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坎宁安（Karen Cunningham）知道，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完成她博士生最后一年的工作和学业，跟照顾她刚出生的宝宝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冲突。令问题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女儿凯蒂（Katie）在7月6日出生时，正好撞上了疫情，这给她和丈夫带来了更多的阻碍。坎宁安一家住在学生宿舍，MIT的校园日托中心原本很不错，但在疫情期间被关闭。他们没有亲戚住在附近可以帮忙。丈夫史蒂夫·坎宁安（Steve Cunningham）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当妻子在实验室做研究时，他通常可以照顾宝宝，但也有上网课和开会的需要。29岁的凯伦说，“我是在全世界停摆期间怀孕的，分娩时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也很匮乏，生产时全程都要戴着口罩，我们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生养孩子，这真的有点压力。”幸运的是，5月初有人站出来帮助了坎宁安夫妇。 凯伦·坎宁安上个月在麻省理工实验室工作。凯伦·坎宁安的生物实验室教授特洛伊·利特尔顿（Troy Littleton）寻思着，也许她可以把宝宝带到实验室来，所以他问和坎宁安一起工作的其他9名研究生是否愿意一起凑份子买一张旅行婴儿床。利特尔顿自己在MIT的工作主页上放了一张他和儿子的合影，他说：“当我们的实验室里有了新爸爸或新妈妈时，我们通常会举办一个婴儿送礼会，每个人都想买个礼物。由于疫情，我们没法为凯伦举办送礼会，但我们一致认为，一个便携式婴儿床将是完美的礼物。”他告诉坎宁安，一旦在实验室工作的所有人都接种了新冠疫苗，她就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放婴儿床，这样她就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当自己工作时，女儿能在实验室里睡个觉或者跟大人玩——研究生们有空时都愿意陪小宝宝玩一玩。54岁的利特尔顿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生物学专家，在麻省理工任教21年，他说：“从事任何职业，照顾孩子都是一项挑战，但在科学领域，挑战甚至更大。做实验没法一直遵照朝九晚五的时间表，很多时候需要夜以继日的工作。所以凯伦把宝宝带进来是有道理的。”5月7日，利特尔顿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他的新办公室布置的照片，并配上了文字。 他写道：“我为实验室购买了最喜欢的新设备——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旅行婴儿床，这样我的研究生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她9个月大的女儿去上班，当她的妈妈需要完成一些工作时，我可以和她一起玩。双赢！！”今年5月，凯蒂在她父母的公寓外。利特尔顿说，等他再去刷推特时，他自己吓了一跳。“我这辈子总共大概发过70条推特，”他说。“我周五发布了这个，周一回来的时候，浏览量达到了900万。发这条推特时，我只是一想到第一次能亲眼见到凯蒂，有机会跟她一起玩就很开心，这就是发那条推文的初衷。”但让教授没想到的是，它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创造更有利于家庭的工作环境的讨论。他说，“我很高兴它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他说。“这强调了这对我们的社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利特尔顿说，他收到了很多来自该研究领域的同行的信息，他的推特也得到了在职父母的赞赏。“一个首席研究员把他的成员视为人类而不是机器……谢谢你！！这让我很开心！！！！”有人评论道。“我在做致癌物质实验时，被告知要把孩子装在背包里，然后把背包放在地板上，相比之下你的做法要好得多，”还有人写道。“谢谢你！”“太棒了。当我的实验室迎来新的宝宝时，我也会这么做，”第三个人写道。数百人加入了进来：一位刚毕业的妈妈评论道：“作为一名研究生，我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但她还在托儿所的等候名单上，即使排上了我可能也负担不起。谢谢你。”“先生，你是个女权主义者。这就是平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写道。利特尔顿说，在疫情期间，缺乏价廉质优的儿童保育服务、学校关闭和失业，暴露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女性更容易经历。“我团队的博士研究生每年能挣大约4万美元，”他补充说。“当工资的50%花在住房上，80%花在育儿上，这个数字根本就不合理。”坎宁安说，目前她处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她的研究方向是突触——神经系统中神经元相互交流的方式。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她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的丈夫大体上可以在教网课的同时负责带娃。她说：“我们可以轮流顶上，这已经够好的了，但有时仍然会有一两个小时都在忙，孩子就没有了着落。”她补充说，“我们国家儿童看护费用太高昂，产假也不充分，而教授主动让我带孩子工作，为我们一家提供了一个温暖的落脚点和安全的后备，这非常有用。”坎宁安说，现在她有时仍然需要集中精力在实验室里工作6-8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会带宝宝来上班，但有时她是在实验室里处理杂事，这时带孩子就很方便，也很愉快。“我可以把凯蒂放下来，然后快速去做一些事情，忙完了就能看到她，跟她说说话，或者哄她睡个觉，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坎宁安和丈夫在明尼苏达大学读本科时相识，自那时起已经在一起10年了。她一直想要生孩子，所以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考虑了这一点。她说：“我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因之一是，当我在博士生阶段提出我想要一个孩子的想法时，生物系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尽管如此，她知道在照顾新生儿的同时完成博士生研究的最后一年将是一个挑战。“我压根就不认识有人在读博时生过孩子，”她说。“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使许多女性远离了科学。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冒失，但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今年5月，坎宁安和她的女儿凯蒂在麻省理工学院。坎宁安说，她希望为选择要孩子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提供更多有补贴的日托选择。丈夫史蒂夫同意这一观点，他说，他很高兴他的妻子和她的教授推动开展了一场关于新妈妈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些系统性问题的对话。他说：“在学术生涯早期生育孩子，导致女性在科学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不足，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科学领域的女性，我们就失去了一半最优秀的科学家。”利特尔顿说，当凯伦带着宝宝去办公室时，他喜欢和凯蒂互动，有时还会帮忙带带娃。 今年5月，利特尔顿在他的办公室里带着凯蒂玩儿。“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小家伙，对什么都指着说，‘那个！’”他说。“如果她哭一下，没有人会烦，每个人都喜欢和她一起玩。有个孩子在身边是件好事。”凯伦·坎宁安说，实验室非常重视安全，不会允许孩子进入特定区域，而且宝宝的身边一直都有人。今年秋天，凯蒂就会结束在实验室的漂泊，将被送进托儿所，坎宁安说，她的好奇心可能有一天会在科学领域发挥用处。她说：“她很快乐，独立又活跃，对世界很感兴趣。”数据显示，在过去15个月里，有200多万妇女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其中许多人表示，托儿需求是她们被迫离职的主要原因。为性别公正而奋斗的非营利组织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的数据显示，尽管有更多的学校和企业重启，但女性重返职场的速度比男性要慢。坎宁安说，尽管这些数据的性质不容小看，美国的上班族父母也面临诸多困难，但她从利特尔顿这样的个人行动中找到了希望。“我认为，看到我们国家的父母和母亲们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你很容易就会举手投降，然后说，‘这太大了。我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说。“但是，即使是庞大的问题，也有可能有具体而微的解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