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那个天真的人

亮晶晶的珠子变成死鱼眼睛，是这片土地上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的故事。这种绞杀在最近三十年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好端端的孩子，送进学校，最终绝大多数都会按部就班地完成这种蜕变，变得世故而自私，麻木又鸡贼，变成符合中国梦出场设置的大国民。

迷恋大一统的国家，权力本身享受这种千人一面的乐趣，一代一代人，被教化地没有表情，没有动作，被教化成沉默而恭顺的羔羊，他们的存在就是开大会的时候鼓鼓掌，需要表忠心的时候爱爱国，然后如此生活三十年，到老去的时候他们再去绞杀下一代，循环往复，千秋万代。

但是每一代人，总会有那么一小撮儿漏网之鱼，拒绝这教化和污染，拒绝沉默和盲从，拒绝交出自己的天真和少年心性，拒绝变成一个统治阶级需要的臭傻逼，总会有人会对着那堵密不通风地墙，理直气壮地问一句：凭什么？

这两天北京大学岳昕同学事件刷屏，其实有时候很难不被体制内的某种愚蠢震惊，一个普通学生对于一起陈年旧案向校方提出信息公开的要求，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合规合法，但北大校方立马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一个普通学生，立马成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敌人，要在大半夜的劳烦老师忍不住关心一下。

最终小事成了事件，堂堂北大，几近没有死角地向人们展示了这座这个国家最高等学府的官僚和市侩，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无比生动和精确的绞杀范本：只要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就是有罪的。

整个事件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这位同学说自己的母亲“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北京大学“忍不住的关心“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能让一个北京中产家庭体面的女主人对着自己的孩子崩溃至此？

而荒谬和魔幻的是，这个姑娘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学校的规定程序一步步来，于是成了什么呢，这个孩子没做错任何事，学校也知道孩子没做错任何事，她的母亲在内心深处恐怕也知道，自己的女儿没做错任何事。

围观者更知道，这个姑娘没做错任何事，当然总会有人世故地说，这完全是孩子的做法，太天真了，太幼稚了。

成人世界拥有着一套心照不宣的运行法则，一切构筑在荒谬之中，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图景。把谎言当成真相，把沉默当作美德，把怯懦当作智慧，每个人既是某种现实的受害者，又不自觉的充当着合谋，在这个越来越让人喘不起来的统治模型里，大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么？

但任何时代的道理都一样，现实越操蛋，天真和幼稚越是一种美德，当权者恐怕是疑惑的，绞尽脑汁管了这快30年，怎么学生还是这么不听话？

这个姑娘说自己每周都等着《南方周末》的日子，让我这个行业里的很多人都想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我当然也不例外。那时候南周还没有涨价，每周四都会跑到学校的报刊亭，买一份报纸，如饥似渴地了解书本里没有的另一个中国。

我的学校在南方，树多花也多，那时候经常找个花坛边的石凳一坐，摊开一份报纸，扎进去，看完之后被蚊虫咬的胳膊腿上全是包。其实有时候会有奇怪的念头，那个时候的蚊子比现在幸福，因为那个时候，血是热的。

现在想，我读书的那几年差不多是中国新闻业回光返照的几年，我在那张报纸上知道了杨佳，知道了唐福珍，知道了钱云会，知道了汶川地震死在豆腐渣工程中的一片又一片的孩子。

年轻人对世界永远有着不合时宜的好奇心，写过很多次，在我20出头的那几年，每个人仿佛都被一种建设新中国的乐观所笼罩，刚刚出现的社交媒体上，人们讨论的是公民社会、宪政中国，这些词语今天看来是如此陌生遥远，但那个时候，真的是信的。

青年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相信”，现在回想，那个时候的真是被一种特别盲目和原始的乐观支配着，相信勇气，相信真相，相信一个更好世界的到来。

后来现实世界狠狠教训了这种乐观，那些给过我们力量的人，死的死，散的散，消失的消失，挫骨扬灰的挫骨扬灰。世界没有变得更好，也不再关心它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冲动，愤怒，无畏，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这些美好的品格渐次在身体中死去，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偶尔想起往事，还是会带着苦笑怀念一下那个懂得“相信”的自己。

我想每一个天真过的人，都是这样渐渐被杀死的。岳昕同学这个事儿，最让人伤心的部分，其实是这件事放到几年前，简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在铁幕缓缓降下的过程中，还有这样的年轻人出现，总会带给有心人一丝慰藉。

有次喝酒，一个朋友说起了被洒到大海里的敏感词，说起了我们横冲直撞的年月，虽然不过几年时间，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纪。后来酒精发挥了作用，朋友开始掉眼泪，一遍遍地问，“值得吗？”

当时我并没有答案，现在想想，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者，一切都不值得，什么都不会更改，但这并不是靠结果衡量的事，终点或许永远到达不了，但出发不会因此失去意义。

人间不至于那么绝望，可能也恰恰源自于此：花儿都会谢的，但总会有花儿再开的。

送大家几朵花，晚安

三天前

三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