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摩登与复旦自由（中）
四、认识变迁的结构
1939年出生的李欧梵，前两次到访上海的经历是这样的。
第一次，1948年，他9岁，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给从前在河南乡村从未见过电灯的他很大震撼，自称留下了可与《子夜》中被吓死的老太爷相比的“精神创伤”。随后他在历史变迁的关头随家庭迁往了台湾。第二次再来上海，已是1981年。这次，他发现：“这个城市比我当年想象的小得多，而且毫无灯火通明的气象，只见到街角阴暗之处对对情侣在搂抱私语，而外滩更是一片幽暗世界。”于是，他引述自己的挚友、本科同班同学白先勇的话说：“上海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
好一个“风华少妇变半老徐娘”！在白先勇、李欧梵等人的眼里，上海是一个可以肆意用男性凝视的眼光和话语对其进行品头论足的女性化的“她者”。仿佛上海这个“她”，一直是对他们的一个引诱，引诱他们君临此地，在孤悬海外的小岛上也魂牵梦萦；可等到他们真正见到上海发现不遂他们愿的时候，便斥之为“人老珠黄”，不像李先生1981年重到上海的时候42岁，正是“男人四十一枝花”的“名士风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怀念的究竟是上海本身，还是以他们的地位能在上海享受的某种生活呢？
从李先生四十年代末随家长出逃，到八十年代初故地重游，中间这段历史的具体内容虽然已经消失于我们记忆的地平线之外（戴锦华老师语）。我们对此感到陌生、不可理解、难以想象。我们对于工人阶级在工厂中的地位变迁以及他们最后被抛出工厂难以理解——他们并非由资本和权力合谋着长期保持暧昧身份的“农民工”，更非1935年夏衍笔下的“包身工”。难道对于他们来说上海的变化也是令人失望的“风华少妇变为半老徐娘”吗？他们所见证的难道也会是这样一种“停滞”的“僵尸”式的上海吗？——这显然是作为四十年代音乐教育家之子的李欧梵和作为桂系军阀白崇禧之子的白先勇所不会去思考的。我们必须承认，上海确实是处在变化当中的，虽然不尽然是以李白二先生所比喻的方式。
当然，这里的区别并不在于“留在上海”与“出逃上海”之间；正像王安忆《长恨歌》里描写的那样，肉身滞留于1949年后的上海的人，如果不曾以主体身份投入历史洪流，同样也可能自我封存，自我木乃伊化；其结果也就同样是如《长恨歌》结尾那样突然在镜子中发现自己其实早已丑陋不堪，成为一个活死人了。事实上，李欧梵与白先勇们的“突然发现破落上海”与王琦瑶式的“突然发现真实自己”构成了一对绝妙的反讽；是“失去的三十年”阻止了“上海摩登”，让上海成为“半老徐娘”，还是在市场逻辑重新归来时，资本主义“文明”的欲望之眼发现了上海摩登的“人老珠黄”？王琦瑶的“衰老”恰恰不是“三十年”的结果，而是拒绝参与“三十年”的结果。
基于上海的种种变迁，本节所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为我们认识变迁提供一个可以凭依的结构。
但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来说，既然像戴锦华老师所说，1949-1979的变迁已经“处在记忆地平线以外”，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这段时间对上海和复旦的意义，那个时期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之前所讲述的建国前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延续，另一方面与今天的状况也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更直接鲜明地决定了今天的上海想象与复旦想象的八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视野。
对这一段变迁，李欧梵先生也有高论，他说：“……我们又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而上海这个城市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这一切的历史变迁，不超过一个世纪，而上海本身的发展更不到30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可谓惊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握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最强音”的推动下，逐渐成为新的国际大都会这段变化？在本文中，我们将把这40年左右的变迁划分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时期和“再政治化的政治”时期。
“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概念是由汪晖老师提出的，他还更进一步识别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殊（以30年前一个季节变换的历史时刻为界），认为80年代处在社会主义后期的延长线上（当然也孕育着新的变化），而90年代则是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时期，具有许多下文即将论及的特征。而在本文中，我们在承认八九十年代重大差异的基础上不对其进行深入探究，而是倾向于将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一个整体，作为近十年来这个与之前差异更大、更明显、也更重要的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称之为“再政治化的政治”）的对照组。
在去政治化时期中，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社会的模式，从“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化为最为活跃的资本活动的中心，从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化成为这种国家的“战略伙伴”和（某些时候的）“竞争对手”，从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不平等的社会转化为“重新阶层化”（请注意，我们按照有关指导思想没有使用“阶级”）的社会。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在政府的强力推导下，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进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大家不会忘记中国和关贸总协定（WTO）的15年艰难谈判和加入之后的喜悦；大家不会忘记我们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外资”和“外企管理经验”的渴求（或许至今还有一些）；大家还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先富起来”的地区，往往是外资最为青睐的，位处于东南沿海“侨乡”；大家更不会忘记，面对台海危机、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时，我国外交上的“韬光养晦”政策。
——千万不要忘记，只有到了下一个时期，这些“韬光养晦”才被纳入民族主义叙事成为“强国”的“卧薪尝胆故事”，所谓卧薪尝胆的叙事，离开了最后的“三千越甲可吞吴”是毫无意义的。
政府强力推动“去政治化的政治”不仅体现在“对外开放”。积极引导经济改革，逐步瓦解阶级政治时期遗留下的种种公有制经济基础；由此产生了国企工人下岗潮，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促进劳动人口流动，为东南沿海城市的资本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来自中西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而他们由于其晦暗不明的身份和极高的流动性，长期不具备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条件；此外还有党章里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若干调整等等。另有一件富有症候性的“小事”：2003年，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也许正暗示我们：“革命”可以被“去政治化”，“历史”也可以，留下“国家”就行。
正是国家主义叙事，成为了“再政治化的政治”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和去政治化时期的分野，目前还不能谈得很明晰，正如汪晖老师在2008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谈到：“90年代（即去政治化的政治时期）的离去需要一个事件作为标记，但也很可能，在这个序幕式的时代与正式的剧情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它成立的标志正是暧昧的绵延。”
虽然是暧昧的，但我们站立在2019年的今天回头看，认为就是汪晖老师写下这句话的2008年最终会在历史上成为意义特殊的一年。
我们指认这个时间是因为两件事：1、国际上美国大规模次贷危机的爆发。冷战结束后，美国世界老大的位置并没有坐热多久，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断出现危机，次贷危机可能是最具有冲击力的一次。而伴随着中国崛起，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相对提振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美国黄金梦碎，也打破了国内各意见领域内自由派“公知”盛行的局面，从那以后至今，“自干五”-“小粉红”等流派慢慢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主导权。2、国内层面的重要事件则是奥运会在北京的盛大举办。2019年的今天我们或许已经忘记，当时的奥运会是一件多么受到全国关注的事情。从申奥筹备以来，“百年奥运梦”的宣传、鸟巢水立方作为北京新地标的长期建设、火炬在全世界传递所遭遇的欧美“反中国”分子的骚扰和我国火炬手们的舍身保护，直至最后由中国大陆最重量级的导演之一张艺谋创作了一场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和科技含量的盛大开幕式（文艺演出的两部分分别名为“灿烂文明”和“辉煌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在2008年8月8日晚间的盛大仪式上的熊熊圣火中，从新的起点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正式启航。
那年还有其他事情被纳入国家主义的叙事结构中，3月份发生在西南某自治区的事件、5月份震惊全国的大地震，都被有意识地叙述为境外力量的敌意和“多难兴邦”式的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对这个祂最终还是会“保佑”的伟大国度的“考验”。
随后的2010年，中国GDP毫无意外地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我们再次进入了一个被命名为“新时代”的时代。它的特点包括：通过反腐重塑自身形象（同时也是加强“治理”能力），重新唤起或改装了许多基层组织（比如基层党组织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近几年的组织力度是2012年之前难以想象的），不断进一步修订完善宪法、党章，外交场合至少在话语层面不断变硬，在南海、南亚和非洲的动作也在不断变多，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构想和实施更是改变国际格局的重要尝试。（更多的则不宜再说，大家要自己多留心。）
而从文化方面来看，许多事情更是切实可感。网络空间里，以“共青团中央”为代表的一些官方主体开始有意识地争夺占领各大宣传阵地，并且效果不能说不好；而以《那年那兔那些事》为代表的新型（粉？）红色文化产品同样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宣传效果，并积聚起了一大批被称为“小粉红”的群体，他们隐隐然把握了舆论的主流，其症候就是近年他们在公共事件时在境外自媒体上的多次“出征”。在这一阶段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涌现了许多大力支持国家主义话语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有的是上一个阶段的自由派公知在中国崛起美国梦碎后实行了转向，也有的是原先的所谓左派在民族国家意识的推动下转变为了“中国模式派”；与之伴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偶见的，不合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的一些言论被举报，或恐惧于被举报而噤若寒蝉的现象。
基于以上种种变化，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时期称为“再政治化的政治”时期，它和“去政治化的政治”时期的分野，我们粗略地锚定为2008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需要说明的是：1、我们不认为这两个时段之间是断裂的关系，毋宁说“再”是“去”发展的必然结果。2、“再”阶段在文化上（经济、政治当然另有征候）的最主要特征如上文所说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在官方有意识地推动下，在舆论领域中取得具有统治力的强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2008年之前就没有民族主义话语或官方就不推动，其区别更主要在于官方推动的力度、对其他话语的更明显限制/打压，以及民族主义话语客观上已经明显占据上风。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们即将回到关于上海和复旦的探讨中。我们不认为以上的陈述是不必要的，因为只有进入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从去政治化的政治到再政治化的政治的认知逻辑，才能理解下文将要叙述的作为具体案例的上海和复旦。
五、去政治化时代的海外输入
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复旦是不存在“自由而无用”这一传统的。这一点，前文之述备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表述出现在什么时候。
经我们简单的考察，“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种表述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最早出现在日月光华BBS用户rilke于1999年9月28日16时52分左右发的帖子：
“很早以前有个朋友说，如果你看见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就自己唱起歌来，那人一定是复旦的。只有复旦才能培养出这样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自由和无用,这似乎是两个很难被联想到一起的概念，但这却是绝佳的组合,几乎是必然的组合…”（粗体为引者所加）
在地球上第一次把复旦和“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的，不见得就是rilke前辈的这句话。从这段文本本身来说，也可以看出，在对复旦的“自由而无用”想象找到这几个汉字作为它的物质承担者以前，这种想象本身早已经弥漫在当时复旦的空气中了。而当这个所指终于找到文本层面的能指将自己以某种据说是“绝佳的组合”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已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组合”——尽管这么美妙的组合来自于一个客观上荒谬至极的逻辑——只有复旦学生会在路上突然唱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通过对你不断进行“思感合一”的暗示，让你用某种神秘主义的感受去排除思考：你不必去思考路上突然唱歌的人与复旦学籍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逻辑关系，你懂我想表达的“那种韵致”，认同我所指认的文化（意识形态）就好，它就是优雅的、美的、反世俗的；而懂得它的你，当然也就是个合格的“复旦人”。
上文我们反复证明过，这种想象在复旦大部分历史中是不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使得这种想象得以可能，并且真的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
这就要进入到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出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阶段。我们刚才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在1999年的网络空间上第一次肉身出现，并不意味着这种想象的第一次出现，而应当意味着这种想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第一次正式稳定成型。而这和我们上一节提出的从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阶段是相契合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想象放在这一背景结构下进行分析。
如上文所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核心特征是官方有意识地要剥除革命政治时期的一些基本范畴，典型的就是阶级与革命。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第三节所努力勾勒出的一个“团结服务牺牲”的“革命复旦”，尽管曾经是历史的真实，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而“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种把小个体抛出大时代仿佛真的可以逃离严肃而危险的“政治”，又隐隐然（也不怎么隐）相对于非复旦的劳碌众生（他们不自由还总怕自己没用）有一种不可言说之优越感的表述，再结合“自由”口号的号召力和“无用”用为褒义带来的语言陌生化效果，以及“灵魂”所体现的超越了凡俗的驳杂世界，如rilke所说，这个组合是如此地“必然”，如此地“绝妙”。
（这个说法也可以帮助自己逃脱现实，因为“不自由还总怕自己没用”事实上也是大部分复旦学生的真实处境，但当他们虔诚而非亵渎调侃地默念咒语时，就会有忘掉此事的神奇功效。）
同时，既然压制了阶级、革命等“土旧过时”的概念，那么就要有新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自由”和“无用”也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问题是，革命政治时期把各种非革命性的要素都压制得很成功，新的源流从哪里来呢？
正如第四节所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时期，除了剥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在政府的强力推导下，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进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于是，新的“去政治化”的要素，则都需要从海外——近的是港台日韩，其宗主则是欧美，尤其美——再重新倒灌进来。这些要素在近现代的历史上都曾经久久盘踞在中国社会尤其上海社会中，这次重新的“引进来”对于许多资本力量来说，宛如胡汉三还乡。
而上海，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理所应当地也成为了迎接这股欧风美雨回潮的桥头堡之一。李欧梵作为外籍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倒是说得坦荡：“这个联系就是资本的全球化，以及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重大政策决定——开发浦东，把大上海打造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因此‘旧上海’的繁华被当作文化资源。......从我的立场来看，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国际金融……”
颇有意思的是，将上海作为一个位于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去打造，心中所想象所对标的那个他者是谁呢？毋庸讳言，是祖国大陆南端的那座城市。1981年那座城市生产了一首名叫“东方之珠”的歌曲，1991年上海兴建了名叫“东方明珠”的电视塔，并在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了上海的（繁华的/市场的/资本的/上等的）地标。再联想到久光百货、港汇恒隆广场、环贸iapm广场、梅龙镇广场、静安嘉里中心、新天地这些由香港富豪注资同时又满载着香港元素的上海购物天堂，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想象和对标，恐怕也并不为过。
但上海香港这出“双城记”，格局其实早经过一轮转换。在整个70年代以前，上海反而是香港向往的“他者”，确证这一想象的肉身体现之一是两次居住于香港的张爱玲，诚如李欧梵所发现的，《沉香屑》中的香港是被置于英国殖民者和中国上海人的双重凝视下的，在张爱玲眼里，同样是殖民阴云笼罩下的地区，香港是没有上海那样的“涵养”的。另一个证据是，香港的文艺作品始终在想象上海。《上海滩》系列这种妇孺皆知的姑且不表，我们细想就能发现，在素称文艺小众的王家卫电影里（虽然已经不显得小众了），上海人的形象一直是王导的一个兴趣点（譬如《阿飞正传》中张国荣的养母）；另一位也有“文艺”之名的导演关锦鹏则拍摄了本文之前所提及过的电影《阮玲玉》，以及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上海与香港之间相互想象的转换，其背后是资本涌动的转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具有魔力的，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想象中的黄金天堂，洗掉自己身上的一切血污。
在这里，李欧梵先生又毫无隐瞒地向我们展示了他坦荡的观点（国内学者往往不敢/不好意思这么说）：
“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引进中国，消费主义已成了新兴的‘小资’阶级的必需品，而政府的政策也是迈向现代化的‘小康’社会。换言之，资本主义现象已经被默认，而三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恰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开始植根的时代。所以目前的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各区的领导，非但要重视三十年代的繁华，而且更有以过之，在浦东和其他重要地点大兴土木，竞盖高楼大厦。现在的浦东已凌驾当年的外滩，这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怀旧’两个字，但是事实俱在：创造一种物质文化气氛和消费行为，已是既定的政策。”（粗体为引者所加）
而回到复旦，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的文化之子，复旦自然也需要一股海外的伟力来注入“国际气息”。谢希德先生担任校长期间（1983-1988），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稳步提升外派交流比例之外，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无疑是里根总统1984年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
“五年前，中国去国外的留学生还只不过几百名，而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学者和学生已达两万多名，其中一半以上到美国学习。
……美国的富布莱特奖学金拨给中国的资金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美国人民热爱自由，也愿意为维护别人的自由而战斗，而献身。
……上海是一座学术之城、知识之城。上海历来是你们通向西方之窗……（长江）经上海流入东海，东海同太平洋汇合，太平洋波涛汹涌，直达美国西海岸。
……但愿我们一帆风顺，永远生活在友谊与和平之中。”
（引自中译稿，未与英文原稿核对，特此说明。）
那时，距离美苏冷战正式落幕还有7年。复旦产生“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种种要素的暗中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去政治化”时代的上海，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复旦，由世界最强大因而也是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首脑来亲自助力的。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时代，从氤氲在上海和校园中多年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到1999年在校内BBS上以一个完全没有逻辑的文本被表达出来，这之间难道能说决不是一个不绝如缕的连贯的过程吗？
这个表述一经成型之后，在微信、QQ、知乎、豆瓣等平台，和rilke前辈一样的许多用户依旧在对这个想象进行再生产，直至2011年的毕业典礼，时任复旦校长杨玉良正式以此为题作毕业致辞，并将其意涵进行了官方解读，以“思想学术和生活观念自由”来解自由，以“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和“无用之用”来解无用。于是这个想象在官方推动下得以正式被镌刻成为一条“民间校训”。在反复的宣传中，这条简单的短语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复旦形象，这个架空的形象一进入人们的话语，就源源不断地诱导着对其本身的接受和实践，最终仿佛“发掘”出一直以来被可恶的“政治话语”掩埋的复旦传统，复旦也仿佛由此重获了遗失的本质——自由而无用，大学不就本该是这样吗？
去政治化的过程使得上海的革命历史、阶级斗争历史成为了博物馆的景观，而因此被挖空的上海则需要一种新的填充，于是一个“摩登”的上海被从上海的无数个侧面里抽取出来，获得了虚假的传统性和历史连续性。同样，正如我们回溯复旦“自由而无用”的形象时发现，这只是一个萌芽30多年，正式诞生20年，得到带有规定性的正式认可刚刚8年的小传统，但依然不妨碍我们能在脑中形成具有“和摩登上海相互依托的自由而无用传统”的复旦想象。
其实我们之前所引述的《复旦人周报》“你如何想象上海，就如何想象复旦”的观点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正确的：复旦想象的变迁确实和上海想象的变迁紧紧相依。不过这二者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运动的，而不是某种恒定不变的“优雅”或“尊贵”。
经过五节的论述，我们终于可以抛出我们本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去政治化的政治（后冷战-后革命）时代的复旦形象、上海形象，有选择性地询唤了单质的片面的“上海摩登”，这种询唤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单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拣选和重构，其实质并非历史真实的“重新发现”，而是今天上海与复旦现状所决定的一种神话镜像。——或者不妨说，假如今天的上海和复旦是另一种形象，它就又可能会为自己询唤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伟大传统”了。
正如李欧梵自己所说：“我对老上海的心情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的想象重构。”
而这也暗示着我们，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并非没有政治，这个偏正结构的短语，其中心词依然是“政治”，只不过要把自己做成是“自由”“真实”“客观”的样子。这种话语的流行，不仅假装消解掉了政治生活与政治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封存了许多变革现状的实践运动的可能性。
然而去政治化的政治阶段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它必然会将我们导向下一个阶段。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进入对再政治化的政治阶段“自由而无用”的探讨。
中篇参考资料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8.
李欧梵：《上海摩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