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那些文人轶事
中国近现代的大文人如林语堂、金岳霖、陈寅恪、沈从文等等，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兰香满口，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大文人，却着实是些有趣、可爱的人，特别是民国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文人却如同魏晋名士，给中国的文林增添了无数的乐趣。下面就搜罗了一些他们的趣事，一一道来。
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围城》里的褚慎明，那个戴着眼镜，满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学家，这个人，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极其相似，戴着帽子，怕光，爱喝牛奶，也是个哲学家，呵呵，大概钱钟书先生笔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现实中的金先生却远远比褚慎明可爱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气，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说起金岳霖，那么大家必会想到他对林徽因的感情。金先生对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荡到众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对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林徽因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林徽因与梁思成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 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从侧面了解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所以，金先生大概是享受着他爱恋林徽因的过程吧，他的心中应该觉得幸福！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林语堂
幼时看赵雅芝出演的《京华烟云》，很是为那个姚木兰倾倒，她怀真情、持深情、涌激情、凝柔情、抒豪情、聚慈情、捧哲情，胸怀儒释道交融的精神风范，堪称中国女子的完美典范。
后来我知道创作这个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语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
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但是，第一个将“humour”翻译成“幽默”的却是林语堂。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林语堂及妻子廖翠凤
林语堂的做人准则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谅别人的缺点，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语堂在几乎不会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儿所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是，那家伙聪明。此人确很聪明，他会修理电铃，会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还会补抽水马桶的浮球。更让林语堂开心的是，那家伙会修理打字机。林语堂的幼稚病又犯了。他爱屋及乌地把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替他出学费，让他去念英语夜校。幸好，那家伙不成器，没有去念。后来，林语堂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这小瘪三与这个女佣好上了，两个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语堂从没有怀疑他们，还是等这两个家伙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明白过来。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林语堂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这一次搏斗，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廖翠凤很是心疼，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陈寅恪
说到博学，如果陈寅恪自认第二，大概没有人敢称第一。他游学欧美，没有拿一个学位，却被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他号称教授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被中外学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刘文典，对他“十二万分的敬佩”；霸气如傅斯年，对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他洁身自好，虚怀若谷，潜心治学，提携后进；晚年他眼盲、膑足，但依旧一心向学，只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留学海外时，就以博学著称。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很多人对陈寅恪的“恪”这个字发音不是很了解，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
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陈寅恪及妻女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 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
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曾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这个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