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海龟那些事！
中国刚刚有新学堂的时候，没有什么留学归国人士，所以，学堂的新学，外语和声光化电之类，只能由老外来教。那时的新学堂，分成两类，一类是官办的，比如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一类是教学学校，像圣约翰学堂。但无论哪一类，外籍教师大抵都是传教士，偶尔，也会有外国大兵什么的，混在其中。后来，朝廷办新政了，废掉了科举，大办学堂。教新学的教师奇缺，连教体育的都没有。这时候有海归了，但海龟们大抵往政府机关里走，进去就有高官可做，谁稀罕做教师？没办法，只好一面凑合，一面请洋人。凑合的办法，是让去日本学速成的人来教。所谓速成，就是日本人为了迎合蜂拥而来的清国留学生的需求，办的速成学堂，日语还没有学会呢，就已经毕业了。请洋人倒是还可以，但一方面太贵，另一方面，洋人不懂汉语，教起来挺费劲的。至于本土的土鳖，不管学问有多好，也只能教国文。
到了民国，海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教会大学之外，像点样的大学，本土化趋向明显，大学基本上成了海龟的天下。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80%以上的教授，都是海龟，英美留学生是主流，日本留学生其次，至于土鳖，只能溜溜边，拾遗补缺。在北洋时期，同为大学教授，待遇根据出身，各自不同。英美名校毕业生，月薪四百大洋，日本的名校留学生其次，二、三百大洋不等。如果是土鳖，也就百多元大洋。当然，日后如果表现好了，土鳖也可以慢慢加薪，但起点无论如何都高不了。
不仅大学如此，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也比照办理。据后来做过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的陶希圣回忆，进商务印书馆，若是英美名校的毕业生，比如牛津剑桥和哈佛出身的，月薪250元大洋，有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也大，而且有专门的书橱，椅子是藤椅还有别的方凳以供待客；如果是英美一般大学大学的毕业生，则月薪200元，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但桌子比较大，长四尺以上，有藤椅；如果是日本名牌大学，如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则月薪150元，卓异跟英美一般大学毕业生类似；而日本一般大学毕业生如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出身者，则为月薪120元，桌子三尺半长，没有藤椅了，要坐硬木椅子；至于国内大学的毕业生，东吴、金陵这样的教会大学出身的，月薪90元，桌子小到三尺长，硬木椅子；如果是北大毕业的，则只能月薪60元，用最小的桌子和最差的椅子。当年商务的老板是王云五，此人不是留学生，自己连文凭都没有，但却对留学生如此偏爱。
其实，无论大学，还是比较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进入的人，都要有人推荐，而且需要考察，能通过的，都不一般，多少有两把刷子。但出身不同，初始待遇就大不相同。中国的新学，是从外面学来的，优待留学生，在所难免。民国期间，留学就像科举中了进士一样，成为一种特别的身份。上流社会聚会，见人先问，阁下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同样进大学教书，海龟们的考核，马马虎虎，但土鳖进来，非有过人的成果才行。后来的人们，总是拿梁启超、钱穆说事，其实，这两位能进大学做教授，都是因为他们著述甚丰的缘故。
当然，进了大学的海龟，表现优异者不少。包括一些理工科的教授，在那么差的条件下，不仅开出了西方大学所能开的课程，而且科研成果也相当骄人。但其中的混子也不是没有，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有好些教授，就拿当年留学的听课笔记混弄。被学生看破，偷了他的笔记，课就没法上了。至于在海外混了多年，一个文凭没拿到，回国买个野鸡大学的文凭，混进一般大学教书的，则更是没法提。现在人们一提到民国的大学，好像里面尽是大师似的，其实，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师也是稀罕物。
说到底，海龟也好，土鳖也罢，关键是本事大小。大学用人，关键看人讲课如何，科研能力如何。海龟里，也有饭桶，土鳖里，也有英豪。讲出身，在大学草创时期当然无不可。但办出点名堂之后，再这样讲究，就不对头了。
仰天长叹，说不尽的“民国清流”...
一代民国清流
一代民族脊梁
在糜烂的时局共同擎起中国文化的苍穹
民国乱世
是强权与自由并存的时代
催生了一大批民国清流
几可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行其道的局面
相互辉映
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一个世纪前，由一代文人学士引领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推动着中国迈入现代化进程。一代民国清流，在糜烂的时局共同擎起中国文化的苍穹。
他们或者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或者才华横溢而又特立独行，他们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
《民国清流》系列作品，首部关于民国大师们的经典史诗级集体传记，汪兆骞先生查阅大量史料，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刻画了大师们复杂的文化品格。
当早年的民国十年，清流们夸父逐日、飞蛾扑火般的文化壮举，成就了中国最富个性的时代，留下鸿篇巨制时。谁能想到，百年之后，我们为那个时代富有独特魅力的精神魄力，引吭高歌的呐喊才刚刚拉开序。
“五四”那一代精英，大多数是在厚实的旧学之上嫁接新文化的苗裔，他们有充分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作为“大写的人”立足于天地间。相比之下，当代文化人则显得有些失魂落魄，相当地“小”。因为太专注于“器用”，淡忘了人格、风度、风骨等文化人应有的灵魂。除去学养的“器量”之外，一个文化人应该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
为此，汪兆骞准备了十年。多年来，心中装着如此众多有学问有骨气的一代民国清流，身居京城的汪兆骞，不知多少次，在什刹海清清的微波前怅惘踟蹰，思虑万千。
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王国维、辜鸿铭、李大钊、陈寅恪、傅斯年、刘师培、钱玄同、黄侃、蒋梦麟、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徐志摩、林徽因、张爱玲……
民国在新旧的杂糅中跌撞前行，在传统与新文化运动的冲撞中也造就了一个个炫目的传奇人物。
他们才情四溢，大概是有才自然有情吧。他们中既有"冠盖满京华"的胡适，也有"斯人独憔悴"的张爱玲。是才思溢淌了幽情，还是幽情激发了才思?我不知道。
他们特立独行，却也共享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和他们所在的时代一样充满了矛盾:高贵而平和，脱俗而市井，风流而坚守，孤傲而谦卑。
他们的结局，大都犹如优伶独自在台上甩着水袖。看似繁华，其实散场过后，便是死寂一般的落寞与忧伤。
经过严密的考证、研读、梳理，在还原历史真相后，汪兆骞对他们倾注的感情饱满而深厚。不仅符合生活的逻辑、历史的逻辑、情感的逻辑，还渗透着文人的良知，以一个作家、历史学家的态度，给予了他们阳光般温暖的情怀。
产品名称：民国清流 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作者: 汪兆骞
出版社名称: 现代出版社
《民国清流》（全5册）
致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小编推荐价：1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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