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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I 认识一下这几位美国奥运选手,其中有一个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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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UN



文: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2020年6月的一天,苏妮萨·李(Sunisa Lee)手机上的闹钟响了。几个月前,这个17岁的苗族姑娘设了这个闹铃,提醒自己要前往圣路易斯参加奥运会体操预选赛。奥预选赛原定于6月25日开始,届时她将是最有希望入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美国队的选手。

 

到了6月25日这天,她并没有删除这个已经无效的闹铃,而是又为2021年设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尽管在那时她甚至不知道奥运会究竟是不是将会继续举行。

 

一年来,苏妮萨·李经历了姨妈和姨父相继患新冠去世,她自己训练时扭伤脚踝,通过上网课从高中毕业,同时帮助摔伤瘫痪的父亲复健,而她说,对于自己的奥运目标,她反而看得越来越清晰。她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体操选手之一,她知道这对于她的家人和在美国的苗族社区来说意义重大。

 

在新冠袭来时,许多奥运选手跟李一样,克服各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打击。有的运动员开始在别人家后院的游泳池甚至池塘里训练;有的面临个人的健康危机;有的失去了团队的支持,孤单一人继续竭力保持运动状态。

 

这是他们的故事。这是大时代中许许多多人的缩影。



苗族人的骄傲

 

苏妮萨·李(人们通常叫她苏妮)是美国体操队最有实力的新星之一,在6月底的奥运体操选拔赛中,第一天,她在四个项目上表现都十分出色,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比赛,仅次于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在比赛第二天,她取得了最高分,成为艺术体操女子代表队中四名成员中的一位。她在高低杠项目上有着一套目前世界上难度最高的套路,这也是她最有望夺冠的项目。

 

她也是首位入选美国奥运代表队的美籍苗族运动员。苗族裔主要来自老挝、越南、泰国和中国南方等地,目前在美国的人口约为30万,在整个亚裔群体中,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苗人是较为贫困的族裔之一,也是高中辍学率最高的群体。


图注:苏妮·李在她的公立高中


苏妮家就是这样一个苗人家庭。他们一家住在明州圣保罗市,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住着约6.6万苗人,是美国最主要的苗族聚居区。她的父亲约翰(John)曾经从军,母亲是位卫生工作者。

 

2019年,就在苏妮启程前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参加美国全国锦标赛的前一天,她的父亲在帮助朋友修剪树枝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脊髓受伤,胸部以下瘫痪。

 

苏妮只告诉了几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她父亲受伤的事,因为她害怕太多人关心反而会让自己的情绪失控。在全国赛的头两天训练中,一想到爸爸正在为脊椎手术做准备,她就觉得无法集中注意力。

 

但在她比赛的第一天,他在病床上通过Face Time联系了她。她记得他说:“我没事。你不要挂念我,走上赛场,做你平常做的事。”

 

所以苏妮就这么做了。她在全能比赛中获得银牌,在高低杠比赛中获胜,成为国家队中的一员。

 

在两个月后的世锦赛上,作为首次参加如此重量级国际赛事的新人,她帮助美国队赢得了一枚团体金牌,还获得了两枚个人奖牌,分别是自由体操银牌和高低杠铜牌,奠定了挑战东京奥运会的基础。到了这时,她的父亲已经做完手术,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约翰·李说,他为了看女儿的比赛特地买了一台电脑,“看到她能跟拜尔斯这样高水平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我真的很自豪。”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妮过着比普通的高中生要紧张一百倍的生活。她通常每天去南圣保罗高中上一节课,接着去体操馆,每天训练七个小时,每周练习六天。到了晚上,她会一边赶作业一边照顾三个分别是3岁、8岁和10岁的弟弟妹妹,好让妈妈腾出手来去医院陪爸爸。

在这样的坚持中,约翰·李的情况一点点好转,他的脊髓中植入了一个电刺激器,双腿开始能够挪动。他甚至已经在为东京奥运作规划,早早买好了从东京飞往老挝的机票,想带女儿看看他和妻子来美国前的生活是怎样的。

 

2020年3月,一切画上中止符。随着疫情袭来,苏妮的体操馆关门,6月,苏妮的姨妈和姨父在13天内相继死于新冠感染。她对《纽约时报》回忆说,通常苗族人的葬礼会持续几天,传统上亲人们会在一起用金银纸叠出成百上千只小纸船,累积来世的功德,但由于新冠,亲人们无法从各地赶来。所以她请了一天假,叠了无数小船,一边折一边流泪。

 

到了夏天,体操馆开始对几名精英运动员开放,但苏妮的状态调整不过来,在恢复训练仅仅两周后,她从高低杠上摔下来扭伤了左脚踝,使她不得不进行几乎和隔离期间一样单调的例行训练——主要是力量和体能训练——直到她的脚踝痊愈。

 

苏妮的教练杰斯·格拉巴(Jess Graba)说,“苏妮几乎可以忍受任何身体上的疼痛。但问题是她同时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让人不知所措。而且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为了参加奥运会而牺牲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人。有一段时间,我能看到她非常消沉。”

 

苏妮自己说,她参加奥运会的动力一直是家人和社区。一个苗族美国人参加奥运会对美国来说是件大事。“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选手之一,但我也想为我的家庭——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苗族家庭——以及那些帮助过我的了不起的支持者而努力。我想这么做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苗族人,甚至不知道苗族是什么。”


 

横跨全国寻找训练场所

 

32岁的鲁迪·加西亚-托尔森(Rudy Garcia-Tolson)出生时就有多种先天缺陷,5岁时双腿被截肢。他在之前的残奥会上五次获得奖牌,最近一次是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残奥会。在那之后,他认为自己与奥运的缘份已了。他搬到纽约,开始了自己的教练生涯。

 

 

但新冠疫情迫使日本的组织者将东京奥运会推迟了一年。延期对大多数有抱负的运动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它给了加西亚-托尔森一个机会。他认为自己有一年的时间让身体恢复到一流的状态,这样一来,他将再次有机会参赛。

 

唯一的问题是,在他做出复出的决定时,当时纽约市所有的游泳池都关闭了,开放水域太冷,也根本没法游泳。于是,加西亚-托尔森收拾好他的公寓,开着一辆租来的车穿过美国,回到他在南加州的童年家。

 

那里的公共游泳池也关闭了。所以他带着他的冲浪板去了海滩,想着他可以在海里做一些有氧运动和力量锻炼。总比什么都不练要强点。

 

然后,幸运降临了。《X档案》演员大卫·杜楚尼(David Duchovny)同时还是一名业余铁人三项运动员,而他在马里布海滩附近的家里正好有个训练池。他听说加西亚-托尔森需要一个地方训练,于是敞开了自家大门。

 

从此,加西亚-托尔森每周有五天去他的演员朋友家报到,一个人训练了两个月。他说,在这样的训练中,最艰难的部分是只能大声给自己鼓劲,强迫自己在最后一组训练时拼尽全力。这个感觉跟训练时随时有教练员在旁边喊完全不一样。到了9月回到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训练中心(U.S.Olympic and Paralympic Training Center)训练时,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他计划参加的三个项目,包括50米蝶泳、100米蛙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每周的成绩都在进步。

 

残奥会将于8月24日开幕。他知道他很有可能要取得个人最好成绩才能获得奖牌。“如果我不认为我能做到,我就不会在这里,”加西亚-托尔森说。“我知道如何在奥运会上游泳。那里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和加西亚-托尔森一样到处找泳池的还包括了美国队中的许多精英运动员,比如刚刚在50米自由泳中入选国家队的西蒙娜·曼努埃尔(Simone Manuel)和在2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项目中入选的凯蒂·雷迪基(Katie Ledecky)。

 

 

这两位运动员都在斯坦福大学训练,随着学校先进的培训设施关闭,她们在辗转中求到了对手那里:托德·斯皮克尔(Tod Spieker)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美最佳运动员,1968年奥运会预选赛仰泳选手和金牌游泳健将,他住在离学校两英里远的地方。斯皮克尔家在后院有一个25码长的双泳道游泳池。

 

3月20日,曼努埃尔、雷迪基和斯坦福大学女队的教练格雷格·米汉(Greg Meehan)将车停在了斯皮克尔家的车道上、他们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穿过一扇门,来到后院练习。他们每周重复这个过程6天,直到6月中旬斯坦福重新开放。

 

“我觉得他们从来没进过我的房子,”斯皮克尔说,“我记得只有一次格雷格溜进来上厕所。”

 

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大学训练的美国顶级男游泳运动员德雷塞尔(Caeleb Dressel)驱车45分钟来到奥卡拉(Ocala),在教练家后院的游泳池训练,在力量教练的车库里举重。100米蛙泳奥运会和世界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莉莉·金(Lilly King)一度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池塘里游泳。

 

米汉说,没有斯皮克尔家的后院“会很麻烦”。“这不是她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三个月训练,但这足以让引擎继续运转。”

 


成为美国本土制造的精英乒乓球运动员

 

美国队今年出征奥运的乒乓球队共有六名队员,除了两名南亚裔运动员外,其他四人,包括刘娟、王慧静、张安(Lilly Zhang)和周鑫都是华人,目前张安的世界排名最高,也是当中唯一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运动员。


张安

 

张安的父母都是西安人,她中文名中的“安”便是为了纪念故土。父亲张博(音)曾是斯坦福大学的数学教授,张家去的公寓洗衣房也是娱乐室,里头摆了一张乒乓球桌。张博和妻子刘琳达(音)会在等衣服晾干的时候和女儿一起玩。

 

“那是最好的时光,每次一说去洗衣房我就开心坏了,”张安说。

 

张安在7岁的时候开打乒乓球,没过几个月父母就不是她的对手了。她随后开始参加俱乐部,10岁的时候,她进入了美国国家少年队。11岁时进入了美国18岁以下国家队。12岁时进入了美国女子国家队。

 

但张安知道,她在美国虽然被视为“乒乓球神童”,代表美国队参加了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但在中国对手面前显得非常脆弱,曾在中国训练的张安形容说,她的对手“简直是闭着眼都能打球”。因此在加州伯克利攻读心理学本科学位期间,她一度决定乖乖上学,每月只训练一两次,几乎不参加比赛。张安说:“休息一下,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过正常的生活对我来说很好。我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我没有时间去做青少年通常做的事情,比如去听音乐会。我不后悔我的童年,但能从疯狂中休息一下感觉真好。”

 

无论如何,张安还是太爱乒乓球了,在大学毕业后,她最终决定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职业乒乓球运动员之一,并且搬到了德国开始参加联赛,目前世界排名第27 位。

 


备战奥运同时找到专业方向

 

加比·托马斯(Gabby Thomas)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6月底,她在奥运200米田径预选赛中夺得第一名,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哈佛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1996年,加比和她的双胞胎兄弟安德鲁出生在亚特兰大。他们的父母詹妮弗·兰德尔(Jennifer Randall)和德斯蒙德·托马斯(Desmond Thomas)是在杜克大学相识的。德斯蒙德踢美式橄榄球,而兰德尔则是学霸,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去了马萨诸塞大学任统计学教授。

 

兰德尔早就发现了女儿的运动天赋,所以当女儿在七年级时最初打算选修垒球时,她投了反对票,“垒球是一项非常无聊的运动,”兰德尔说。“她总是那么快。甚至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她看起来就像在空中奔跑。”

 

进入哈佛后,托马斯原本设想的职业生涯是研究自闭症。但哈佛大学一年级的研讨会和暑期实习帮助她找到了不同的方向。科学史系主任伊芙琳·哈蒙德(Evelyn Hammonds)说:“我一直对加比·托马斯研究种族和健康问题的热情印象深刻,她总是会问一些非常深思熟虑的问题,而且显然想要着眼于诸如健康差距等问题,以期找到这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

 

除了追求学业,在校内的干洗店打工,托马斯还成为常春藤盟校中首位赢得全国冠军的女子短跑运动员。本科毕业后,她在奥斯汀找到了她需要的研究生项目,并在一家医疗科技初创公司工作。

 

她说,奥运会推迟给了她额外的缓冲时间来适应和学习新环境,而疫情也给了她更多的思考角度。托马斯说:“接下来,我想在医疗保健政策或医疗保健管理方面做些事情。在美国,我会先建立适合步行的社区——在那里你可以真正出去,并感到有动力去锻炼。我还想确保人们能买到高质量的食品,能走路去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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