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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2017-11-23 民国大师

[摘要]1957年,艾伟德返回台湾。两位受她收容之恩的年轻人在码头像儿子迎接慈母般将她接下船。宋美龄在接见中,感谢她为中国儿童所作的一切。

受宋美龄影响,晚年的艾伟德也喜欢穿旗袍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出生于英国。1930年来华,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国籍。1970年病逝于台湾。

跋涉来华

艾伟德与中国发生关系,相当偶然。

她出生于底层家庭,成年后做着家庭女仆的工作,梦想成为一名演员。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了解到中国的百万人民从未听过耶稣基督”,而觉得自己“理当做些什么”。她试图动员身边的朋友和亲兄弟前往中国,但无人响应,且被嘲笑“那是老处女的工作。你为何不自己去?”

艾伟德决定自己去中国。

从伦敦到中国的船票需要90英镑,她改走铁路。售票员用了两天时间,才帮她查明,从欧洲经苏俄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铁路票价是47.10英镑。艾伟德选择分期付款。1930年10月18日,她凑够了火车票,怀揣着2英镑9便士,和两个塞满了饼干、腌牛肉、干豆鱼、肉块、煮鸡蛋的手提箱,离开了父母和家乡。

旅途并不顺利。

在西伯利亚一个叫赤塔(Chita)的小车站,艾伟德被苏联人扣了下来,原因是她护照上的“Missionary”(宣教士),不知为何被误写成了“Ma-Chinist”(机械师),苏联人对这位想要进入日本人控制范围(东北)的“机械师”心存警戒。费了很长时间,艾伟德才得以让苏联人相信她并不懂机械。在海参崴,她又碰上了同样的问题,苏联人扣留她的护照,监视她的房间,劝说她留在苏联工作。这一次她只能选择潜逃,途中差点被抓回。她登上一艘开往日本的船只,再从神户坐船到天津,最后抵达山西阳城。这里有一位73岁的女传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在等着她的到来。

图:艾伟德英文传记《The Small Woman》

八福客栈

在阳城,艾伟德与珍妮·劳森开了一家“八福客栈”。她开始正式学习中文,向在客栈歇脚的骡队传播“八福”。

所谓八福,指的是爱、德、恭、忍、忠、真、美、信。

几个月后,珍妮·劳森去世;客栈运营陷入困境。所幸的是,艾伟德被阳城县县长聘请担任了“放足专员”,有了固定薪俸。在阳城的这几年,艾伟德穿中国服装,吃中国食物,说当地方言,“完全像个中国妇人”。她常年走村串户,致力于终止阳城的缠足恶俗。

担任“放足专员”期间,艾伟德开始收容孤儿。

第一个孤儿,是她用了九便士,在阳城大街上,从一个女人口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病得很重,又瘦又脏,全身是疮,正暴晒在阳光下。

孩子缓解了艾伟德的孤独感:

“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生活,填补了那痛苦的空虚感,这里有个人是我可以爱、可关心的——这个人的眼睛会因我的靠近而发亮。我帮她洗澡、喂养她,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并且她令这个地方有如家一般。”

但当孩子的数量超过了20个时,艾伟德开始“常常渴望有一些安靜的時刻”。

逃离战火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战火延烧到了阳城。

八福客栈里的孤儿越来越多:

“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有小孩子加入我们——没有人要的可怜、被忽视的流浪儿。每周我的家庭总会增加某个小孩。村民、士兵们带来了孤儿,有时候是孩子们自己走进来,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爱维德会照顾他们。当战争一年拖过一年,我们所照顾的孩子数目增加到超过一百个。”

阳城沦陷前,一位国军将领建议艾伟德,与蒋夫人宋美龄所开办的孤儿院取得联系,只有这样,这一百多个孤儿才可能保全下来。

但“路先生”没能及时回转(他那口来自敌军占领区的方言,引起了地方驻军的注意,把他当成日本间谍抓了起来)。这段时间里,客栈里的孩子,再次激增过百。

沦陷在即,艾伟德决心自己带着孩子们逃离战火。

图:1948年,艾伟德在上海遇见早年收养的美恩,美恩已结婚生子

翻山越岭

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旅程。

日军管制了大路,艾伟德必须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走人迹罕至的骡道。她没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足够的帮手。最大的孩子只有16岁,最小的3岁。政府只为她提供了一些“足够维持到下个城镇”的粮食,派了两个人帮助搬运。

艾伟德的第一步计划是抵达垣曲,在那里渡过黄河。

阳城与垣曲,两地县城相隔约170公里,今天自驾不过几个小时,艾伟德带着100多个孩子在山区一共走了12个日夜:

“我们睡在路旁或庙寺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渡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们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麦片粥。日子逐渐过去,孩子们变得焦躁、极度疲惫并常常流泪。‘爱维德,我的脚痛’、‘我的鞋子穿破了’、‘爱维德,我的肚子痛,我不能再走了’……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12天后,她们抵达垣曲。但迎接他们的,不是丰盛的食物,而是绝望。

根据“焦土抗战”的指示,国军已将这座城市弃置,“每间屋子都是空的,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孩子们失望地大哭。”

艾伟德找到几个负责警戒的士兵,乞求食物,但士兵们回应:自己的粮食也只够吃三天,没有办法喂养一百多个孩子。

日军随时可能打过来,渡船已全部被国军管制在了对岸,停止行使。孩子们没有吃的,也过不了河。

在垣曲的第一天,所有人聚在一起,喝了一锅稀粥。

第二天,艾伟德安慰孩子们很快就能过河,河那边有很多食物,然后再次去向驻军乞求粮食,但所得甚微。走投无路之际,她质问自己:其他人都不为孩子们烦恼,为何我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

第三天,一位中国军官意外到来,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艘船。送孩子们上船前,军官对艾伟德说:“你选择了一份奇怪的工作”。

过河后,孩子们饱餐了一顿。

艾伟德的第二步计划,是坐火车前往西安。

但这个计划也破灭了。火车朝西安只走了一段就停下来,他们被要求下车。理由是前方铁路在日军的炮火射程范围内,火车不能继续前行。孩子们要去西安,只能翻过另一座山,抵达潼关。两名士兵被派来帮助艾伟德:

“这段旅程远比我们曾经历的更差。山路陡峭并且多处坍塌。我们必须爬过松动的岩石并滑下陡峭的山坡。这段旅程有如恶梦,若没有士兵的帮忙,很多孩子绝无法走完。当他们到处滑行时,我们必须持续地注意他们。”

爬了两天的山,艾伟德和孩子们抵达潼关。车站的管理员告诉她,日军能从对岸炮击到铁轨,这里已不再有火车行驶。艾伟德绝望地哭喊,管理员心软了,告诉她,每天黎明前,会有一辆列车关闭灯火,冒着被炮击的危险通过潼关。如果艾伟德能保证孩子们的安静,那么他可以帮助他们登上这辆火车。

这辆火车也只开了一小段。艾伟德与孩子们再次下车步行,一路乞讨了三天才抵达西安。在西安城门口,她再遭打击——城内粮食紧张,西安已对难民关闭了所有城门。

病得浑浑噩噩的艾伟德,绝望地绕着古城墙转圈。幸得好心人指引,她得以将孩子们带往扶风,那里有以宋美龄的名义设立的陕西第二保育院。

旅程至此结束。孩子们一个不少。艾伟德感染的斑疹伤害恶化成了肺炎,她休养了一年,才康复过来。

图:1963年,艾伟德与英国教育界人士合影

终老于台湾

1941年7月15日,得内政部许可,艾伟德加入中国国籍。

1941~1944年间,艾伟德在甘肃、成都等地从事从事狱囚和麻风病人的拯救工作。

1949年,艾伟德返回英国。BBC记者Alan Burgess将她的故事写成《The Small Woman》(小妇人)一书——她的身高只有150公分左右。

美国《时代》周刊也报道了她的事迹。福克斯公司根据《The Small Woman》一书,拍摄了电影《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六福客栈),由英格丽·褒曼主演。艾伟德对电影并不满意,因为电影中出现了艾伟德与中国军官接吻的镜头。艾伟德说:

“我在中国碰到一位中国上尉,他是一位忠实负责的中国军官,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任何可以说是爱情的故事,就只有这一件,但我们从未拥抱接吻……”。

1957年,艾伟德返回台湾。两位受她收容之恩的年轻人在码头像儿子迎接慈母般将她接下船。宋美龄在接见中,感谢她为中国儿童所作的一切。

1970年1月,艾伟德去世。“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在悼词中说道:

“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是对她的遗忘。”

图:英格丽·褒曼在《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中饰演艾伟德

  “神学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内容的伟大主题”,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熊猫的拇指》中所说的这句话,令人匪夷所思。神学是上帝之学,传教士是上帝的使者。信仰上帝的人,看上去都很平和,而遇灾难时,又很坚定。

1939年2月的一天,黑云从远方汹涌袭来,几名日本兵闯入了在山西阳城县传教的格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所办的孤儿院,意图抢走几个年岁稍大的女孩。瘦弱的艾伟德挺身而出,上前阻止这几个兽兵。其中一个兵用枪托狠砸过来,虽如此,她仍僵直站立,屹立不倒,另一兵气急败坏,端枪瞄准,连扣两次扳机皆卡壳。此时,艾伟德令蜷缩一团的孩子们祷告,而那几个摸不着头脑的日本兵,以为她会念魔咒,悻悻然而去。

此前,阳城监狱犯人暴动,典狱官请艾伟德出面,以神的力量说服犯人。失去理智的犯人,何事不敢为。但艾伟德没有拒绝,执著于信念,意味着知难而上,而普通人与上帝间的距离,就在于执著。持械犯人,怒目而视,一言不妥,性命难保。艾伟德镇静自如,欲把上帝之爱坚定传递,无论他是什么人。凛然与匪相议,答应其若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同时,严正要求典狱长从今往后,不得克扣犯人口粮赢利谋私,使之在农田劳作,用其所获补充口粮所欠,暴动遂平息。众囚犯感念艾伟德的崇高,放下屠刀,从此信奉上帝。

艾伟德的坚定尚不止如此。 1902224,艾伟德出生在英国伦敦北郊一个叫埃德蒙顿的地方,父亲是位邮差。此贫家女子,身材矮小,貌不出众,十四岁时不得不放弃学业,挣钱贴补家用。她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见识自然也不算高,但她信奉上帝。经人介绍,艾伟德到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家作女佣人,爵士之前曾在远东军队服役,家中藏有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杂志,而她正是从这些书籍中,了解了大致的中国,遂决定前往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传播福音。

但她没能通过内地会的考试,只得自费前往,由此也花费了所有积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19301018日,其自家乡只身出发,因船费昂贵,只得买便宜火车票,穿越西伯利亚。在海参崴,一名苏联官员寻机企图奸污艾伟德,其拼命抗拒,显示出十足的勇气,呵退了宵小。后取道日本,最终登岸天津。后又长途辗转,改坐骡车抵达晋东南的阳城县,接替年逾七旬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罗森夫人。罗森夫人在华传教五十年,义和团运动时,到处斩杀外国传教士,山西巡抚毓贤两个月内,几乎屠杀了山西境内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但上帝保佑罗森太太,她活了下来。

一日,艾伟德在大街上见有贫困妇人卖自家幼女,标价两块大洋。她于心不忍,却凑不足买钱,翻遍衣兜仅九毛,便全给了那妇人。这是她收养的第一个孩子——九毛。之后她与罗森夫人在县城东门外开了家车马店六福客栈”,以生意所得,补贴孤儿院所费。不久,罗森夫人意外丧命,艾伟德只得独自应对一切。此时,当地兴起天足运动,县长拜访艾伟德,望其助一臂之力,亲去偏远乡村示范并督查放脚。艾伟德在帮助乡村女子放足的同时,也传播了上帝的福音。经与下层人士的广泛接触,她已学得一口当地方言,1936年,还加入了中国籍。

日军占领阳城后,艾伟德带领众孤儿转移晋城。在一孔窑洞中,她建立临时“医院”,用来救治伤者。后来,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前来采访。艾伟德愤慨道:宣教团体虽是中立的,但她本人憎恨日军暴行。她在《时代》杂志上的言论,引起日军方面的注意,最终使之成为“悬赏一千美元”的抓捕目标。无奈,艾伟德当天即带百名孤儿潜回阳城,疏散到了山区。然春季扫荡开始时的某日,艾伟德山道行走,恰遇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其肩头中弹昏倒。醒来后,她意识到山里也不再宁静,《圣经》上说:你们要逃跑;你们要到山里;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起意攻击你们。遂决定带领众孤儿迁徙大后方,到西安找另一位教士主持的孤儿院。

当时,大路已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只能徒步荒沟野岭,穿越中条山,再渡河陕西。94名孤儿中,最小的只有四岁,最大的只有十六,而她身上弹伤未愈。艾伟德将逃难计划报告县长后,县长惊讶不已,试图劝阻,她毅然道:“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我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在此情形下,县长只能全力以赴,派几名老兵扛了几袋小米随行。在羊肠小道间千里跋涉,十二天后,终于看见了黄河。又在河边等待四日,方寻得渡船。

艾伟德于1942年初,到眉县难民营工作;1944年至1945年间,曾在兰州、成都救助麻风病人。1949年春,回到英国,BBC将她的故事写成《小妇人》一书,出版后异常畅销,遂又改编广播剧,“小妇人”艾伟德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1958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将她的传奇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剧中主角由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

艾伟德夙想回到中国,但新政权不承认其身份,更拒绝其传教行为。艾伟德后来经由香港,到了台湾。其事迹传播看来,伊丽莎白女王邀其至白金汉宫作客,且筹款资助她救济台湾孤儿。然所得善款被她的中国助手悉数骗走,她只得沮丧地重归台湾,但她并未绝望,孤儿院还是办了起来。1970年,艾伟德因患肺炎逝于台湾,安葬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校园内,墓碑上铭有蒋介石书丹的“弘道遗爱”四字。据其遗愿,她的遗体在墓穴中头朝大陆,朝向阳城。

“六福客栈”的故事以及艾伟德这个人,就是在阳城,如今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我了解这段历史,也是经由山西散文协会秘书长谭曙方先生介绍的,谭先生诗人气质,受此感念,致力于挖掘这段历史有年,说到其意义,“在当下在于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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