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家风——从《梁启超家书》看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价值
近人多述及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的现象，而母亲保姆式的、完全忽略了丈夫存在价值的养育，也获得了“丧偶式养育”的“光荣称号”。诸多讨论，难有定法。
近代史中，梁启超算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流亡海外期间，这位17 岁就中了举人的天才少年，已经是几位孩子的父亲。国运变幻，何以立己，何以达人，梁启超君主立宪的主张，已由历史做了定论。
而“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使其成为父亲中的表率。
现在骂人，最严重的，莫过于讲“没家教”。家教始于家风，或者说，家风建构了家庭文化。通过一封封家书，梁任公对于子女们如何为人、治学、立业给予细致的指导。从四百多封家书中，得以窥见梁氏家教的魅力。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使梁启超成为父亲中的表率
流亡海外，劝妻三部曲
1898年，梁启超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办《清议报》。
家书从1898年记起，前几篇写给妻子李蕙仙。时局动荡，丈夫在外，且为影响政局之关键人物，她留守在家，料理家事，多有不安。梁启超安抚妻子，格局非凡，“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次封信，在一周之后。妻子怕他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回信则气势壮阔，勉励妻子患难之后更加强大。“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固知我，然我愿卿之自此以后，更加壮也。”
进而又鼓励妻子向学，体会读书之乐。“卿家居无事，益当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
梁启超广州故居
资财敷用，当专力教子
1912年底，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到北京。书信多寄给长女梁思顺，信中多问及家费能否敷用。
远在北京，不料后院起火。妻子投机失败，忧心如焚，他信中宽慰，让思顺转达“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汝母但专用力教诲汝辈足矣。何必更驰念及此耶，但此后必当戒断，不可更为冯妇耳。”
此语形象。冯妇，语出《孟子·尽心下》，冯妇善搏虎，后来发心为善士，不再搏虎。但到野外，受环境趋势，又挽袖捉虎，被士人们讥笑。后人便以此比喻再干旧行当。批评后，信中又反复叮嘱，“告汝母勿着急，为盼。”
在信中，梁不忘将办报收入报给家人，让其放心，还一再告诫子女节俭为要。“《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若至两万分，年亦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唯此五万金中，我与汝叔薪水居四分之一有奇耳。”
梁启超与长女思顺（右一）、长子思成（左一）、次子思永（右二）合照
天津上任，欲弃政治从教育
1915年，护国运动在云南爆发。
在颠沛流离的境遇里，梁启超每天以读书为乐，最大的宽慰是看着子女的近照。夜不能寐，一纸写满“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待我旁耶？”这样的话。身处忧患之中，念及进德修业之事，梁启超稍稍舒了口气——这恰好让子女像玉石一样经受琢磨，免于在安逸的环境中养成纨绔子弟。
后来，梁任公在天津购置房产，举家搬来同住。任公的号，典出《庄子·外物》，任公善钓，场面壮阔，梁以此自勉。长居天津期间，他已年过四十，又以“饮冰室”命名自己的书斋，表达自己“饮冰十年，热血难凉”的心境。“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爱国之热切，非饮冰能止。
在政坛游历一番之后，他向孩子们坦言，“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他下决心不再出仕，并且希望长女和女婿辅助他的教育大计。“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
天津讲课期间，一次畅饮后，梁查出心脏病前兆，停止各类演讲。他因不能吃烟和喝酒，向女儿诉苦，像朋友一般。书信中，他把自己的各项作息，诸如：写书、演讲、会友、政坛动态都报给孩子，也常常把自己新近填的诗词分享给孩子们，似乎有意成为孩子们修身的榜样。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
梁思顺（1893-1966）：
长女，
诗词研究专家、
中央文史馆馆员；
梁思成（1901-1972）：
长子，
著名建筑学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思永（1904-1954）：
次子，
著名考古学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忠（1907-1932）：
三子，
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
梁思庄（1908-1986）：
次女，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2001）：
四子，
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梁思懿（1914-1988）：
三女，著名社会活动家；
梁思宁（1916-2006）：
四女，
早年就读南开大学，
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梁思礼（1924-2016）：
五子，
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子女皆成栋梁之材
指导子女学业，因材施教
在信中，梁启超关心完柴米油盐的价格涨跌，仍念及子女的学业状态。
他一边赠给长子思成书读，“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也。可令其熟诵，明年待我来时，必须能背诵，始不辜此大赉也。”一边为长女梁思顺的专业选择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吾前为汝计学科，竟忘却财政学，可笑之至。且法学一面亦诚不欲太简略（国际法实须一学），似此非再延数月不可，每来复十四小时大不可，吾决不许汝如此。来复日必须休息，且须多游戏运动。”
学业虽为长远规划，但深知学业之事，欲速则不达，当以身体健康为要。信中言辞切切，带着几分天真之气，给思顺说，“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也。”
1923年，长子思成即将留学欧洲。梁启超写信给他，给予详细的读书目录，并提醒修身为本，大多是建议的口吻。“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
梁启超对子女的指导，在自己平时学问积累之上，另有自身的诸多体悟所得。他曾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写，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
梁思成的身体因车祸尚未恢复，留学计划暂缓，其父继而以“人生之旅途甚长，所争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来安慰。并提醒思成大可借此机会，磨练心性，“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在国内多预备一年，即以学业论，亦本未尝有损失耶。”
对于孩子的志业，他鼓励勤恳，并无职业贵贱之分，提倡用其所长。“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长女思顺之夫）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
对于留学美国的思永，则不断地在信中介绍着国内考古学的近况，并帮忙牵头儿子跟随到新疆考古的队伍，在信中一一告知。除此之外，思永几乎不再让父亲担心。
足够信任，有针对性地指导
1925年，继长子思成、次子思永、三子思忠之后，梁启超次女思庄也将留学海外。
思庄作为家里的老五，平时受母亲严格管教。梁启超注意到后，信中多有鼓励，“庄庄，你上次写的信中讲了诸多有趣的事，我极为欢喜。”
在性格养成上，他建议思庄：“别要孩子气”。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拿主意，不依赖人。试想当今父母中，有多少愿意给孩子这样的历练机会。至于择校，则建议接受传统一点的严正教育，选择加拿大的学校。“至于未能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筑得越厚越好。
暑假，思庄英文不及格，梁在信中鼓励，“万不可以此气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后来，思庄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图书馆学家。
三子思忠，热心政治军事，让梁极为牵挂。“思忠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这次想回国，虽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猛了。这种过度的热情，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如此。”
此种情况下，梁的教育方法是，“不愿高压，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一面不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
以“饮冰室用笺”写就的书集文章
志业与婚姻，实乃一体
对于孩子们的婚事，他自己长期观察一人后，再介绍给子女认识。相处一段时间后，子女认同的话，便定下婚事。书信中，他不免对这样的方式洋洋得意。还多次讲述亲家对他身体的关心，场景实在和乐。
后来，思成和林徽因留学在外，林家里遇事时，梁启超也首先去帮忙打理，以免去子女的后顾之忧。后来，徽因学费的事，也被梁父担了去。但他担忧更多的是，徽因因此忧伤憔悴，消磨了志气，因而影响到思成。并嘱咐女儿思顺，帮助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可言。”
对于思成毕业后的规划，梁启超的视角高屋建瓴，但也只是建议的口吻。“你们若能于建筑美术上实有创造能力，开除一种‘并综中西’的宗派，就先在美国试验起来，若能成功，则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了无上义务。”那时国内尚处忧患之中，他仍建议子女回国发展，心存报国之志。
而后又为思成和徽因操办婚礼，婚礼在美国举办，由长女思顺帮忙。“只要庄严不要奢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在行补办，宁可从节省点钱作旅行费。”并为他们的欧洲之行做了打算。
后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日渐消瘦，手术不久，恢复得并不好，竟一睡不起了，子女也已经或者正在走向自己的道路。（本文摘编自《梁启超家书》）
（原创自志道教育所属杂志《新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