比较，推断其较为倾斜的臼齿磨耗面可能与特殊咀嚼习惯有关^[116]。

牙齿磨耗的大体形态受年龄影响显著，加之人类的杂食性及多样化的食物加工技术而使相关研究面临较大挑战。牙齿微痕对于口腔功能状况分析是另一个重要的视角。国内学者已开始尝试通过牙齿表面微痕的种类、数量、比例关系来分析先民食物结构^[122-124]。综合牙齿大体磨耗、微磨耗以及同属口颌系统的颌骨、颞下颌关节的形态及异常^[125]，会弥补单一研究视角的不足，提供关于古人咀嚼功能和食物构成的更全面信息。这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潜力可以发掘。

5.古人口学研究

古人口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因其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而广受关注。古人口研究借鉴了现代人口学的方法，通过静止人口模型、简略生命表等推算古人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规模等重要参数，为探索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26]。

古代出土人骨资料的性别年龄结构常与现代人口有较大差异，不同学者对其原因进行过探讨。Bocquet-Appel对古人口学的抨击^[127]以及Wood提出的人骨悖论^[128]等都对古人口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候侃是首位将人骨悖论等理论问题系统介绍到国内的学者^[129]，引起了学界对“人骨材料代表性”等问题的关注。他还尝试利用30岁以上个体与5岁以上个体数之比来对江苏兴化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古人群的生率进行估算，发现其人口的生育水平较高^[130]。李楠将“区域模型生命表”引入古人口学研究，基于现代人口学模型对大甸子墓地婴幼儿组和高龄组死亡人数进行调整，重新估算人口预期寿命^[131]；她还对陕西周原西周时期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了全面估算和评价^[132]。这些新的探索，代表了中国古人口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古人口构成也被用于哈民忙哈房址内的大量埋葬人骨灾难成因的探讨^[133]，对瘟疫的发生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的思考。

6.基础解剖数据

近年来的研究工作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古代人群体质数据。除前述已介绍内容外，还包括对二分颧骨^[134]、颞骨乳突后部形态^[135]、眶下孔^[136]、转子间线^[137]的详细观察，以及对下颌测量和非测量特征的分析^{[138, 139]}等。尤其是借助于新技术，对各项解剖结构观察更为细致深入，并拓展出一些新的以前少受关注的项目。如李海军对新疆古代儿童颅骨正面观投影面积的观测^[140]；张亚盟对枕骨形态的细致研究^[43]；张玄利用CT技术对人类颞骨乳突小房的系统分析^[141]等。

在牙齿特征方面，邢松、周蜜等学者利用数字摄影和图像分析技术对中国不同时代和地区古人臼齿齿冠及齿尖基底面积进行测量，量化了齿尖之间的大小关系，为人群形成与分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牙齿人类学证据^{[142, 143]}。Micro-CT、等离子体光谱等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对古人根管形态^{[144, 145]}、牙釉质厚度、密度、微量元素含量等特征^{[146, 147]}有了更丰富的了解。这些数据可为未来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7.展望

7.1 领域的扩展

中国古代人骨遗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在研究内容的广度上涉及到了人种类型、演化、疾病健康、功能适应、环境适应^[148]、身高体重与体型^[149-152]、古人口学等诸多各不相同的领域，已远远超越上个世纪只以人种类型研究为主的情况。中国相关研究也受到了国际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但仍有一些薄弱的领域需要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骨体质研究都以头骨作为最主要研究对象而相对忽略其他部位，这一情况随躯干四肢骨研究的进展有一定的改善，但仍需进一步加强。从研究材料的性别、年龄偏好看，则仍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重视成年忽略未成年的现象。未成年人骨材料在目前国内研究中几乎是空白。在材料的时代上还存在着重视新石器、商周，轻视秦汉以后人骨的现象，使得中国近一、两千年以来人群演化的体质数据明显欠缺。虽然近年来研究领域得以快速拓展，但在包括女性研究、未成年研究、环境与体质关系、晚近历史时期人骨研究等方面在内，仍有相当多的领域有待深入开拓，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7.2 方法的创新

过去人类体质状况信息的全面提取，取决于各类新方法和技术手段。近年来最具有影响力的进展，多与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有关。数字摄影和影像分析，三维扫描，高精度CT扫描，超景深显微镜及扫描电镜等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得到广泛应用，突破了以往以肉眼观察和线性测量为主的传统研究方式。可以获取骨骼内部结构特征的CT技术已广泛用于获取骨骼牙齿的内、外部细微结构以及病理诊断。几何形态学作为二维、三维形态的定量计算比较工具，在对比分析体质形态特征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人骨信息的全面提取需要对多种技术手段进行整合，例如在判定古代人群间遗传关系时，只有综合了传统头骨形态的观测、群体遗传学及古DNA等多方面信息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方法的整合需要增强人骨研究学者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对话和沟通。古人类学、现生人类体质研究以及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临床医学、法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都对人骨研究方法的创新有重要借鉴意义。目前各领域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阂。不同技术手段下体质数据的标准化采集是对比分析的基础，同样非常重要。更多新研究手段的开拓和应用，会对未来研究工作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7.3 多学科的视角

多数研究都凸显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骨骼的背景对于揭示古人体质状况尤为重要。任何古代人骨材料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考古及环境背景，在古代人骨研究中这些背景信息越发受到重视。从生物-文化-生态的视角来检视古人的体质状况，进而引申出对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等诸多考古学核心问题的探讨，是人类骨骼考古学所最为关注的内容。人像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综合了信息科学、体质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前沿技术^[153]，古病理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一定会借鉴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人群演化的研究更是体现出体质人类学与生物进化理论、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综合，都体现出多学科优势。

基础研究也是多学科的一种体现，需要进一步加强。古代人骨数据常以小样本量为特点、数据却又经常不完整。针对这样的样本特点如何通充分、全面提取体质信息并进行对比，数据的处理非常关键。很多学者开始对计算和统计方法进行探索与检验，如马氏距离的应用及验证^{[111, 154]}、颅骨测量性状差异度的分析^[155]等。几何形态学、群体遗传学及长骨形态的示量图应用等进展，都与数据处理方面的进步相关。这些方面的更深入发展需要与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学者充分合作，目前仍显得能力不足。在最基础的成年人骨年龄鉴定方面，目前仍以误差较大的单一方法鉴定为主，需要向国际先进理念学习，探索适合中国材料的多参数年龄鉴定标准。国人身高、体重的估算也需要细化并加强评估。古病理诊断不仅仅需要借鉴临床医学的成果，如何在没有主诉、病史和各项生化检查的情况下准确进行骨骼古病理诊断，更需要与基础医学工作者合作，加强骨骼自身的组织学、病理学等基础研究。

重建过去人类的演化历史和生活样式是人骨研究的一项关键目标。为了更好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尽可能全面的背景下，综合各类文、理学科的多样视角，加强体质人类学内部不同领域间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合作和国际交流，更多的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而非仅仅做描述性的工作。这是未来进一步提升中国古代人骨遗存体质人类学研究水平的关键。

近十余年来，中国古代人骨遗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取得飞速进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理念、新方法、多学科的研究拓展出很多新研究领域并引申出很多新课题。随着数据的积累，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一定能为探索中国古代人群的体质演化，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做出更多的贡献。

致谢：本文在内容和组织结构上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研究员的很多中肯建议，谨致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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