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中年丧夫，51岁入狱，历经半生磨难，90岁却活成中国最精致的女人！
福楼拜有句名言：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这句话用来形容郑念再适合不过了。迟暮依旧美人，末路仍是贵族。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在北京。
她出生名门，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因为气质优雅和长相出众，还在天津读书时，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
优越的家世，精致的容貌，引得当时一片官宦子弟的追求。
她本可以早早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生儿育女，从此过上顺遂无忧的生活，然而郑念却拒绝了那些男孩们，她不愿后半生都依靠一个男人活着。
在结束南开大学的学习后，郑念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后来更是远赴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并取硕士学位，获得外籍老师的一致认可。
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拼才华，说得大概就是郑念这样的人。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出生名门，学识丰富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把任何一个人放在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里，大概都能风姿绰约，举止优雅。
然而真正感动我的却是接下来的故事。
在伦敦读书的时候，郑念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正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康祺。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彼此欣赏，互相喜欢，许下承诺，结下百年之好。
完成学业后，郑康祺加入了外交部，被派遣到澳大利亚，而郑念也随着丈夫一起，一直漂泊在外，在这一过程中，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郑梅萍。
郑念一家三口
1949年，夫妻二人毅然决定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后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而郑念也凭借自己的才识在事业上帮助丈夫良多，生活平静而充实。
战乱平息，新中国成立，自己在上海有了一个安定的家，有独立的事业，有深爱的丈夫，有可爱的女儿，不必再去漂泊，一切都似乎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岂料命运的玩笑才刚刚开始。
1957年，郑康祺因病去世，承受丧夫之痛的郑念不得不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还要处理丈夫留下的工作。
她开始担任壳牌石油公司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身为女子，这其中所经历的压力委屈可想而知。
但她还是凭借灵活的头脑、强硬的手腕和四通八达的人脉，周旋于公司、政府和工会之间，在商场取得成功，获得了一致的认可。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上海，人们流行穿中山装和列宁装，刻意简朴，生活情趣被视为封建造作。然而郑念却始终保持着曾经的生活方式，依旧穿着旗袍，家里布置得精致温馨。
在郑念个人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中，她对自己的房子这样写道：
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有友人形容郑念的房子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
她爱看书喝茶，时常坐在柳条藤椅里，仰头凝视着布满星斗的苍穹。而女儿郑梅萍则常会和朋友到家里来听唱片。
郑念（右）和女儿郑梅萍（左）
而令人所钦佩的是，这都是郑念靠着自己挣出来的：“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
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便是努力的意义，若当年郑念放弃读书，早早嫁给了一个所谓富二代官二代，也许结局便不是如此了。
1966年，郑念51岁，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月，命运的风暴突然袭来，猝不及防将她打入深渊。
那一年的8月，郑念正坐在家中，门外忽然传来疯狂地砸门声和一阵阵竭斯底里的口号声——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抄家抓人的信号。
当门被打开后，三四十个陌生人直接冲了进来，对着郑念家中的东西乱砸一通，砸毁文物，也烧掉了她和丈夫研究多年的中西方文化资料：“我听到楼道上下不停的脚步声，砸烂玻璃器皿的声响，还有猛击墙壁的声音。似乎他们不仅仅在查抄室内的财物，而是要把房子都拆了似的。”
但即使遭遇疯狂可怕的一夜，但郑念却没有哭泣嘶喊，第二天仍然在餐桌面前安静地用完了早餐。
她对女儿说：“待文革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文革前郑念的住所
只是这场暴风雨被她想得更大更急。
不仅家被毁了，因为留学和为英国公司工作的经历，郑念被当作英国间谍软禁在家中， 也不许和女儿交流接触，9月则直接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为了代号为1806的囚犯。
一场近七年的监狱之灾开始了。
在监狱中，郑念受到无数次审讯和拷打，逼迫她认罪——承认自己是“间谍”，然而郑念却始终不曾妥协，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无数人被批承认“罪行”，被迫“揭发”身边的人，她却始终坚持着做自己。
监狱里的环境是郑念从未想象过的恶劣——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网，墙壁布满黑色裂缝，满目疮痍的水泥板上到处是尘埃污垢，到处是呛人的霉味......
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让已经五十多岁的郑念变得敷衍和随便，她依然努力认真地生活：
她用“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的语录借来破旧扫帚，拂掉蜘蛛网，将囚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将布满尘埃的窗玻璃仔细地擦了擦——这样阳光就能透过玻璃照射入室了。
她用饭粒当浆糊，把手纸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使被褥不被墙上的尘土弄脏；还借来针线将两条毛巾缝成马桶垫......
甚至在糟糕的处境里依然能够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好：
放风的时候，她为一朵野花而欣喜：这棵小草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傲然伫立在污泥和沙砾之间，似乎要给这死气沉沉的监狱，标上一个生命的象征。
在监狱中，她被蜘蛛吐丝织网而震撼：这个小生物的工程，几乎把我迷住了。那张网编结得非常美丽，真可谓美轮美奂。
她背诵唐诗，沉浸在古诗词中暂时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
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依然可以仰望星空。
为了强迫郑念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看守的人开始动用各种刑法，连续拷问，不给吃饭，不许睡觉，脚踹殴打，说着侮辱的语言，甚至将她双手被反扭在背后，直到手铐深深嵌进肉里，不断流出脓血。
但即使忍受着钻心的痛苦，每次方便后郑念都要拉上衣服的拉链，即使伤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从不曾低下头颅。
后来有人看到她的手快要废掉，不解地问她为什么不放声大哭求饶，让别人知道她的痛苦。而郑念却始终未曾掉过一滴眼泪——
我不知道该如何放开嗓门而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我也不愿意做任何表示求饶的事情。
有人的傲气外露，以为是骨气，而真正的风骨却是刻在骨头藏在血肉里的。
在6年半的监禁中，无数次濒临死亡，郑念没有承认任何的罪名，也没有“揭发”任何一个人。
1973年，郑念最终无罪释放，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年近花甲，带着一身的疾病终于重见天日。但迎接她的却是一个更痛苦的消息——她视若珍宝的女儿已经离世。
在监狱里无论被如何折磨都没流过眼泪的郑念，在知道女儿离世后，终于哭了出来：
“我竭尽全力，围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去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己四周一片白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
从未被打垮过的郑念
有人以为这下子郑念该被打垮了，然而命运如刀，郑念依然坦然领教。
她不相信那么坚强的女儿会选择自杀，于是在悲痛过后，她积极接受治疗，重新布置住所，暗自调查女儿自杀的真相——后来调查女儿是被人活活打死扔下楼的。
郑念没有因此变得戾气满满，浑身哀怨痛苦，她收敛了自己的情绪，用最理性的方法揭露女儿的真相，坚定而执着，哪怕前途曲折依然坚定地向前走着。
命运从来压不垮这种人的脊梁。
从未放弃与残酷命运斗争的郑念，最终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道歉：她的罪名被平反，女儿的冤案也得到了昭雪，凶手受到了惩罚。
生活终于归于平静，但经历了种种磨难的她不愿意再留在上海这个让人伤心的城市，她想寻求一个新的开始。
1980年，郑念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在出国之前，郑念把家中仅剩的文物全部无偿捐赠于上海博物馆。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郑念《上海生死劫》
65岁孤身一人来到美国，一切都是陌生的，但郑念却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她用笔记录下了那段难以忘却的痛苦岁月。
1987年，《上海生死劫》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并一版再版。
书的开头，她写了4个字，送给梅萍，而她也将名字从姚念媛改为郑念，以纪念死去的丈夫郑康祺。一本书里，藏着别人难以想象的深情。
《上海生死劫》火了之后，郑念受邀去各地参加演讲，她将演讲的费用和多余的稿费都捐给了美国一所大学，用来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对国家做一点点帮助。
1988年在夏威夷演讲的时候，郑念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洒在了大平洋——
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他们带回祖国。她也留下了遗嘱，死后骨灰同样洒进太平洋，让一家三口在黄浦江汇合。
死亡如此残酷，但似乎又带了点温情。
“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郑念曾经这样说过自己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此，她总是“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年纪让她不复貌美年轻，但从未带走她的精致和优雅，郑念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讲究。有作者后来叙述与郑念的第一次见面时，这样说道：
“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她的书桌前永远插着一只鲜花，屋子里生机盎然。
经历半世浮沉，她的笑容却永远干净温和，没有任何戾气与哀怨。
杜拉斯有一句名言：你年轻时很美丽，不过跟那时相比，我更喜欢现在你经历了沧桑的容颜。而年老的郑念坐在那里，便自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惊艳。
有人的高贵浮于表面，而郑念则把高贵融入进骨子里。年逾古稀，却活得更加从容、优雅。
2009年，在浴室摔倒的郑念被送往医院，医生告诉她最多只有一年的寿命，郑念没有丝毫悲伤痛苦，她平静地说道：“我已经活够了，我要准备回家了！”
数月后，郑念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4岁，她的骨灰遵循她的遗嘱被洒在了太平洋里，和丈夫女儿重聚。
朱大可说郑念：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灵魂。
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专门写了一首钢琴曲《Ballade for Nien Cheng》向郑念致敬。
如郑念一般，能享受最好的，能承受最坏的，无论遭遇什么，都未曾丢弃内心的高贵和尊严，这才是一个女人最高级的性感。
前些日子，微博上有许多人在转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又晶亮的眼睛。时光自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在“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1931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大她五岁、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1939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于1942年在堪培拉出生。
1948年秋，郑念夫妇回国。上海解放后，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后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1949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家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是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水暖花香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郑念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1973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虽然处境与狱中比已有天渊之别，但她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来定居美国。临走前，她按自己“文革”前立的遗嘱，将收藏的文物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1987年，郑念出版英文版回忆录《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际的作品。1988年，程乃珊与母亲潘佐君将其译成《上海生死劫》一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1966年9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她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给自己的罪行，讲道理、摆事实，奋力为自己抗辩。甚至，“林彪”事件后被释放时，她仍坚持要求监禁方宣布自己无罪，并在报纸上道歉、宣布平反，否则拒绝离开。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
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被背铐，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候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借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
出狱后，郑念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狱前减轻了三十斤。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