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女权倡导者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于周五在她位于华盛顿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在晚年，金斯伯格成为了年轻一代不可思议的文化偶像。2018年12月，在对她最近一次摔倒造成的肋骨骨折进行的后续检查中，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两个小肿瘤。1999年，金斯伯格战胜了结肠癌，10年后又战胜了早期胰腺癌。2014年，她接受了冠状动脉支架治疗。金斯伯格大法官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100磅，多年来一直有人在评论她脆弱的外表。但她事实上非常强韧，经常和一位教练一起锻炼，这位教练出版过一本书，介绍他这位著名客户异常强悍的锻炼方法。她在年过七旬后还继续骑马，甚至玩滑翔伞。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金斯伯格度过了自己的80岁生日和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20周年纪念日。对于要求她退休以给民主党总统提名继任者的呼声，她不以为然。她说，“只要我能全力做好这份工作”，她就会留下来。她有时还会补充说，“这届之后还会有一位总统，我希望这位总统会是个好总统。”2006年1月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退休时，金斯伯格一度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她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作为唯一的女法官的那些年是“最糟糕的时期”。“对公众来说，进入法庭的画面是八名男性，体格都还算健硕，然后这个小女人坐在一旁。这对公众来说不是一个好形象。”最终，奥巴马提名的另外两名女性也加入了她的阵营：2009年提名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2010年提名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2010年，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退休，由卡根接替。金斯伯格成为四大自由派法官阵营中的资深成员和事实上的领导人，这个阵营由三名女性大法官和斯蒂芬·G.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大法官组成。除非他们能赢得第五票——在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大法官2018年退休之前，在极少的判例中站在他们这边——否则这四个人常常在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最高法院成为少数派。随着最高法院进一步向右倾斜，金斯伯格大法官尖锐而有力的反对意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学院学生莎娜·尼克尼克(Shana Knizhnik)将她命名为“臭名昭著的R.B.G”，这个名字是由著名说唱歌手“臭名昭著的B.I.G”的名字改编而来的，B.I.G和金斯伯格一样，都是在布鲁克林出生。很快，金斯伯格的名字和她的形象——她的表情平静而严肃，黑色法官袍上装饰着镶褶边的花边衣领，她的眼睛被超大的眼镜框住，头上戴着一顶俏皮的金色王冠——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年轻女性把这个形象纹在手臂上；女孩子们在万圣节穿着R.B.G.的法官袍。2015年，伊林·卡蒙(Irin Carmon)和尼兹尼克(Knizhnik)合著的传记《臭名昭著的RBG：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生平与时代》(Notorious RBG: The Life and Times of Ruth Bader Ginsburg)在出版后第二天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年，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也推出了一本针对儿童的金斯伯格传记，书名为《我持不同意见》(I Dissent)。2018年夏天，一部关于她生活的纪录片出人意料地登上了票房排行榜。同年圣诞节，一部关于她的首起性别歧视案件的好莱坞传记片上映。在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当选总统后，对金斯伯格的推崇日盛。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金斯伯格大法官曾轻率地在一次采访中称川普为“骗子”。（她后来说，她的评论“欠考虑”。）学者们一直在寻找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戴利亚·里斯维克(Dahlia Lithwick)2019年初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如今，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妇女影响力、真实性、尊严和话语权的典范，她们将耄耋之年的法官视为对未来希望的化身。”1993年6月，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这位说话温和的法官。她珍视同僚关系，并且与联邦上诉法院的保守派同事结下深厚的友情，这让一些女权主义领导人私下里担心总统选错了人。克林顿先生选择她接替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的拜伦·R.怀特(Byron R. White)大法官。七周后，参议院以9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她的提名，结束了最高法院民主党任命的枯竭期，上一次任命，还得追溯到26年前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提名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担任大法官的时候。这样的选择不免有些巧合，因为露丝·金斯伯格偶尔会被一些人称为女权运动中的瑟古德·马歇尔，这些人记得她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诉讼律师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女权项目的负责人。而马歇尔在年轻时也曾为反对种族隔离做了类似的工作。1993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露丝·金斯伯格来到最高法院担任初级法官。她之前曾站在最高法院法官席的另一边，为那些即将成为法律里程碑的案件辩护。从1973年到1978年，她向法院提交了6个案件，赢了5个。她的目标——说服最高法院第14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保证不仅适用于种族歧视，也适用于性别歧视——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目标。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下的最高法院，以在各种宪法层面做出自由派裁决而闻名，但从未承认性别歧视是一个宪法问题。她对爱达荷州一项法律的挑战取得了成功，该法律规定在管理地产时，男性优先于女性，该州辩称，这种做法是基于男性对商业世界更熟悉（Reed v. Reed，1971年)。她还有一个案子挑战了一项军事规定，该规定不允许女性军人的丈夫享有与男性士兵的妻子一样的福利，理由是男性不太可能是受抚养的配偶（Frontiero v. Richardson, 1973）。另一个案件挑战了社会保障规定，该规定假定妻子在赚钱养家方面并不重要，因此剥夺了鳏夫的遗属抚恤金（Weinberger v. Wiesenfeld, 1975）。和她挑选的其他几起案件一样，这个案子的原告也是一名男性。斯蒂芬·威森菲尔德(Stephen Wiesenfeld)的妻子宝拉(Paula)死于难产，他希望领取抚恤金，这样他就可以留在家里抚养他们的孩子杰森。在最高法院胜诉后，金斯伯格仍与威森菲尔德一家保持联系，1998年，她前往佛罗里达，参与主持杰森的婚礼。2014年，在宝拉去世42年后，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主持了她曾经的客户斯蒂芬的第二次婚礼仪式。1996年，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她写下了法院的7-1意见，宣布列克星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in Lexington)的全男性招生政策违宪，这是她个人胜利的时刻。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曾辩称，它通过具有挑战性的课程教育年轻男性成为公民士兵的“对抗性”方法不适合年轻女性。迫于法律压力，该州为女性设立了另一所军事学院——不那么严格，而且明显缺乏强大的校友网络，而这种校友网给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大的优势。在金斯伯格大法官任期内这项最重要的意见中，她煞费苦心地阐明，宪法并不要求忽视所有性别差异。“我们已经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内在差异仍然值得欣赏，”她写道，“但这并不是贬低任何一种性别的成员，也不是人为地限制个人的机会。”她强调，任何差别待遇都不应“使妇女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1997年，在华盛顿向女性律师协会(Women’s Bar Association)发表演讲时，金斯伯格讲述了自己如何受到了奥康纳大法官的启发。在担任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初期，奥康纳法官曾写过一份多数票意见，命令密西西比州的一所全是女性的州立护理学校招收男性学生，并警告人们不要对男性和女性的定位使用“陈旧和刻板的观念”。这两位大法官年龄相差3岁，她们是第一代进入法律行业最高职位的女性，而法律行业当时基本上不欢迎她们。奥康纳大法官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但她得到的只是一份秘书工作。金斯伯格大法官是哈佛法学院552名学生中的九名女性之一，她的教授、也是后来法学院院长艾伯特·萨克斯(Albert Sacks)教授推荐她担任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Justice Frankfurter)大法官的法律助理，在推荐信中说，“这位女士非常沉着冷静”，“她的思想和性格品质会使她成为法律助理时最吸引你的人”。从未雇用过女性的大法官拒绝邀请这位明星学生参加面试。她们共同的生活经历令这两位女性拥有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似乎越来越强烈，尽管她们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对平权行动和联邦制等重要领域的观点截然相反，尽管她们的出身非常不同：一个是西南牧场主的女儿，另一个是布鲁克林出生的俄罗斯犹太人的女儿。露丝的父亲内森·巴德(Nathan Bader)在13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纽约。她的母亲西莉亚·安斯特(Celia Amster)则是在一家人移民美国四个月后出生的。露丝出生于1933年3月15日，她出生时的名字是琼·露丝，童年时的昵称是琪琪。她在布鲁克林的弗拉特布什(Flatbush)社区长大，基本上是家中的独生女；她的姐姐在6岁时死于脑膜炎，当时露丝14个月大。这个家族拥有几家小型零售店，包括一家皮草店和一家帽子店。经济条件从来都不充裕。她的母亲西莉亚智力出众，15岁时就从高中毕业，但没能上大学；她的家人把她送去曼哈顿的服装工厂工作，这样她的哥哥就可以去上康奈尔大学。她对女儿有很高的期望，但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们实现。露丝刚读高一时，她被查出患有宫颈癌。1950年，47岁的西莉亚在女儿高中毕业的前一天去世。露丝因此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她的老师给她带来了许多奖章和奖品。1993年6月14日，当金斯伯格与克林顿站在玫瑰园，聆听她的最高法院提名时，她向母亲表达了敬意，这段话让总统感动落泪。她说：“我祈祷，如果母亲生活在一个女性可以追求抱负和志向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女儿和儿子一样获得珍视的时代，她也能取得我的这些成就。”露丝拿着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在她大一的时候，她遇到了大二的马丁·金斯伯格(Martin Ginsburg)。对17岁的露丝来说，这是一见钟情。“他是我见过的唯一在乎我有头脑的男孩，”她后来经常这样说。到她大三的时候，他们订了婚，1954年在她毕业后他们结婚了。他们一生都是浪漫而知性的伙伴。从表面上看，两人恰恰相反。她沉默寡言，字斟句酌，句子之间停顿的时间长得让一些谈话伙伴感到不安，而他却是一个热情健谈的人，经常自嘲，随时抛出一个笑话。尽管如此，对于所有知道他们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关系的深度，以及他们将家庭和事业视为共同事业的承诺都是显而易见的。婚后，这对夫妇先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市落脚。马丁上大学时曾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服役，他将在附近的希尔堡(Fort Sill)担任两年军官。露丝在当地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了一份政府工作，得到了一个GS-5级公务员索偿审核员的职位，但当她通知人事处她怀孕的消息时，这份工作邀请被收回了。她被告知，孕妇不能去接受必要的培训。她接受了GS-2的低级打字员工作。她的传记作家简·谢荣·德哈特(Jane Sherron De Hart)在《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一生》(Ruth Bader Ginsburg: A Life, 2018)中写道，这位年轻的妻子、未来的女权主义偶像“把这件事解释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直到多年后，露丝·金斯伯格才将挑战限制女性机会的种种假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此后两人都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这对夫妇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法学院读三年级时，金斯伯格得知自己患上了侵袭性睾丸癌，并接受了放疗。预后很差，他很少能去上课。其他学生为他做笔记，金斯伯格在自己上课和照顾女儿的同时，还要整理笔记并帮助他学习。他恢复了健康，按时毕业。即使在最好的时代，哈佛法学院对女性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教职工中没有女性。在金斯伯格入学的第一年，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邀请班上的九名女性共进晚餐，盘问她们每个人，问她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挤掉一个男人本应有的名额，进入这所学校。露丝结结巴巴地回答：因为她丈夫要当律师，所以她想了解他的工作。当她丈夫在纽约得到一份工作时，金斯伯格问哈佛校方，她是否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最后一年，同时拿到哈佛大学的学位。她的申请被拒绝了，于是她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并列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哥大的学位。1972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哥伦比亚法学院终身教职的女性。2011年，哈佛大学授予她荣誉学位，同年的另一位荣誉学位获得者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用歌声向她致敬。金斯伯格是一位歌剧爱好者，她称这是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之一。马丁·金斯伯格是一名非常成功的税务律师，后来成为他妻子最大的支持者。1980年，总统吉米·卡特任命金斯伯格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法官，马丁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利润丰厚的纽约律师业务，和妻子一起搬到了华盛顿。13年后，他在幕后大力游说，希望任命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定居华盛顿后，马丁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学院教税法。他也是一位美食家，为家里做饭，后来还为妻子烘焙美味佳肴，与法庭上的同事分享。而露斯自己是个糟糕的厨师，孩子们甚至不许她进厨房。金斯伯格夫妇住在水门附近的一套复式公寓里，紧挨着JFK表演艺术中心(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他们经常在那里观看歌剧和芭蕾舞。2010年，78岁的他死于癌症，56年婚姻就此画上句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在一个黄色的便条纸上手写了一封信。“我最亲爱的露丝，”信开头写道。“除了父母、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之外，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几乎是从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见面的那天起，我就崇拜你、爱慕你，”他还说，“看着你一步步走到法律世界的顶端，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我将爱你，永不停歇。”在马丁去世的第二天，露丝·金斯伯格站在大法官席上，朗读一份她撰写的重要意见书。她说，她站在这里，是因为“马丁会希望我这么做。”他们育有两个子女，简(Jane)现在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知识产权法教授，詹姆斯(James)则定居芝加哥，是古典音乐录音制作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金斯伯格没有收到任何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邀请。她在之后两年里为联邦地区法官埃德蒙德·L.帕尔米耶里(Edmund L. Palmieri)当助理。帕尔米耶里是在她的导师杰拉尔德·冈瑟教授(Gerald Gunther)威胁说如果他不接收她，从此他不会再给他介绍一个学生后，才同意聘用她的。之后金斯伯格回到哥伦比亚，从事一个有关民事诉讼的比较法项目。这个项目要求她学习瑞典语，并在瑞典呆上一段时间。女权主义在瑞典蓬勃发展，一本女权主义杂志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金斯伯格的注意。“我们应该停止喋喋不休地谈论女性的双重角色，”编辑伊娃·莫伯格(Eva Moberg)写道。“男人和女人都有一个主要的角色，那就是做人。”1963年至1970年期间，金斯伯格撰写了一篇关于瑞典民法的论文以及其他十几篇文章和书籍，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领先著作。但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果之外，她在瑞典那段时间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令这位年轻的律师亲身观察到了一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等更知名的法学院不愿聘用她之后，1963年，她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Law School)找到了一份教职，成为该学院的第二位女性教师。事实上，当时美国所有法学院的女性教师人数加起来还不到24人。她的第二个孩子詹姆斯比妹妹小九岁，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她一度套上了婆婆的大号衣服以掩饰自己怀孕，这个法子果然奏效；在生孩子之前，她的合同得以续签。除了教书，她还志愿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新泽西州的下属机构处理歧视案件，其中包括爱达荷州的房地产管理者案，这最终成为她在最高法院的第一场胜利。她在该案中提交的88页的陈述书列出了法律强化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所有方式，并以“祖母陈述书”(grandmother brief)的名称在法律史上闻名。1972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创建了一个女权项目并聘请金斯伯格担任首任董事。与此同时，她离开罗格斯大学，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正是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她实施了最高法院的诉讼策略，以说服法官们，官方基于性别的歧视是一种宪法层面的伤害。金斯伯格在挑选受害者为男性的案件时，显然是在试图为大法官们提供一份他们容易消化的案件大餐：为什么仅仅因为男性是男性，就不能像女性那样得到慷慨的对待？她也喜欢社会保障案，因为这些案件说明了性别歧视如何会令男女两性都遭到伤害。但对金斯伯格来说，这事关更深层次、更激进的东西。她的目标是将男女从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并利用宪法来撼动国家维持和执行这些领域的基础架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丧偶的父亲会成为完美原告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会赢得法官的同情，令他们相信他所主张的政府福利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还因为他能打开法庭的视野，让人们认为到照顾孩子的职责不应该由性别来决定，也不应专属于女性。许多关注金斯伯格诉讼生涯的人对她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时期温和的投票记录感到惊讶。金斯伯格于1980年加入该法院。有时，她与包括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和罗伯特·博克(Robert H. Bork)等法官在内的保守派法官相处时，似乎要比与包括帕特里夏·沃尔德(Patricia M. Wald)在内的自由派同事更自在。于2016年去世的斯卡利亚是金斯伯格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的立场虽然常常相左，但几十年来相处极睦，并且拥有对歌剧同样的热爱。事实上，金斯伯格法官作为一个司法克制自由主义者的反常角色，源自于这样一种深刻的信念：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司法部门应该与其他部门合作，而不是寻求强加一个没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最终决定。这就是她批评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案的原因。罗伊诉韦德案是最高法院1973年的一项决定，确立了宪法赋予堕胎的权利。尽管她本人明确支持堕胎权，但她表示，最高法院如果能发布一个狭隘而非全面的裁决，让各州有能力在不禁止堕胎的情况下自行监管堕胎，结果会更好。1993年，在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几个月前，她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讲时，批评该裁决“导致了长期的分歧，推迟了该问题的稳定解决。”纽约大学的演讲令一些妇女团体和堕胎权利组织的领导人深感震惊，当怀特法官在1993年3月宣布他将很快离开最高法院时，其中一些人暗中游说反对提名金斯伯格。首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林顿在法官和政治人物中进行了一场痛苦的公开搜寻，原本总统似乎选择了美国波士顿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但布雷耶刚刚骑车摔了一跤，肋骨骨折，十分痛苦，面试进行得并不顺利。与此同时，马丁一直在敦促纽约州资深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向总统施压。克林顿起初并不情愿，他对莫伊尼汉抱怨说，“那些女人都反对她。”但在6月13日与金斯伯格进行了90分钟的私下会晤后，总统做出了决定。他在那天晚上11点33分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她是他的选择。克林顿在第二天的宣布仪式上说：“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她将能够成为最高法院建立共识的力量。”事实证明，这一任命非常受欢迎，1993年8月3日，她在参议院最保守的三名共和党人——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俄克拉荷马州的唐·尼克尔斯(Don Nickles)和新罕布什尔州的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C. Smith)——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得到了确认。金斯伯格法官谨慎地提出她的意见，包括多数派和反对派的意见。她的意见书构思严密，陈述句直截了当，尽量少用行话。她有时说，她是在康奈尔大学师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学习文学时受到启发而注意写作的。不过，最受关注的还是她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她在法官席上宣布的那些意见。她习惯于在她将宣布异议的日子里，更换她法官袍上的装饰性衣领。她甚至在川普当选后的第二天就换上了她的“异议衣领”，一位观察人士将其描述为“像一件中世纪的盔甲”。她最自信、最热情的异议涉及妇女权利案件。2014年，她在“伯威尔诉Hobby Lobby”（Burwell v. Hobby Lobby）一案中表示强烈反对，该案允许一些营利性公司以宗教为由，拒绝遵守联邦政府将节育纳入医疗计划的命令。她说，这样的豁免“会让大批与雇主宗教信仰不一致的女性雇员无法获得避孕保险。”她追问：“界限要划在哪里？”“支付最低工资”或“给予女性同工同酬”是不是也会违反雇主的宗教信仰？“我最喜欢的一些观点是提出的反对意见，”金斯伯格告诉NPR。“我不会活着看到它们的结局，但我仍然抱有希望。”然而，金斯伯格仍然在一些重要案件中赢得了一两个保守派大法官的支持，从而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胜利。例如，2015年，她撰写了最高法院的裁决，支持由选民投票建立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以消除在划定立法选区时的党派偏见。当人们经常要求金斯伯格解释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诉讼活动取得的成功时，她通常会给出一些说法，说她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点，提出了正确的论点。她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说：“我确实认为我出生在一颗非常耀眼的星星下。因为如果你想想我的生活，我从法学院毕业了。我取得了最好的成绩。纽约市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会雇用我。结果我只能去教书；这让我有时间致力于争取女性和男性权利的运动。”而在2016年出版的写作汇编《我自己的话》(My Own Words)的序言中，她写道：“我是多么幸运，能成为一名律师。当时，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在立法机构和法院面前，成功地敦促将男女平等公民地位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金斯伯格法官的外表和她的工作方法一样精确。她将黑色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往后梳，喜欢设计师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定制的西装，偶尔也会搭配从异国旅行时得来的图案艳丽的夹克。她曾多次入选最佳着装女性榜单。虽然在法官席上，她是一个积极和执着的发问者，但在社交场合，她往往很少说话。她经常让更外向、更快活的丈夫为她说话，她给那些不了解她的人留下了害羞甚至孤僻的印象——尽管在谈论她热爱的歌剧时，她会突然显得极其抒情。她几乎不会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在高中时曾经是啦啦队长。这倒不是说她的性格似乎有两面，而是说当她有工作要做时，她天生的羞怯就会消失。她回忆说，在她第一次在最高法院辩论之前，她紧张到没有吃午饭，“我怕我会当庭吐出来。”但在辩论进行到大约两分钟后，“恐惧消失了，”她说。她意识到美国最有权势的法官已经被她的说法所俘获，“我感到一股涌起的力量支撑着我，度过了第一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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