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 中国可以在美国被起诉索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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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那么，什么是“主权豁免”？在当下州与州之间互相告、州政府告联邦政府的大环境下，对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的意义又有多大呢？今天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
2020年3月12日，总部在迈阿密的柏曼法律集团（Berman Law Group）代表五名原告，就其在新冠疫情里所受损害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当初追诉金额是十几亿美元，到4月20日，已经有超过万人委托这家律所进行追诉，索赔金额也到达6兆美元。
柏曼两兄弟是公司合伙人
5月1号，应该是美国弗罗里达州南方地区法院就此案召开庭前会议（INITIAL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CONFERENCE）的日子。查查案件的网站记录，法庭已在4月23日决定把庭前会议推迟到2020年9月4日。
柏曼律所在4月8日又代表所有在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对中国政府发起了第二宗起诉。
4月21日，密苏里州也对中国政府发起诉讼。这是第一个对中国就新冠疫情发起诉讼的美国州政府。
2019年9月 密苏里州检察长Eric Schmitt 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门口发表讲话。
许多人很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主权国家可以在美国成为被告吗？
在例外情况下，可以。
为了避免主权国家之间陷入无谓的法律纠纷，美国1976年颁布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各个级政府和国家机构不受美国法院管辖。但是该法也列出了六种例外情况。柏曼律所援引就是其中1605(a)(2)条，大意是因为被告方的隐瞒或者被告方公务人员、雇员行使自身职能时造成美国境内财物损失、人身伤害，不适用FSIA。拥有美国数个联邦巡回法庭律师执照的耿婷律师认为，主权豁免例外侵权（torts) 和失职（negligence)将是建立法院管辖权的关键。
FSIA是否适用，最后要由美国国务院来判定。比如八十年代很轰动的湖广铁路债券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刚刚建交，美国公民杰克逊就拿着大清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来要求赔偿，地方法院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判了中国支付四千万美元。中国政府当然不能答应，但是美中交往又不能因此刹车，而美国政府也有意抹过此事，美国务院出面调停后重新判决，原告败诉。再次上诉后依然败诉。
清朝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署名。
聪明的你要说， 被告政府不应诉就完了嘛，睬它都傻。
美国的朋友让我别瞎操心了，可以查查目前美国有多少州在互相告，有多少州在告联邦政府，这实在是美国社会生活里很常见的事情。大多数被告恐怕懒得理，看一眼都算输，回应太给脸了。
大部分被告政府根本不会搭理。因为即使法庭做出判决也无力执行。
但是，当被告政府在美国有资产、资产被冻结且美国政府正在与之进行外交战时，形势就不一样了。
1985年，美联社战地记者特瑞.安德森在贝鲁特被真主党组织绑架，关到1991年底才获释。1999年，他起诉资助绑架他组织的伊朗政府，索赔1亿美金。安德森运气很好，克林顿政府正好冻结了一批伊朗在美资产。2002年，安德森获得2600万美元赔偿，就来自这批冻结资产。
1991年12月4日，Terry A. Anderson 被释
2016年，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瑞扎伊安起诉伊朗政府。他被伊朗监禁、折磨18个月，据说是伊朗方面为交换囚犯而准备的筹码。当时法律专家就说瑞扎伊安拿到赔偿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专注伊朗核武问题，也不太可能用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赔偿。
Jason Rezaian 获释后和妻子出席约翰克里关于新闻自由的演讲
果然，2019年，美国地方法院判决伊朗政府赔偿瑞扎伊安1.8亿美元，但是伊朗方面拒绝赔偿。赔偿依然停留在纸上。
具体到眼下的追诉，美国法律专家颇有几个公开表示此举不会成功。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Stephen Carter早就说这事不太靠谱。
主权豁免原则让外国政府免于在美国被起诉。最近这几起追诉恐怕还是为共和党11月的总统大选服务。我们看到许多右翼人士追着中国不放，是为了要遮掩美国政府自身的失误。
——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Tom Ginsburg
“如果美国政府真心要追究责任，那就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提起起诉。美国法庭对这一类案件没有民事司法权。”
——加州大学国际法教授Chimène Keitner
“中国政府和其他所有国家政府一样有豁免权，要绕过这一点会相当困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学教授Donald Rothwell
一些在海外执业的华人 律师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指出诉讼的不可行。
美国和中国都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这就意味着，在美国起诉的原告须将传票和诉状寄送至中国政府。中国指定司法部具体负责于其他国家的文书送达事宜。
中国不仅送达主体单一，而且送达程序复杂。送达主体单一指的是送达权力专属于法院，送达程序繁琐是指外国请求中国送达司法文书时，须依公约或条约，先将文书送达至中国司法部，再由司法部转交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转交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再根据情况指定相关的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如遇送达不成功的情形，则须将文书按照原路返回。如此一来，不仅送达的时间过长，难度也大大增强。
试想一下，本案中Berman 律师事务所起诉中国政府，送达文书时需要走完以上每一步流程，只要在任何一步中国的政府机关拒绝接收，中国政府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本案的被告。根据国际法中的国家豁免原则，中国可以拒绝签收来自于美国法庭的送达。如果送达不成立案件，也就无法继续向下进行。如果美国法院强行违反国际法，而对中国政府进行及相关当事人进行缺席判决，该判决也无法在中国得到执行。而按照以往的经验，起诉中国政府，送达文书的成功率几乎为0。
---美国乔治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法学博士，美国执业律师程绍明
既然如此，追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大口子的撕开都是从小口子开始。
柏曼法律集团负责此案的人叫Jeremy Alters, 他的职位很奇怪，叫“首席战略师”（Chief Firm Strategist），在公司他个人简介页面上，大段大段讲了多少丰功伟绩，打赢多少官司，为客户赢得多少赔偿后，就开始讲“人生最大的成功是当父亲，多么为子女自豪。。” 页面最下方一行小字：“Jeremy Alters是被取消律师资格的非律师雇员。”
最下面一行的小字
被取消律师资格（disbarred）是美国对律师惩戒里最重的一种，意味着被取消律师资格者不能再对外宣示他们是律师，不得再从事法律执业活动。一般是律师有很严重的不轨行为甚至 犯罪行为，地方律师协会才会下这样的重手。
赶紧查查他为什么被撤销律师资格。Jeremy Alters在2009-2010年之间，非法从前公司的信托基金账户上转移出两百多万美元到公司运营账户。2011年12月，他的执业资格被紧急停止，法院在2012年恢复了他的执业资格，地方律师协会又向法庭提出新的控诉，告Jeremy Alters违反了六项律师执业准则。而Jeremy Alters最终在2018年被彻底取消执业资格。
2018年被取消律师资格的Alters
没有律师资格的他在柏曼集团继续如鱼得水。在这宗起诉中国政府案件里，最初的五个原告里排名第一的叫Logan Alters, Jeremy Alters 在个人介绍里讲了，我的孩子 Logan, Dawson and Cameron 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
Logan Alters 是Jeremy Alters的长子，现年21岁
现在孩子和工作融为一体了。
从身边的人开始，逐步收集原告，范围不限于本州、本国，立足世界。在Jeremy Alters的活动下，1000名澳大利亚居民也被加入起诉名单里，此为滚雪球法。
很多媒体都报道柏曼集团的起诉得到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老牌政客乔拜登的弟弟，弗兰克.拜登的背书。这个背书也值老钱了。柏曼集团网站显示，弗兰克.拜登是该公司的顾问
弗兰克.拜登是柏曼集团的高级顾问
弗兰克拜登一般被认为是乔拜登的政治负资产。美国保守媒体《Washington Examiner》绘声绘色地爆过弗兰克拜登的黑料。1999年，弗兰克拜登43岁的时候，和一位25岁的朋友深夜酒后开车。他怂恿开车的小朋友“快点”，在限速30迈的公路上开到80迈，就撞死了一个过街的行人 。目击证人说在撞上人后拜登还让司机“继续开”。司机拒绝了，下车步行。死者是一位单身父亲，正要去接孩子。因为他没走人行道，最后司机和死者都负部分责任。
死者家属也告弗兰克拜登，弗兰克拜登为了躲避诉讼就从佛罗里达搬到了加州，还剩下一堆电费和账单不还。法院虽然裁决弗兰克拜登赔偿死者两个女儿每人27.5万美元，以及每年10%利息的滞纳金。到现在为止她们一分钱没拿到，这笔欠账已逾百万。
弗兰克拜登也是厚颜到相当程度了，他公开说：“我的姓可是一笔巨额资产”（ “a tremendous asset” ），因为“我们家出了名地会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以上就是关于柏曼公司诉中国案相关人士的一些情况。3月24日，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和密苏里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同时在参众两院提出决议案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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