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们的外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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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前排右一）与泰戈尔、徐志摩等人

辜鸿铭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马来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辜鸿铭担任翻译，先用法语迎接他们到来。张之洞设宴款待，他们不想在这里待太多时间，私下用俄语交谈：“晚上还有别的约会，少吃一点。”辜鸿铭听到了，便用俄语对他们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大吃一惊。饭后，张之洞吸鼻烟，希腊世子用希腊语询问身边人这是何物？话音刚落，辜鸿铭已经笑着把鼻烟递到他们面前。此后，俄罗斯皇储经常称赞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梁实秋

梁实秋

儿子梁文骐回忆，梁实秋教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他却毫不在意。在师大授课时，一次讲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某女生听到动情处，竟泪下如雨，伏案放声大哭起来。梁文骐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他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林斤澜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每天坐着滑竿到学校上课。他微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到学校，梁下得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带着微笑，可见不把坐滑竿当作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兜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便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且清楚的河流。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德国，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学过点外语也耽误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和别的老师，“进步”的和不见得“进步”名流，都不招呼。他的课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因此经常满座。

陈寅恪

陈寅恪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傅斯年

傅斯年

傅斯年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并选修数学、化学、统计学等学科。1923年，他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兰克教授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说，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着作。”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傅斯年一有钱就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金岳霖

金岳霖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做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王浩要求金岳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更清晰一些，金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讲得那么清晰。50年代，金岳霖、冯友兰、潘梓年三人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莫斯科访问，由于三人都不会俄文，点菜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连吃饭都要翻译陪同。一次，翻译外出，到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回来，三个人只能干瞪眼。金岳霖在招待所走廊上，用英语和法语大叫：“能说俄文和英文的同志们请出来！”结果无人理会，一直等到翻译回来他们才吃上饭。

刘文典

刘文典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曾向刘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当李翻开这本书时，发现空白处全是刘文典用多种语言写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入神时，发现书中有一张刘文典用毛笔画的老鼠。李很是疑惑，便去请教刘。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一样，就不必相残了，当时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于是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钱钟书

钱钟书

＂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差堪同钱相媲婉美。＂＂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钱钟书的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的权威性。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他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忠信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达到了“信、达、雅”。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六年的心血与汗水。 

赵元任

赵元任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德、法等多国语言。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他文理兼修，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选修物理、音乐，教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很深的涉猎。

林语堂

林语堂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位英文教授撰文回忆，他去巴黎参加国际语言学大会，坐在他前面的一位东方会员，站起来用流利畅达的法语发言。他询问邻座，才知道这位发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他大吃一惊，佩服林的语言天才，因为他知道林曾在美、德留学，如果是用英语、德语发言，他不觉得惊讶，但林用的是标准的法语，实在让他大感意外。

郁达夫

郁达夫

1913年，在日本的郁达夫进入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则进夜校学习3个小时的日语。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到附近的一所神社草地上高声朗读日文；从夜校回来后，学习到深夜，有时读到凌晨5点。他每天只能吃两角钱的午餐和晚餐，步行去上学，以至于皮鞋的前后都开了口。下雪天，他还只穿着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冻得难受，就一路跑着去学校以抵御严寒，幸好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的制服，挨过了一个冬天。1919年秋，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他精通日、英、德三门外语，文章做得很好。郁达夫想脱离宪兵部，但日本人不放他走。因为在当地想找个通晓英、荷、印尼等语言的人非常不易，而且郁能随时借钱给他们。郁达夫没办法，只好装病，他鸡鸣即起，用冷水冲凉，让自己伤风；又吃鸦片、喝酒，让自己咳嗽…最后，他送了日本医生几瓶酒，开出诊断证明，才得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