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美国各大城市出现的凶杀案越来越多地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凶案发生的呢？跟疫情有关系吗? 这种情况会一直恶化下去吗？
就好像新冠疫情还不够要命似的，美国人还在自相残杀。最近打开电视收看本地新闻时你可能会有一种糟透了的感觉，美国似乎正处于新一波凶杀浪潮之中——从纽约到芝加哥再到明尼阿波利斯，莫不如此。数据支持了这种直观感受：至少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凶杀事件显著上升。但是由于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没有良好的统计数据，尚不清楚这是全国性现象的一部分，还是只限于城市中心。更让人困惑的是，虽然凶杀案多了，但其他类型的犯罪，包括总体暴力犯罪，在许多相同的城市中都有所下降。这一增长也不足以抹去美国数十年来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的成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犯罪活动一直在稳步下降。即使是那些凶杀案增长的城市，总体上也比几年前更安全了。但凶杀案增加仍然令人担忧。如何解释凶杀案增加呢？一些专家认为与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和后续抗议有关——这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警察可能会消极怠工，社区可能会更加不信任警方，因此导致暴力蔓延。其他人则将原因归咎于经济低迷。另一个潜在因素是今年枪支购买大幅增加。还有一些人认为，长时间闷在家里、闲极无聊，也会令一些人开始制造麻烦。不光是今年的现象费解，事实上在刑事司法领域，很多现象都没法归因。想想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直线下降，对于背后的原因，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解释。哪怕拥有了最充分的证据、最好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从治安管理的变化到铅暴露水平下降，再到电子游戏让青少年远离暴力犯罪，不一而足。面对长达数十年的现象，仍然难以给出一个清清楚楚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当前的趋势时，也不应急于给出确切理由，将复杂的问题归于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人。更何况，今年的问题在于由于新冠疫情，一切都很特殊。“2020年是一个极端偏离基线的年份——极端偏离，”耶鲁大学法学院司法合作实验室的创始主任特蕾西·米雷斯(Tracey Meares)说。从犯罪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数据分析师那里，可以很好地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在犯罪和暴力方面发生了什么：主要城市凶杀案确实在上升。不过这些研究涵盖的都是城市数据，因此要等到2021年的联邦报告，才能看到其他地方的数字。首先是美国刑事司法委员会(Council on CriminalJustice)截至今年6月的报告，报道调查了美国27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范围从纽约到辛辛那提。研究者想要寻找“结构性突变”，也就是犯罪情况跟前几年相比有没有出现突兀的增加或减少。他们发现：第一，自2020年5月底和6月开始，凶杀和严重攻击行为的结构性突变现象增加；第二，自新冠疫情开始，抢劫行为的结构性突变现象增加。但在枪支袭击和家庭暴力方面，数据没有显著变化，尽管后者的数据有限。其他种类的犯罪，包括盗窃和毒品犯罪，呈下降趋势。以下是凶杀案增幅的曲线图，芝加哥、费城和密尔沃基的凶杀案增幅最高。这张图表显示了从2017年到2020年的每周谋杀率，有很多数据点，在疫情之后有几个点，显示了一个可能的峰值。此外，犯罪分析师杰夫·阿舍(Jeff Asher)对23个大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凶杀案急剧上升，升幅高达23%，而其他类型的犯罪似乎有所下降。另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戴维·阿布拉姆斯(David Abrams)等人建立了一个名为城市犯罪统计(City Crime Stats)的网站。他们的分析跟阿舍的存在不同，阿舍着眼于2019年至2020年的变化，但城市犯罪统计数据是将26个主要城市2020年的犯罪趋势与5年基线进行了对比。用这种方法能看出，许多城市，凶杀案看来确实有显著上升，但也有一些城市各类犯罪都呈下降趋势。以纽约市为例，能看出今年的凶杀案增长率（红线）在一些时段高于5年基线（灰色线和阴影）：但每个城市都有很大的不同。纽约、丹佛、明尼阿波里斯、费城是凶杀案的高发区，或者出现了大幅增长。奥斯汀、巴尔的摩、波士顿和辛辛那提都符合历史趋势，或者实际上是下降的。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是2020年独有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一系列的当地因素可以影响不同种类的犯罪。尽管如此，这三组数据足以得出一些结论：至少在美国主要城市，今年夏天的凶杀案总体上有所上升——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显著上升。但其他类型的犯罪，包括整体暴力犯罪并没有上升，实际上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有所下降。从5月底开始，主要城市的入室盗窃案也出现了短暂的激增，这种增长非常短暂，而且仅限于一些特定城市，专家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一些“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周边发生的骚乱和趁火打劫。正如阿舍在推特上指出的那样，谋杀和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出现了这种割裂是很奇怪的：“暴力犯罪和谋杀通常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它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拉得如此之大。”犯罪学家们推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部分犯罪没有向当地警察部门提交的报告。由于今年人们被困在家里，政府运作又一度陷入停滞，家庭暴力、或者涉及毒品及盗窃财产这类较低级别的犯罪或许未及时上报。而与此同时，很难对一个死人视而不见，因此无论如何都需要报警。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凶杀率一直被用作暴力犯罪的整体指标：它比其他犯罪指标更可靠。换句话说，今年其他类型的犯罪也有可能有所上升，只不过报案率较低而已。专家们对此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释，尽管他们反复强调，这些相关性都无法构成因果关系：1) 疫情惹的祸：今年很不寻常，许多人被迫呆在家里，生活在对一种新的致命病毒的恐惧中。这可能会导致各种专家们无法理解且不可预测的行为发生。2) 去警察化导致了更多的暴力：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枪杀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2015年巴尔的摩警察杀害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美国出现过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警察暴行浪潮，之后一些城市的警察退缩了，要么是担心任何积极的警务行为会引火烧身，要么是对抗议活动的反抗议。虽然抗议者对警察打击犯罪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更充分的警务活动确实能减少犯罪。一些专家表示，针对抗议活动的去警察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事件。3) 缺乏对警方的信任导致更多的暴力：一些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不是因为警力减少导致暴力增加，而是因为也许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警察的信任，因此更多依靠街头正义来解决纠纷。4) 更多的枪支导致更多的枪支暴力：今年疫情初起时，出于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心，枪支购买大幅增加。正如研究一次又一次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枪支意味着更多的枪支暴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初步研究已经得出结论，今年5月份，购买枪支导致的枪支暴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凶杀案增加。5) 不堪重负的医院导致更多的死亡：对于凶杀案上升，而暴力犯罪率持平的一个解释是，今年的暴力犯罪比以往更加致命。由于新冠疫情，美国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这可能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高效的救治——这增加了今年暴力犯罪受害者死亡的几率。6) 游手好闲导致更多的暴力：许多人已经厌倦了——各种娱乐场所都关门了，学校和夏令营也在关门中，数百万人失业了。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更多的犯罪和暴力。7) 糟糕的经济导致更多的暴力事件：经济不景气可能使得一些人采取绝望的行动来维持生计。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产品和顾客枯竭会令地下毒品市场更加混乱。萧条的经济也导致地方和州政府的社会支持资金减少，而这些援助本可以让人们摆脱困境。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更多的犯罪和暴力。一个乐观的猜测是，也许还没等我们弄明白今年的凶杀案高企的缘由，这种趋势就会消退。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2005年和2006年凶杀率曾短暂上升，在2014年创下历史新低后，到了2015年和2016年凶杀率再次飙升，之后又一次回落。在这两个例子中，凶杀案的上升实际上都是昙花一现，美国在过去30年里犯罪率的总体趋势仍然是在往下走。也许在今年结束后，犯罪和暴力的趋势同样会回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即使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一些城市的凶杀案激增，但有一些策略可能有助于在短期内打击犯罪——比如在犯罪热点地区部署警察（鉴于目前围绕警务的政治气候，这么做需要更加审慎），以支持和惩罚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威慑社区中少数参与暴力的人，以及在暴力似乎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使用平民居间调停。这些都是纽约市自7月份开始做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所以疫情不平息，很多行动都没法贯彻。刑事司法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社区减少暴力的方法需要人们面对面交流沟通；疫情一个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后果是，社交距离对高危人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除了疫情之外，如果社区的大部分人不信任警察，警方在打击犯罪时会遇到更多麻烦。专家们说，简而言之，警察至少应该向他们所服务的社区表明，他们理解人们的担忧，并将改变警察的部署和攻击方式。否则，反对警察的抗议很有可能会持续爆发。今年夏天确实令人不安，疫情没有平息的迹象，抗议活动仍在持续，部分城市的暴力犯罪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无可救药，暴力犯罪是非常本地化的行为，与帮派、毒品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芝加哥，虽然人们印象里这是一个枪支犯罪泛滥的城市，但凶杀害集中在该市8%的人口普查区内，这意味着对于几乎每个人来说，你听说的犯罪都发生在别处，而不是自家所在的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