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朱梅馥 | 依依恋恋惜惜，生生死死戚戚

文 | 老鹰

柯灵曾用这样的句子给傅雷描绘了一幅肖像：“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傅雷，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因出生时哭声洪亮，如同打雷一般，所以取名傅雷，字怒安，号怒庵。

傅雷四岁那年，父亲因受诬陷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肺病已入膏盲，更以含冤未得昭雪，郁闷去世。母亲在承受丧夫之痛的打击下，再无精力照料膝下的四个孩子，最后只剩下长子傅雷，其余全部夭折。

母亲李欲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严格得近于苛刻，因为不好好念书，一天深夜，母亲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也曾不惜用滚烫的烛油烫尚且年幼的儿子，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在几近暴力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傅雷曾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来形容自己的童年。也许这种痛苦深深地烙在了傅雷的心里。

傅雷生长在这样严苛而充满暴力的环境，成年后又认定“生活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是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这样的经历和思想，让他的坏脾气出了名。他不苟言笑，如他的名字一样，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说不了什么时候就会发雷霆之怒，身边的故意把‘老傅’喊成‘老虎’。

傅雷的孤傲，使得他既不屑与庸俗妥协，又不屑向权势低头，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也不能发挥他的专长。

因为个性鲜明，念了中学的傅雷就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但随着校方的严厉管制，傅雷的母亲生怕他受到牵连于是赶紧把他带回了家里，知道后来风声停息了些才继续返城念了大学。

傅雷

朱梅福，出生之时正是元月十五，腊梅盛开。父亲希望她如梅花般高洁芬芳，一生都有福气，给她取名朱梅福。

她和傅雷是远房表亲，自小青梅竹马，互生情愫。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14岁的朱梅福与19岁的傅雷定亲。

1928年，傅雷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去往了法国的巴黎大学，在那里学习艺术理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为他后来创作和翻译各种名著有着深远的影响。

谁知傅雷在法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玛德琳的女子，看着这位热情洋溢同样爱好艺术的女子，傅雷的心中不免泛起巨浪，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女子，欲罢不能。于是头脑发热便写信回家，告诉他的母亲说自己要退婚，理由是婚姻大事理当自己做主。

退婚信写好后，傅雷没勇气寄出，就托当时在法国的著名画家刘海粟寄，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看出了傅雷和玛德琳之间的文化差异等问题，就将退婚信扣押没有寄往上海。

心高气傲的玛德琳对傅雷并不感冒，她除了傅雷以外还和其他男生交往密切，傅雷发现的时候已然崩溃，极度绝望下便要自杀，实在没脸。

朱梅福知道傅雷在法国的荒唐事之后呢，她选择了隐忍，也没有到处诉苦，她相信傅雷，相信自己的坚守是正确的。

1931年，傅雷终于离开法国那个伤心之地，回到了上海，在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在这里，傅雷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傅雷与朱梅馥



1932年，傅雷与朱梅馥结婚，这对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终结秦晋之好，傅雷给她取了个法文名玛格丽特，即歌德《浮士德》女主角，傅雷还嫌她的原名俗气，为她改名“ 梅馥 ”，这才有了朱梅馥这个名字。

朱梅馥初中就读于上海都会学校稗文女校，高中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更弹得一手好钢琴，《命运交响曲》在她的手下如行云流水。

但这些并没有让她遗落东方女性之美，浦东特有的海之襟怀和包容温润了这个女子，除了贤妻良母的温暖，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汇集于她的一生。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回忆朱梅馥时就写道：

“ 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在儿子及诸亲友眼里，朱梅馥“像菩萨”，一辈子善良得不近情理。

好友周朝桢也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傅敏说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浩荡，也能忍”。

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刘海粟回忆。

朱梅馥一天三部曲：上午做家务，下午给傅雷做秘书，她有时一口气要做500多张唱片卡片,“好像图书馆一样”。晚上是她最舒服的时间，透一口气，可以静下来看看书。朱梅馥性格温和有一副菩萨心肠，但傅雷不是，他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闻名，一样令人“闻风丧胆”。

当年傅雷赞美杨绛的翻译不错，杨绛出于礼貌说了一些谦逊之词，傅雷非常不高兴，说“杨绛，要知道，我是不轻易赞美别人的”。

傅雷对孩子的教诲是：“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用钢琴语言领悟音乐，从音乐中寻求人的基本价值……”。

傅雷的理念是：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这是傅雷的人才观。他是要培养傅聪做一流艺术家的，他不能容忍傅聪这样轻慢的态度。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他的教育方式又是“粗暴”的，严格得近乎残酷，稍有差池，非骂即打。

弹琴是苦差事。傅聪小时候也爱玩：琴上放着谱子，他有本事同时看《水浒》，样子好像在弹琴，手指好像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怎么样怎么样。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傅聪。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

5岁时，傅聪在客厅写字，傅雷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傅雷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傅聪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给傅聪留下一道永远的伤疤。傅聪曾经对父母的好友杨绛诉说：“爸爸打我真痛啊!”

打个耳光这是普通的。有一次，傅雷竟然把傅聪绑在自己的家门口，让邻居们都看到傅聪不听话，以此警告傅聪。

傅雷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孩子在傅雷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傅雷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乘父亲出外的时候，傅聪跑出去玩了。当他正在玩具店里看得入迷，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阿聪”。傅聪回头一看是父亲，像吓掉了魂似的，拔腿就往家里跑……

1953年正月的一天，傅聪和一帮小朋友在家里弹琴，他们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傅雷在一旁听。当小朋友们走后，傅雷生气地对傅聪说：“你弹得不好，在小朋友当中很丢脸，你学习不认真。”傅聪不服，傅雷的言语就更激烈了，傅聪因此负气离家出走，到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家里住了近一个月。

《傅雷家书》中显示后来的傅雷对其教育方式非常悔恨。在《傅雷家书》第一封信里面说：“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他后来写给傅聪的信里写道：“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作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过这几天特别在脑海中盘旋下去，像恶梦一般。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朱梅馥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

1936年冬，傅雷到洛阳做了一段时间“中央古物保管专门委员会洛阳办事处主任”，其间结识了一位豫剧女演员，结下一段情缘。他作了一首诗：“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

1939年的时候，傅雷认识了一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容颜和声音让傅雷如痴如醉，直呼女神，这就是他的爱，看着每天丈夫满脸喜悦之情，望着他瞳孔里投射出的爱意，朱梅馥什么都明白了，但她和当年傅雷爱上玛德琳之后的态度一样，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照顾两个孩子。

当她看着傅雷在书房写着与那些女子来往的信件，朱梅馥没作声，就当那傅雷在认真创作，等到天明，她依旧做好自己的本分，别人问起的时候她也就笑而不语，孩子们好奇地问，她就制止说要好好学习。

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受了多少委屈，但她不争不吵不闹。

后来成家榴去了云南，傅雷就犹如一个身体被抽空了人，没了思想和喜怒哀乐，只剩一具空壳，当朱梅馥看到这些的时候，她知道这是心病，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朱梅馥竟然自己打电话给成家榴，用诚恳的语气对她说道：

“ 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成家榴来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于是，一个在厨房洗切斩剁，一个在书房流光溢彩。

凭着她那不动声色的包容，她将丈夫那些露水情缘，一点一滴地溶解在她的暗香里。在他们的婚姻里，一人永远忍耐自己，满足另一个人的要求，一个人永远让另一个人臣服自己，霸道地制定规则，另一个人无条件遵守。这样的爱情未免太霸道，太不对等，也似乎缺少了对彼此的尊重。

朱梅馥以强大的力量包容着傅雷，而并非忍耐。包容是什么？是我比你强大的，我是可以离开你的，只不过因为我的善良，我对你的爱，我选择留下来。而忍耐是什么？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忍气吞声，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当傅聪面对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才在信中对儿子述说道：

“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这个沉静而美好的女子，用菩萨般的修行，包容平复了人间才子那颗曾经感情澎湃的心，终于成为他真正的终身伴侣。她说：“ 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有些帮助，这是我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尽管中途傅雷一度有要放弃妻子和家庭的念头，但面对这样一个灵魂，无辜的、宽容的、手无寸铁的灵魂，傅雷被震慑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

自此，傅雷再也没有辜负过朱梅馥，他开始慢慢学会了感恩，懂得了妻子的可贵。他开始把朱梅馥的相片和自己的相片一起，摆在他的书斋里。他说：

“ 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而成家榴也是同样，最后她选择离开，远走香港，一生未嫁。

许多年后，朱梅馥对自己的儿子傅聪袒露过自己当年在面对各种外界干扰时的心境，她在信中写道：“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朱梅馥懂得傅雷，她心疼眼前的这个男人，她知道傅雷成长的轨迹里缺少某种爱，她也深知傅雷性格中的缺陷，这一切，她都懂，所以，她不争，她用自己的赤子之心来感化傅雷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晚年的成家榴曾对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

“ 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1949年之后，傅雷也一直发挥着他的才学，但随着各种运动，性格刚毅的他自然受到各种冲击。

1957年，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的代言人。他被戴上各种帽子受到批判，次数多达十几次，一直到半夜，傅雷也没有回家。朱梅馥忧心如焚地等待着，因为她深知傅雷的性格，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生怕他再也回不来了。

很久很久以后，终于有了敲门声。进门后，傅雷只是和妻子黑灯对坐，默然无言。良久，才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拒绝承认各种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高帽，于是选择不问世事，选择闭门不出，每天看书写字，然而，随着运动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他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他曾绝望的对朋友说道：

“ 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的调子定高一点，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给人“认识深刻”的好印象。

但是傅雷并不接受这样的好意，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又让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

后来经过朋友多方奔走，终于勉强“过关”。但一位领导来沪后认为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凑数，傅雷还是被加进了名。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正如杨绛所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

1966年九9月2日，饱受了三天四夜批斗后，傅雷宁死不屈，在绝望中想到了死亡，当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拯救傅雷，想着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惨无人道的批斗，就不禁绝望，朱梅馥选择了与他一起赴死，君死，吾也不苟活，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正如在书信里告诉过他们的孩子一样：

“ 我们现在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据菊娣回忆，他们那时估计就去意已决。红卫兵们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面对满地的狼藉，她对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乾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的一生，虽说深深浸润西方精神，但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他的死，他的“自绝于人民”，大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这一年，傅雷五十八岁，朱梅馥五十三岁。

看过遗书手稿的作家叶永烈说：“遗书那么长，没有改过一个字，一口气写下来”。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交代死后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他们不仅连自己的火葬费都事前准备好，在这封遗书中，傅雷夫妇还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在生无可恋的时候，他们还想着不给别人添麻烦，还想着尽量不要拖累和亏欠别人。一个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从容地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1966年9月3日凌晨。朱梅馥为傅雷倒好温水，看他喝下毒药，然后搂着他，用温暖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两小时。待他鼻息停止，她把他的身体摆正，扯下两条床单缠到窗帘栏杆上，又铺一床棉被在地上，避免发出声响惊到邻居，然后放好椅子踩了上去……

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这对朱梅馥来说，实在是太过残忍，这无疑是让她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许多年后，他们的儿子傅聪说，他当时也很清楚，以父亲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他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听闻夫妇二人双双离世的消息，生前好友们都悲痛不已，后来就有很多纪念他们的文留了下来，比如施蛰存就写道：

“ 朱梅馥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夫妇自杀后，遗体送往火葬，此时有一个傅雷的读者江小燕听闻此消息悲痛不已，她知道此时傅雷夫妇的孩子都在国外，于是她就瞒着家里人来到寄放骨灰的地方，她冒充自己是傅雷的 “干女儿”，可能是工作人员被她的诚意打动，也没有仔细核实身份便将夫妇二人的骨灰交给了她，但当她拿到骨灰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连个像样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后来她联系到了朱梅馥的哥哥朱人秀，这才把骨灰装好，安置在了上海永安公墓，此后，这位“干女儿”还一直为傅雷夫妇二人走访伸冤，希望能为他们昭雪。

1979年的四月，那个昏暗的年代已经远去，傅雷先生的儿子傅聪回国，当他得知自己父母的骨灰还保留了下来，不禁感动不已，于是和自己的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的好心人，当时傅敏夫妇希望能给她一些经济生活上的帮助，她都一一拒绝，最后只收下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门票，听完音乐会后，她就这样消失在人群中，默默的离去，从此，也没有再去找过傅聪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