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朱安与许广平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黑暗而又动荡的中国，以笔为旗，猛烈地反抗儒家社会伦理与封建宗法制度。返观他的爱情婚姻生活，也始终没逃脱封建伦理观念的主宰与裁判。在鲁迅背后，纠葛着两个女人的命运，一个是朱安，一个是许广平。朱安是他结发的妻子，是她的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们之间有婚姻无爱情。许广平是他的学生，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在鲁迅的后半生与之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可谓有爱情而无婚姻。

“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鲁迅与朱安

鲁迅原名周树人，生于1881年，他的诞生地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南方古城——浙江绍兴。周家原来是大户人家。只是到了鲁迅小时候，周家接连遭到一系列重大的变故，家道从此败落。对于年幼的鲁迅来说，这自然是不幸的。作为周家的长子，鲁迅过早的体会了人生的艰辛。到了十八岁那年，为了寻找出路，鲁迅到了南京去求学，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十八岁的鲁迅按照当地的风俗，已经是“大龄青年”，这时，鲁迅的母亲鲁瑞想到了鲁迅的婚事。绍兴当地有“九爹十三娘”的风俗，就是说男的九岁女的十三岁就可结婚，当然议婚还可以更早，甚至有“指腹为婚”的陋习。鲁迅已经十八岁了，在母亲鲁瑞及其亲友的心目中，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在一次闲谈中，鲁迅的母亲鲁瑞向同族的一位堂房妯娌谦少奶奶谈起过鲁迅的婚事。这位谦少奶奶很热心，回去告诉了她的婆母蓝太太。蓝太太想到了自己娘家的内侄孙女朱安，老大年龄还“待字闺中”。于是就派遣谦少奶奶去鲁迅家说媒。谦少奶奶能说会道，鲁老太太善良心软，几经说合以后，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

鲁迅

关于朱安，娘家人都叫他阿安，又称她安姑、安姑娘。1878年生于绍兴城朱家弄。这样算来，她比鲁迅大三岁，鲁迅的母亲曾经为此迟疑过。但是媒人不停的说合“女大三，抱金砖”。鲁迅的母亲也就没有说什么。朱安长相一般，性格安静，小脚，不识字，是标准的旧式女子。她的娘家祖上也曾做过官，家中屋宇广阔，有书房、石池、花园，在绍兴城也算是殷实之家。就这样一个旧式女子，在她嫁到周家之前，她绝对没有想到未来丈夫的发展以及自己后半生命运的凄苦。她也许对生活、对未来有幸福的憧憬，但这一切在以后的日子都不曾到来。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这也许是命？

鲁迅刚开始是不肯接受这桩婚事的。但是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应普遍遵守的成规。鲁迅对母亲怀有深厚的爱，他能理解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生活的艰辛。作为周家的长子，他身上也背负着更多的责任。鲁迅曾将告诉他母亲，自己若答应这门婚事，有两个条件，一是安姑娘防足，二是安姑娘读书。母亲完全答应，急切地盼望儿子早早回家完婚。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鲁迅面前，他被官方选中派往日本留学。因此，这桩婚事就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1906年的夏天，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他接连收到老家的来信，告知母亲重病，速回。鲁迅得到这个消息，心情焦虑，眼前不断浮动母亲憔悴的面容。母亲到底怎么了，她患了什么病。这些年母亲独自支撑这个大家庭，所遭受的辛苦辛酸，作为儿子的鲁迅深有体会。鲁迅想到这些，心情不免紧张。

这年7月，正是盛夏，鲁迅回到了故乡绍兴。刚进家门，鲁迅马上醒悟过来，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摆在鲁迅面前的是一个高高兴兴为自己办婚事的舞台。鲁迅环顾左右，已经焕然一新。看到自己儿子回来，母亲喜上眉梢。家人在忙里忙外，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鲁迅木然地望着自己的亲人，他还能说些什么。婚事只能按母亲的计划进行。

鲁迅的婚礼按照旧式仪式在新台门堂屋里举行的。周围也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人，但是不免让他们失望，因为鲁迅作为一个留过洋的学生，对旧礼仪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与抗议。据说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子，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朱安小脚，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长得又矮小，坐在轿子里，“山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这点小插曲，在绍兴人看来是不吉利的，但鲁迅的母亲倒不相信这些，她心中只愿自己的儿子婚事顺利。在母亲的安排下，一个身材矮小、脸型狭长、面色微黄的姑出现在鲁迅面前。鲁迅心中陡然一惊。他先前只听说新娘长得不漂亮，但还没想到是如此模样。事到如此，还能说什么呢，是怨母亲？怨自己？现在这杯婚姻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下去了。

新婚之夜的鲁迅在洞房里心情沮丧，对于新娘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表示亲热的表示。据说他哭了一夜，泪水浸湿了印花枕巾，第二天早上染有一片青色。第二天、第三天晚上，鲁迅是在母亲房里渡过的。第四天鲁迅与他的二弟周作人一同踏上东去的旅程，返回日本。

回到东京的鲁迅情绪低落，关于与朱安成亲之事，他曾经告诉老友许寿裳说：“这时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他，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直到四年之后，鲁迅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到了故乡绍兴，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学堂以及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鲁迅与朱安彼此依然有陌生感，他们之间平日无多少话，不吵嘴，也不打架。鲁迅虽然对她没有一丝感情，但是在面子上也不伤害她。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教育部北迁，鲁迅随之北上。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独身生活。而朱安则在绍兴，陪同周老太太一起生活。

北京时期鲁迅的生活是苦闷的，对于这桩无爱的婚姻，他只能苦苦地忍受，让时光慢慢地埋葬自己的青春。他孤独地一个人每天在屋子里抄古书，校勘古籍，研究佛经，甘愿沉浸在古代文化中麻醉自己，让青春与生命在无声中耗尽。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很少谈论自己的感情生活，除了向好友许寿裳表达过一些心理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在他的日记中，只有一处记载了朱安的事。在1914年11月2日，鲁迅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这封从朱安娘家寄给在北京的丈夫的信，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但是从鲁迅的评语中，可以猜测鲁迅的不满。

1919年鲁迅接母亲与妻子朱安来北京居住，定居西直门内八道湾。八道湾十一号是一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中院是母亲与朱安居住，里院则是二弟周作人与三弟周建人两家分住。这时的朱安已经四十多岁，他们结婚也有整整十三个年头，对于双方来说十三年的婚姻等于一片空白。两个人的感情仍然是冷冰冰的。

朱安

1923年鲁迅与其二弟周作人发生家庭矛盾，兄弟失和，鲁迅与朱安被迫搬家到砖塔胡同21号院居住。他们的邻居姓俞的一家，也是绍兴人，家有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与鲁迅家来往亲密，更多地了解鲁迅与朱安的夫妻与家庭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俞芳在《我所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的回忆：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大师母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每当大先生有客人来，她总是以礼相待的，泡茶、烧点心，都很尽心。……

……每逢节假日，太师母（鲁迅母亲）的屋里常常宾客满座，热热闹闹；而大师母（朱安女士）的屋里却是泠泠清清。她常独自坐着吸水烟，有时在厨房忙家务。

……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就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没有称呼吧，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

朱安是为人是善良的，在日常生活中，她认为鲁迅先生说的做的都是正确的。她对鲁迅先生是尊敬与关爱的。据俞芳回忆，在砖塔胡同，有一次鲁迅先生病了，吃不下饭。

“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对于鲁迅来说，无爱的婚姻自然是痛苦的，寂寞的。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表达自己无爱的困苦。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鲁迅身边的朋友与学生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思想比较解放。他们都曾劝过鲁迅：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何必苦恼自己，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鲁迅则要考虑的更多。按照绍兴风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被退回娘家，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被夫家“休”回去的。那么这个女子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家庭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无情袭来。还有她娘家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对于一个软弱的女子来说，这样的打击一般很难抵挡，有很多人竟会用自杀来了此一生。同情弱小是鲁迅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朱安考虑。就像他在文章中所说：“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北京鲁迅故居

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仿佛是周家的佣人，每日照顾鲁迅与鲁老太太的生活起居。1926年，鲁迅与许广平南下，离开北京城，朱安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当俞芳问及此事，朱安神情沮丧。她告诉俞芳，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现在呢？“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的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好像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这个比喻可以想象朱安的失望与无奈。

后来海婴出世，消息出到北京，朱安还是很高兴。原因不难理解，她曾考虑自己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此生此世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照绍兴的风俗，没有孩子也是一个妇女的“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鲁迅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先前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也得到赫然“豁免”，她怎么能不高兴呢？而且，有了海婴，将来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也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以后，朱安曾打算南下奔丧，在她心目中，理应由她这个“正室”亲自出面料理丧事，可事实上却不能够做到。“因阿姑（鲁迅的母亲）年逾八十，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因此南下奔丧之意，难以成行。朱安因此在西三条二十一号院设置灵堂，为丈夫守灵。西三条二十一号院并不大，三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与朱安，三间南屋是鲁迅在北平居住写作的地方，灵堂就设在三间南屋里，房间的四周都是书柜，里面装满了线装书和一些外文书。东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鲁迅的画像，长约二尺，宽约一尺，据说是1926年陶元庆在北京时给鲁迅画的。前面一个长桌上摆满了祭品。朱安就在这里“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看见记者以及前来致祭的人，“眼泪盈眶，哀痛之前流露无遗”。

鲁迅逝世以后，朱安的生活费用由许广平接济，每月汇款至北京。晚年的朱安对许广平很是感激，她曾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在四十年代，由于战争原因，导致汇款一度中断，朱安晚年生活困难，曾欲出售鲁迅藏书维持生计。1944年，为保护鲁迅藏书之事，鲁迅的学生宋琳带着从上海赶来的唐弢与刘哲民，来到了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拜访了朱安。朱安曾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她还多次重复：“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1946年10月24日，为了整理鲁迅的书籍，许广平独自一人走进了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院。二十年过去了，一切恍如隔世。听到脚步声，朱安放下了吸了几十年的水烟袋，慌忙迎了上去。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一位旧式女子，两位“未亡人”，隔着二十年的人世沧桑、是非恩怨，因为这次相逢而再次联系起来，不能不让人生发无限的感慨。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孤独地去世。她临终前一日，曾泪流满面地告诉宋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当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一处私地，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一年以后，许广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鲁迅原来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亲家长辈叫她“安姑”。

据说，这是朱安女士第一次在文章中出现真名字。

 “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与许广平

二十年代的鲁迅，与朱安的夫妻关系徒有虚名，对于他自己来说，情感生活是孤独的。对他而言，最好的精神安慰就是工作。他一面不停地写作大量的小说、杂文和散文，一面在北京各大高校任课。

这时的他，不但在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还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的聘请，1923年又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师。在这几所高校里，鲁迅都是讲中国小说史这门课。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就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的课堂上，一个谈不是貌美，但是活泼开朗的南方姑娘慢慢地向他走来。始终沉闷的感情生活，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以后，慢慢出现了转机，仿佛在他阴冷的生活中投射一片温暖的阳光。

这个南方姑娘是许广平，1898年生于广州一个仕宦家庭。也许是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许广平自小就活泼好动，具有叛逆精神。1918年随哥哥北上，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三年毕业以后，转至北京，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此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刚刚过去，空气中还留有自由解放的气息。对许广平来说，北京的生活是让人兴奋的，这里有自由的空气，有新鲜的讲座，有博学的先生，这都吸引着这个敏锐的青年。

许广平是在读二年级的课堂上，才开始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的。在她的心目中，这位写小说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其外表并没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他个子不高，两寸长的头发笔直地挺立着，仿佛有“怒发冲冠”的气势。穿着暗绿的夹袍，褪色的黑马褂。衣服上缀满补丁，好似满天星斗。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师再加上满口的绍兴官话，第一印象也许让人失望。但是这不妨碍他用幽默与风趣把学生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开课以后，从前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整个教室寂静无声，在关键地方，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时，下课铃响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这是许广平记忆中的第一次见到鲁迅，听他讲课的情形。

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关系，从1923年新学期开始，就这样延续了一年多。1925年3月，由于学校和社会的原因，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才逐渐发生变化。个人机缘巧合或许上天注定，很难说清楚。

1925年3月11日，这对于许广平与鲁迅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许广平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向鲁迅发出第一封信求教。

鲁迅先生：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吧，所以向先生陈诉……

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也不是什么情书，也不仅仅是为女师大风潮而发。她在心中写得很明白，就是即将毕业，感到学识空虚，世事渺茫，想从比较钦仰的老师中，寻找课外的导师，希望从中获得对人生的正确回答。

所以，她在信中坦诚地说：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么？

鲁迅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给许广平写了回信。鲁迅的回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的事情，也谈了自己的处事方法。这些处事方法，不仅是对许广平提出的问题最好答复，也是对当时的青年如何认识生活、对待生活的一个指导。鲁迅的回信比较平易近人，信的开头的称呼用了“广平兄”三个字，这让许广平甚为感动，仿佛这三个字拉近了自己与鲁迅在思想感情上的距离，增加了自己继续给鲁迅写信的勇气。于是许广平又写了第二封信。首先谈论了鲁迅以“兄”称呼她之事：

当我打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

许广平的“辩解”，隐约显现了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受宠若惊的惶恐。自然鲁迅先生没有把自己当做外人，那她自己也就不再拘谨了。紧接着，她又向鲁迅讨论了更为切实的问题，也把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披露在鲁迅面前。鲁迅也对这个女学生的信也产生了兴趣，他发现这个学生很有头脑，也有个性，收到每封信都及时回复。

就这样，许广平与鲁迅二人书信你来我往，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十一封之多。而且鲁迅在这其间还要每周上课一次，这样他们互相了解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据鲁迅日记记载，1925年4月12日，也就是他们开始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和她的同学一起，去鲁迅家拜访了。许广平在16日的信中说到了这件事：

鲁迅与许广平

‘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归来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小鬼向来不善于推想和描写，幸恕唐突！）

这封信后来被编入《两地书》公开出版的时候，“秘密窝”被改称为“尊府”，当然这样一改，引人注目的色彩也淡化了不少。在1926年8月间，教育当局洗劫女师大，要把几个领头的学生押解回籍的时候，许广平也走投无路。这时，又是鲁迅对她说：“来我这里，不怕”。许广平就“避难”住在鲁迅家里。他们在和章士钊、杨荫榆为首的教育当局斗争中，互相支持，肝胆相照，也在斗争中相互了解对方的理想、兴趣与人品。

在鲁迅与许广平情感确定的过程中，鲁迅由于身上背负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内心有充分的自知自明，在情感的表达方面相对于许广平来说，是被动的，内省的。他曾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而许广平则是积极主动的，甚至大胆的。当许广平主动向他示爱时，鲁迅力陈自己“不配”的种种因素，并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答：“神未必这样想！”

“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一首诗的题目，写的是一位年长的老师与一位女学生相恋，但是年长的老师认为不能相爱，原因是他们不“相称”。十年后，女的委身于不爱的人，而他依旧单身。这时他突然悟到：当初他有种种顾虑，而“神未必这样想”！这篇《神未必这样想》，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中介绍过，后来鲁迅翻译了这部作品，并在女师大讲课期间，向学生讲授过。

听许广平这样回答，鲁迅说：“你中毒太深。”当然这并不是拒绝许广平，而是要许广平慎重考虑。

对鲁迅来说，在许广平爱的攻势下，鲁迅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13年无爱的婚姻，“牺牲自己”的想法渐渐动摇，充分意识到自己“原来我可以爱！”当许广平希望得到一个最终的答复时，经过一番凝视和思量后的鲁迅，紧握许广平的手，终于说出：“我可以爱，只爱你一个人！你胜利了！”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为筹拍电影《鲁迅传》，在影片中饰演许广平的演员于蓝曾多次访问许广平。于蓝多次要求许广平谈谈她和鲁迅是怎样相爱的。许广平还告诉于蓝：两人明确相爱，是她首先提出的。鲁迅明白，他在许多方面与许广平不相配：论年龄，他大18岁，而且身体不好；论长相，许广平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而他身材较矮，由于不修边幅，四十几的人已显得老相；她虽已是著名作家，然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丰厚的家产和积蓄，尽管许广平决不计较，可在他也应考虑必要的生活条件。除这几条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元配，而朱安无自谋生路的能力，如被丈夫“休出”，无异是宣判她的死刑，即使是名义上的离婚而生活上仍然养着她，她也绝不会接受，而且朱安本人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她无辜无罪，倒是值得同情和怜悯的。

许广平后来在诗篇《为了爱》中写道：“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人人。”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许广平在当时有两篇文章，可以算作是当事者自己的内心独白。

1925年10月12日，《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许广平的散文《同行者》（署名平林），显露自己的情感踪迹：

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渠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这其中，自然早已相互了解,而且彼此间都有一种久被社会里人间世的冷漠，压迫，驱策；使得渠俩不知不觉地由同情的互相怜悯而亲近起来。……

沐浴游泳于爱之波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面奔驰。从浅的比方一句罢有似灯蛾赴火，就是归宿到“死”字上。这死，是甜蜜的，值得歌颂的，此外还有什么问题呢？

这篇文章表明了许广平对爱情的态度，想必也是鲁迅的态度，因为这篇文章是鲁迅编发的。

后来发表在1926年2月23日《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的《风子是我的爱……》（署名平林）这篇文章，许广平把“风子”比作鲁迅，更以火热的语言、细腻的情感，大胆地向世人宣告，她是怎样爱着鲁迅。

……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他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

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对于许广平一往无前的爱情表达，鲁迅不能不为之深深感动。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一手炮制的“三一八”惨案发生，这一天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受到牵连，到处避难。正在这时，先行到达厦门大学的林语堂来信邀请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8月，鲁迅、许广平结伴同车南下至上海，然后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去广州。临行前相约：好好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将来的生活积累一点必要的钱。两年后再相见。

刚刚燃起的爱情之火而突然分离，彼此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

“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

“下午四时船经过厦门，我注意看看，不过茫茫的水天一色，厦门在那里？！室迩人遐！！！”这是二人在途中的相思之语，脉脉深情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在厦门逗留不足半年，便提前去了广州。1927年初，他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任，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被聘为鲁迅的助教。有许广平在身边，鲁迅在广州的生活本该轻松。可是不久鲁迅就认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未免天真，这个“革命策源地”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原来所想的并不相同。广州“四一五”事件以后，鲁迅受到很大的“刺激”，以致“吓得”有些“目瞪口呆”了。广州不是久居之地，鲁迅与许广平商议，去上海看看。

1927年9月23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乘船驶往上海。10月8日搬进上海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栋旧房子里，正式开始同居生活。这两位在爱的旅途上艰难跋涉的人终于冲破世俗的偏见与阻碍，走到了一起。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得到了一些朋友的支持与鼓励，当然也引起了一些无聊的闲言碎语。有的人说鲁迅“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有人说许广平只能是“姨太太”，是“小妾”，是她“从中作梗”，破坏了鲁迅与朱安的美好生活。由于鲁迅是社会知名人士，他不能不顾忌别人的口实。除了对自己极少数的亲近朋友，鲁迅一概不说是和许广平同居。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住在二楼，跟人的印象是并不同居一室。鲁迅对外则说许广平是自己的助手，帮助自己做校对。

上海时期，是鲁迅生活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他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这显然与许广平付出的劳动分不开。为了鲁迅的写作，许广平帮他抄写稿件，查资料。鲁迅的书信、文稿，许广平也精心保管。一些出版印刷事宜，许广平有时也代为料理。在日常生活中，许广平要精心照顾鲁迅的起居、饮食，避免使他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朋友、读者来拜访鲁迅，许广平还要替鲁迅代为接待。同居之后，鲁迅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许广平的悉心照料，他生活安定，心情舒畅，身体状况也比以前有所改善。“脸上气色很好”，“人也胖了一些”。“身上的衣着也比以前整洁得多了”。他每天写作、演讲，编辑文稿，也感到精力充沛。

对于许广平来说，同居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夫妇又是师生。许广平曾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说法，我以为是妥切的”。日常生活中，鲁迅比较随便，称许广平为“害马”或“密司许”，许广平多数时间仍称鲁迅为“先生”。鲁迅曾希望许广平学习一门外语，只是因为生活奔波不定，没有机会。现在他们生活在一起，先前的愿望可以实现了。鲁迅开始教许广平学习日语了。他们的教学多在晚上进行，由鲁迅制作教学计划，第一阶段是打基础，讲授鲁迅编的课文二十七篇。第二阶段课本换为《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许广平的日语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在鲁迅的帮助下，她把童话集《小彼得》从日译本翻译成中文，并在鲁迅的校订下出版。

1929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结晶——儿子海婴诞生了。对于鲁迅来说，老来得子，自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因为是在上海出生的婴儿，所以叫海婴。这个名字是鲁迅起的。许广平曾称鲁迅为“小白象”，他们因此还给海婴取一个小名，叫“小红象”。宝贝儿子的出现给他们两人的生活更增添了情致与韵味。鲁迅对许广平更是爱意弥深，对儿子也宠爱有加。儿子幼时的护理，包括喂食洗澡，鲁迅尽量亲自动手。孩子有一点生病，鲁迅也非常着急。为了不使香烟味熏了儿子，鲁迅主动从二楼搬到一楼工作。为了让许广平得到充分的休息，他每晚12点便上楼来，看护孩子两个小时。孩子哭了，鲁迅就把孩子抱起来，轻轻晃动孩子，还哼着自编的儿歌，直至孩子入睡，才下楼继续工作。男孩子自然也会淘气，鲁迅舍不得打他，只是用报纸卷成纸筒吓唬吓唬他。鲁迅和儿子在一起玩的时间过长，许广平为了让鲁迅安心写作，会把孩子叫开。鲁迅总是说，不要紧，让他多玩一会吧。鲁迅曾经写过一首诗，“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儿子，他确实做到了“孺子牛”。

海婴三岁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大约是郁达夫）说鲁迅过于溺爱孩子。鲁迅就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来回答他：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歌其实就是理直气壮的告诉朋友，大丈夫为何就不能柔情似水，真豪杰应该是有情有义的，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

1933年4月，鲁迅把与许广平相识以来的通信结集出版，取名《两地书》，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就像鲁迅在该集的序言中所说，“这里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书信中记载着他们在相爱的旅途上内心的挣扎、步履的艰难，也有相互的理解与宽容。这是两人相识以来真实的情感记录，也是中国现代史上，难得的两性挚爱文本。谈到《两地书》公开出版的目的，鲁迅在序中如是说：

“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鲁迅的朋友，对鲁迅一家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有过这样的描述：

无论是谁，凡知道他们的人，就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深深的爱和同志情谊之上的。他的夫人决不是卧室里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她还是他的左右手。如果离开他，他的生命便不可想象。他纵然在病中和面对死亡的时候，除非有她作伴，他拒绝到任何地方去诊治。……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少或几乎不曾见过男女之间有这样真挚的爱和这样可敬的同志之谊。

从鲁迅与许广平1927年定居上海，到1936年鲁迅去世，他们在上海共同生活整整九个年头。这九年是鲁迅是鲁迅从事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十年，也是创作业绩最突出，家庭生活最幸福的九年。有了许广平的照顾与辅佐，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有很高的效率。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年，曾经对自己过去的写作有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按：指《且介亭杂文二集》）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的所写（按：从1927年至1935年）比前九年多两倍；而在后九年之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鲁迅在晚年经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他生前曾经送给许广平一本画册，叫《芥子园画谱·三集》。在画册的扉页上，鲁迅亲笔题写了一首诗：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这首诗是他们相识十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爱情的写照。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一代巨星陨落，鲁迅逝世于上海寓所，享年56岁。此时许广平38岁，爱子海婴6岁。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鲁迅逝世以后

鲁迅临终前，曾告诉许广平：“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但对于许广平来说，她如何能忘记呢？在她的心目中，时间定格在“民国25年10月19日”，她无法躲避这个黑色的日子。就像她所说：

“我走入这房中，无名的空虚就袭击着我，我只觉得一切都和我生疏了，这不是我往日的境遇，这情景我不熟识！我那房中是要有他存在的，他却去了……这房间我滞留不住了”。

不久她带着海婴，还有鲁迅的全部遗物，迁居到霞飞路霞飞坊六十四号。

鲁迅逝世三个月后，文化界同仁想编一本鲁迅年谱，由鲁迅的生前好友许寿裳负责。许寿裳打算秉笔直书鲁迅的婚姻与爱情史实，于是就先写一封信给许广平打个招呼：

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

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依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之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如尊意以为未妥、仍可修改，务请相示为盼。

并附年谱初稿：

（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民国）八年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

（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不愧为新时代伟大的女性。收到年谱与信后，面对历史，做出这样的回答：

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是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因此，她劝告许寿裳先生不必写出那充满好意的话———“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在自己所拟的年谱初稿中，径直地写道：“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同居。”

许寿裳接信后，欣然表示同意，只是为了行文上的一致，加上籍贯与尊称，改为“（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收入正式的年谱。

历史呈现的细节胜过许许多多陈腐的说教。当事人许广平显然比他的老师许寿裳勇敢得多，也洒脱得多。即使今天来看，也不能不佩服她恢宏的气度与超前的意识。

鲁迅逝世以后，具有叛逆色彩的许广平没有再嫁人。宋庆龄是许广平的好朋友，就婚姻问题，她们俩曾经交谈过。宋庆龄语重心长劝她：“由于孙先生的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我不打算再婚。你和我不同，为什么不打破‘从一而终’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鲁迅先生临终前不也是要你忘记他，管自己的生活吗?”然而具有浓烈叛逆色彩的许广平，在这一点上究竟没有打破。

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广东姑娘凌山成了许广平家的常客，她们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成了极知心的朋友。有一次，在谈论妇女问题之后，凌山趁热打铁，问许先生：“他去世时，您还不到四十，为什么不再结婚呢？”许广平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遗言……他的一言一行，已经融合在我的生活里面，犹如病弱的人曾经输过血一样，身体里已经渗透了别人的一部分血液，就是想忘记，事实是存在着，终于成为不可能的了……在他死后，我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更能了解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鲁迅先生的一切已经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她对这段感情再也无法摆脱。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这段感情，在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曾经写过一首诗回答众人：

我们的心换着心，

为人类工作，

携手偕行。

……

在深彻了解之下，

你说，“我可以爱”。

你就爱我一个人。

我们无愧于心，

对得起人人。

……

鲁迅逝世后，在兵燹战祸中，许广平一面抚养海婴成长，一面收集、整理、出版整理鲁迅遗著，继续完成鲁迅未竟事业。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许广平临终前，曾多次问海婴：“你看我的一生，是否对得起党，是否对得起你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