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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背后是百年家族传奇

2017-11-25 民国大师

谈到中国近现代文化史,自然绕不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其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卓尔不群的学人风骨,以及气象万千的学术成就,可称一时无两。殊不知,陈寅恪这座学术高峰,拔起于义宁陈氏的群峰耸立之处。翻开新编《辞海》,陈寅恪与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与兄长陈衡恪四人被分立条目,而享有如此殊荣者,恐怕在中国文化史上都难再见。究其根源,陈氏一族清纯的家风滋养了这个文化世家的成长水土,而陈氏以“好学重德”为核心的家规则锻造了这个家族的百年传奇。

陈氏一族原居福建,清雍正年间迁入江西义宁州安乡(今九江市修水县宁州镇竹塅村)。陈氏先祖陈腾远重信义、轻财贿,对子孙们说“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希望他们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陈腾远还据此把家中主厅命名为“凤竹堂”。




——摘自《陈氏家谱》之陈腾远篇

【译文】

做人做事,首先应当树立仁义的志向;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保持君子气节。

陈腾远之后,陈氏日渐兴旺,家训代代相传。陈宝箴父亲陈伟琳就留有遗训“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深刻影响了陈宝箴淡泊清廉、锐意进取的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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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被曾国藩称作“海内奇士”,一生谋求变法强国

陈宝箴(1831-1900年),字右铭,咸丰举人,清末维新派政治家,陈寅恪的祖父。

陈宝箴最佩服的人物是曾国藩。青年时期的陈宝箴既足智多谋,又具有务实精神。陈宝箴因协助父亲效法曾国藩组织义宁团练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与陈宝箴有过交流。曾国藩对“士人独立之精神”的一番言论点燃了陈宝箴热忱的报国之心,而曾国藩更是对眼前出现了陈宝箴这样的人才感到惊喜交加,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

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陈宝箴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被诏命为湖南巡抚,终于等来了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打算在湖南“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陈宝箴之子陈三立(1859-1937年)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抱负,年富力强的他放弃了吏部主事之职,随侍父亲到湖南上任。陈氏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等。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有人因此评论“丁酉戊戌间,湘省政绩灿然,冠于各省”。

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陈宝箴同样注意家风家教,他曾撰写《书扇诫示隆恪》一文,教育子孙胸怀宽广,仁民爱物。

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

——摘自陈宝箴书扇诫示五孙隆恪

【译文】

君子之心公正光明,从亲近关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厚待他人,从厚待他人推广到爱护天下万物,这些都是我们在求学成德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1886年进士,散馆编修、吏部主事。曾与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受张之洞器重。陈三立为近代诗文名家,“同光体”诗歌(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为人师表,以文章气节著称一世,加之在诗坛、维新、教育等领域的成就,德名满天下。1937年,日军攻入北平,派人监视陈三立的住所,并上门游说他出任伪职,陈三立让佣人拿扫帚赶其出门。忧郁成疾的陈三立最后绝食殉国,于9月14日去世。陈三立绝食殉国的噩耗传出,文坛震惊,文化界纷纷做挽诗赞其气节。

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一样,陈三立的最初志向本不在诗。清朝末期,各种维新思潮兴起。陈三立推崇维新,希望引进西方学说富国强民。青年时期,陈三立随父亲辗转赣、湘、鄂等地任所,他博采众长,与贤士交游,讲学维新思想,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陈三立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经此变故,怀着巨大家国隐痛的陈三立从此写诗著书,开始了诗人生涯。他曾在诗中表明自己的无奈心迹:“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作为诗人的陈三立,经徐志摩的介绍,曾与获得诺贝尔奖的泰戈尔有过一次历史性会面,成为当时媒体的热点。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称陈三立为“中国诗人代表”。陈三立谦虚,不愿以中国诗坛代表的身份赠送诗集,最后两人合影留念,当时报刊纷纷称为“亚洲两大诗人”。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特邀两位中国代表,一位是新文学代表胡适,而另一位就是陈三立。

1903年,张之洞在南京明朝的国子监旧址筹建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招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生源,以培养中小学教员。陈三立被聘为学堂总教习,又称总稽查(有学者还称为校长),负责稽查各学科课程、教法和学生学业。

陈三立还在家办学堂,除四书五经外,还开设英语、数学、绘画等新课程,既方便家中子弟,也可教授朋友子弟。此外,陈三立让出自己的住宅赞助思益小学,使学生能在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氛围中接受启蒙教育。


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便是这种家塾教育的受益者。陈寅恪自幼在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等知识,后来又因父亲开办思益学堂,聘请国学大师的关系,使得他自幼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年长之后,又曾经游历各国,对西方知识也有着很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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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虽无学位,却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还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1890-1969年),陈三立之子,中国现代极具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学术大师。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

陈寅恪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3岁便留学日本,17岁回国考入复旦大学,而后又留学欧美,曾经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等。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长举荐陈寅恪先生。曹校长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校长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校长疑惑道,“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便说,“我梁某人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曹云祥听后便登门礼聘。最后,陈寅恪先生成为赫赫有名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听。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摘自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译文】

真正的学者读书学习,必须摆脱世俗的桎梏,保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不过,如此精于学问的陈寅恪为何没有学位呢?对此,他的侄儿陈封雄就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他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话虽不多,但道理讲得很透彻。无疑,陈寅恪多年出洋留学的目的,是为学知识,而不是为名利,是 46 31640 46 14747 0 0 6859 0 0:00:04 0:00:02 0:00:02 6862学术,而不是为学位。

除了学术造诣高深,生活中的陈寅恪亦是一位浪漫的伴侣。陈寅恪三十六岁的时候,与曾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女儿唐筼成婚。两人婚后感情极好,共育有三个女儿。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当天,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陈寅恪过寿,唐筼赋诗言:“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在这首诗中,唐筼回首他与陈寅恪相识的二十七年时光,表示自己从不悔当初嫁给陈寅恪。这些对诗,就算放在现代,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山恒青,水长流,斯人已去,但义宁陈氏这个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大家族为人处世故事以及留给后世的家规家训,却成为每一位陈氏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更成为激励整个家族向更高境界跋涉的精神动力。(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王媛媛 丨视频、资料提供: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纪委)

一骑绝尘终寂寞,千载垂名永芬芳——缅怀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是我最为仰慕的一位学者,他的学问之深、品格之高,就像矗立在中国文坛的两座高峰,令人仰止。写一点关于先生的文字,一直是本人的心愿,一为缅怀先生之高风亮节;二为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

  先生生于名门,有着令人艳羡的深厚家学渊源。其祖陈宝箴为晚清名臣,在湖南首开改良风气之先,其父陈三立,光绪十二年迸士,晚清著名诗人,其兄陈师曾,乃中国近代之画坛领袖。正是在此良好家学的熏陶之下,先生幼年就敏而好学,少有所成,童年时期便已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
  先生求学,不以功名学位为念,而是一味追求知识本身。因此两度负笈海外,学习足迹遍及日本欧美,辗转于各名校大师之间。求学二十余载,先生已融文史哲及语言学于一炉,学问之博之精,已鲜有比肩者。先生游学哈佛期间,吴宓当时亦为哈佛一杰,吴公初识先生之才学,惊为天人,大赞先生乃当前神州最富有知识者。

  曹云祥为清华校长之际,筹备国学院,需聘导师,故请梁启超推荐贤能,任公遂举先生。曹问:有何文凭?梁答:无文凭,又问:有何著述?又答:无。曹公遂摇头,任公乃言:汝视鄙人之学问,如何?曹公答曰:任公乃文坛领袖,著述等身,学问自不待言。任公笑言:吾虽文字百万,但其价值不如陈寅恪片纸也。正是有伯乐如任公者,先生遂成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先生担任清华导师期间,主讲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先生授课,秉持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之“三不讲”原则。先生所讲,融汇古今、贯通中外、旁征博引,从二十四史到唐诗宋词,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先生诗词互证,更开历史研究方法之先河。抗战时期,先生受剑桥大学讲学,各界学界名流,一时云集伦敦,争睹中国学者之风采,但真正听懂先生所讲者,则寥寥无几,其关键原因,乃语言文字之故也。《剑桥中国史》之隋唐篇,直至今天亦称先生之研究为最高水平者。自此,先生博学之名,便已倾倒京城,听其课者,不仅有清华学子,还有北大学子,更有两所最高学府之教授者,亦慕名前往,先生遂有“教授之教授”,“太教授”之名。同为名教授,如吴宓者,其人唯独服膺先生才学,称先生为“国宝”,期间多有一时之美谈,遂成千古之佳话也。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先生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请,执鞭于广州康乐园。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拆分兼并,岭南大学遂被广州中山大学替代,先生亦成中山大学教授,直至终生。当时,马列之风席卷神州,各界知识分子纷纷改弦更张,自愿不自愿地接受改造。然唯先生不识时务,独自屹立与历史洪流之中,不改本色。五十年代初,郭老筹办历史研究所,欲请先生担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乃遣先生弟子赴粤劝师北上。先生仍然坚称不信马列,还要索取“挡箭牌”,先生之名士狂狷风骨,令人击节之余而后怕。后人多以此谓先生反共反马列,真是失之皮相,诚如先生自言:我非恨马列,乃恨无节之文人也。

  先生拒绝了那个时代,时代同样也抛弃了先生。先生晚年,虽身寄康乐园,却难言康乐,而是身心俱受折磨。先生故居前的那条白色小路,就是因为当时先生眼疾日愈严重,只能微辩光芒,涂成白色以便走路故。正是在此等艰苦环境之中,先生耗尽余生,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两部旷世之作,自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先生于书中有何寄托,自待后人评说。不懂天高地厚如我者,视其书名简白,以为通俗小说,翻卷拜读,才知其为学术考证之书,以我之学力,无法领略皮毛,唯有束之高阁,徒有望洋兴叹之恨。

  先生生于末世,亦死于乱世。正如先生自陈: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先生不独为王国维先生传神,亦为先生自己平生之写照。

  呜呼!斯人已去,然唯先生之学问、精神、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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