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得了多少荣誉博士
胡适一生前后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居国人之首，但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却是海内外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据胡适的留学日记，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如果胡适当日顺利“通过”考试，他绝不会说自己“考过”，且这篇日记是五天之后缩写，或可能是考试不顺，情绪不佳，或是当日不知考试结果，后种可能结果较小。而1919年朱经农致信于胡说“今有一件无味的事，进来有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信某位“今为仇魑”的先生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说“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试没有pass”，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
研究胡适的耿志云说“胡适以学者立言，陈独秀一革命家立言。胡适谈到他对文学革命的态度，说作为留学生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态度不能不放谦虚，
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一上来就是以革命家的态度，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如果没有陈独秀，也许文学革命至少经历十年的尝试，但反过来，没有胡适合适学理的主张，没有耐心实地试验新主张效果，尽管文学革命气势磅礴，则难以起到白话代替古文的效果”。
胡适1925年12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友，正因为你我脑子里背后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了，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陈二人之所以能一直维持友谊，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有一点彼此相通的东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一点迷信，陈独秀出党尤其是晚年，几乎又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
1914年9月，胡适在《留学日记》写道“余以为吾国之传记，唯以其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不独传此人格以，又”
作为胡适的研究者，耿云志评说梁启超“是今文经学的末代子孙，聪颖机警，辄不乏大胆创建，但方法不够谨严，常常自相矛盾。论治学之严谨，梁氏不如章炳麟，更不如后辈的胡适，与以专精著文的王国维更不能比。但与康有为相比，他还要多得一些冷静考索的功夫”，“古文经学家的考证辨伪稍近于科举方法，在清代发展到最高水平，胡适将其纳入实验主义体内，造成其治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怀疑，提倡于不疑虑处有疑，二是中证据，提倡有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为了弄清楚戴震是否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时间积累资料，搜寻证据，至死未肯定其看法。梁启超是绝不肯干这种事的，人们可以怀疑胡适研究这个题目的价值何在，却不应怀疑他这种谨慎的态度”。
耿云志这篇研究著作写在1984年夏秋之间，而台湾的历史名家张朋园则不约而同写出《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张氏言道“梁胡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崇高的地位”，梁胡引带中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丰富活泼了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如果说政治上他们是失败的，那时因为革命风靡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半。梁胡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胡适，将来随之上升。
胡适一生前后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居国人之首，但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却是海内外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据胡适的留学日记，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如果胡适当日顺利“通过”考试，他绝不会说自己“考过”，且这篇日记是五天之后缩写，或可能是考试不顺，情绪不佳，或是当日不知考试结果，后种可能结果较小。而1919年朱经农致信于胡说“今有一件无味的事，进来有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信某位“今为仇魑”的先生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说“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试没有pass”，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
研究胡适的耿志云说“胡适以学者立言，陈独秀一革命家立言。胡适谈到他对文学革命的态度，说作为留学生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态度不能不放谦虚，
陈独秀是一个老革命党，一上来就是以革命家的态度，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如果没有陈独秀，也许文学革命至少经历十年的尝试，但反过来，没有胡适合适学理的主张，没有耐心实地试验新主张效果，尽管文学革命气势磅礴，则难以起到白话代替古文的效果”。
胡适1925年12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友，正因为你我脑子里背后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了，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陈二人之所以能一直维持友谊，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有一点彼此相通的东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一点迷信，陈独秀出党尤其是晚年，几乎又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
1914年9月，胡适在《留学日记》写道“余以为吾国之传记，唯以其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不独传此人格以，又”
作为胡适的研究者，耿云志评说梁启超“是今文经学的末代子孙，聪颖机警，辄不乏大胆创建，但方法不够谨严，常常自相矛盾。论治学之严谨，梁氏不如章炳麟，更不如后辈的胡适，与以专精著文的王国维更不能比。但与康有为相比，他还要多得一些冷静考索的功夫”，“古文经学家的考证辨伪稍近于科举方法，在清代发展到最高水平，胡适将其纳入实验主义体内，造成其治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怀疑，提倡于不疑虑处有疑，二是中证据，提倡有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为了弄清楚戴震是否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时间积累资料，搜寻证据，至死未肯定其看法。梁启超是绝不肯干这种事的，人们可以怀疑胡适研究这个题目的价值何在，却不应怀疑他这种谨慎的态度”。
耿云志这篇研究著作写在1984年夏秋之间，而台湾的历史名家张朋园则不约而同写出《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张氏言道“梁胡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崇高的地位”，梁胡引带中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丰富活泼了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如果说政治上他们是失败的，那时因为革命风靡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半。梁胡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胡适，将来随之上升。
他的人格思想，影响了后来一大批声誉卓著的学者和政治领袖。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胡适之。他的名字当时引无数英雄美人竟折腰。就连林语堂，梁实秋这样不可一世的骄子，也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为荣事。
蒋介石后来给了胡适这样的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说：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难怪著名学者熊培云说：错过了胡适，我们便就错过了一百年。他的那些观点，思想，正照耀在当今，句句直戳现实。
如果说鲁迅是代表20世纪，那么胡适则代表了21世纪的真正的国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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