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如何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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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写道。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恺等一众学者、作家、画家，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使得“父亲”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鲁迅：用报纸打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回忆，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钱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梁漱溟：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父亲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胡适：平时不亲热，只知责怪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子女。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林语堂劝女“不必上大学”

林语堂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读书、学中国文化，为他们打下坚实的中文基础，他还鼓励孩子们写日记，以此来锻炼孩子们的写作能力。正因为如此，当女儿林太乙中学毕业要考大学的时候，林语堂先生却劝林太乙不必上大学，他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作为大学者的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学问，不是由一纸学历来证明的，而要有真才实学，与其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求得一纸文凭，不如用这些时间来好好做一番学问。林太乙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没有考大学，中学毕业后就去耶鲁大学应聘，因扎实的文化功底被录用为中文系教师，以后还担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并相继出版了多部作品，在文学史上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杨荫杭　“无为而治”

作家杨绛出身于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杨荫杭早年曾做过教师。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杨荫杭也望女成凤，希望杨绛将来能学有所成，但他并不像大多数父亲那样天天督促杨绛学习，而是采用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方法。杨绛小时候，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杨荫杭从来没责备过她。上高中的时候，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她自己很着急，但杨荫杭却安慰她说：“不必急，到时候自然就懂了。”有一天晚上，杨荫杭考问杨绛，让她回答几个字的读音，杨绛答对的，他就很高兴，没答对的，他也不责备。杨绛考上东吴大学一年后，涉及到分科问题，她拿不准主意，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一科，就问父亲，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在，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便认真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情况，选择了文科，后来终成一代文学大家。以上三位大家在教育子女方面至少给我们以下启迪：林语堂的务实，从小培养孩子不看重虚名，脚踏实地做学问；鲁迅的认真，即使是孩子说的话，也要给予重视，调查之后才下结论；杨荫杭的无为而治，尊重孩子的性情，不把自己的主观意见强加给孩子，让孩子在自由选择中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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