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往来书信集（附书信真迹5件） | 文史知识

梁漱溟先生

（1893.10.18-1988.6.23）

【 辑录者前言 】

创造朋友团体　永念师友情谊

为先父梁漱溟辑录整理其书信并出版，前后有四次。

1993 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信函498 件。这是第一次。

1996 年出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 件。这是第二次。

2009 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 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 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61 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焚毁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红卫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焚毁，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年8 月24 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文革”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 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1938—1946 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间，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这里所说的那封长信，如今欲寻得之已绝无可能了。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 年12 月30 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1976 年8月10 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 年8 月）

对师友昔日来函之看重，实出于对师友情谊之难忘。

亲师取友

师友昔日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

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佛学。儒学与佛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

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 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及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地多有转移。

1924 年因先父接办山东省六中高中，朋友团体遂转往菏泽。

1928 年因接办广东省立一中，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进行教育改革约三年。

1931 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骨干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 年7 月7 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敌后朋友处境艰难

留在敌后的朋友处境艰难险恶。1939 年先父至敌后巡视及返回四川大后方之后，不断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 月，李星三同学代表所领导游击队往伪军驻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伪军实为诈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 月初，公竹川同学被杀，弃尸无头。公竹川曾在敌后引导先父及随行人员，从蒙阴境群山间与敌周旋近月，终得冲出重围，分手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 年6 月12 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9 月，先父自敌后返回四川大后方，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黄生在抗战后极努力工作，然竟被诬为托匪而杀之！”

北碚终成朋友团体聚合与联络处

1937 年自山东撤往四川的朋友，经过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终寻得重庆北碚为落脚点，在此创办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书院。从此北碚成为朋友团体的聚合地与联络处。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尝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后，朋友团体分别星散了。

1949 年重庆解放，先父创办之中学、学院、书院均奉命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政策是私人不得办学）。先父1950 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团体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于先父先后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1964 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1966 年以“逃亡地主”莫须有罪名，遭红卫兵押回广东老家，途中时遭“不是文斗，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劳动改造，捡粪挣工分糊口。1972 年解除劳改回京。1976 年11 月病故。据艮庸先生家人说，先生曾表示愿在京侍奉老师至百年后，然后返回故乡终老，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先父对此尝说：“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镐信，1976 年11 月27 日）

云颂天先生于1970 年、1975 年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北碚来京看望老师。1983 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云先生因中风已举步维艰，仍多次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 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此可见。

朋友团体之终结

1988 年6 月23 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此时朋友团体成员多早于先父身故，而如今起着精神领袖的中心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走向最后终结。回顾此朋友团体从开始形成，至最后终结（1922—1988 年），历时达六十六年。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这是先父上世纪30 年代初于朝会上向青年学生说的话（见《朝话》一书）。

先父与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领与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团体逐渐形成，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合力，使团体得以凝聚不散，遂实现了“创造集团”之事。在这创造中，先父的作用较多，自是当然。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朝话·人生的意义》）先父与青年朋友们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关于家书

本书最后一辑为家书之汇编。

说到家书，在写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写于1938 年，是先父初访延安后，再至开封做短暂逗留，又到江苏徐州写成并付邮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前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国军队守卫之中。此信寄达的目的地为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时笔者兄弟二人正随堂姐滞留于此。此时约在1938 年2 月中旬，华北已沦入日军之手；此信当是经过苏北、山东、河北等敌占区，然后才到北平的。想不到这么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经历，而它被保留下来，至今已达七十九年！

自母亲1935 年病故于山东邹平后，父子三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为父子联系的重要工具，而显得更加可贵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后只寻回一部分，损失大部分；有幸劫后余生的部分，就更弥足珍贵了。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也是很合适的。

还要指出，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记得在编成《梁漱溟日记》后，笔者曾在前言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几句话用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书，也是很合适的。

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后的附件为原信所有，此次一并收入。缺字、疑误字以“〔〕 ”标之，无法辨识者以“□”示之，缺损处以“（ × 缺） ”并楷体说明。部分书信原本没有标点，均由我一一添加补足。

辑录与编成此书信集的过程，得到世纪文景何晓涛等同志全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应当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至于此书如有不当或差错之处，还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谢谢！

辑录者梁培宽

于北大承泽园

2016年11月26日　时年九十有一

◆ 内容简介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即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张申府、冯友兰、胡适、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这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通过一封封书信，梁先生指证师友得失、点拨奖掖后学、用心子孙教育，读者可从中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爱的梁漱溟。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

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终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而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梁培宽（1925-  ）

梁漱溟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 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选 】

【 第一辑 】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

（1949 年以前 选录）

【致京师图书馆/约1916年】

敬启者：兹取宿臧《楞严经正脉疏》一部奉赠，即希

庋存，以备众览。幸甚。此上

图书馆公鉴。　梁漱溟再拜

注：此信由今首都图书馆提供。原件存该馆档案室。据该馆档案记载，该馆曾于“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发文致谢。按：袁世凯“接受”帝位后，改第二年（1916 年）为洪宪元年。据此推算，著者赠书应在发文致谢日（3 月21 日）之前，即1916 年1—2 月或1915 年末，但以1916 年初的1—2 月间，更有可能。——辑录者注，下略

【致范源廉/1916年】

漱溟拜

静生总长阁下：迩闻蔡鹤倾先生莅京，未审寓居何所。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

恐不省忆矣。兹思诣谈，敬丐

公一缄作介，并希

示知寓址，为感。小事干冒，悚愧无量。伏问

政祺。　梁漱溟再拜

注：1913 年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又一度称帝。1916 年6 月袁病死后，由黎元洪为代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成立南北统一政府。范源廉，字静生，为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因范先生力荐，由欧洲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信即在蔡先生抵京后所写。此信及其后著者致蔡先生函多件，均由蔡先生家属提供，才得收入本书信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著者收存的蔡先生函多件，本经精心装裱收藏，却为红卫兵于“文革”中全部焚烧，化为灰烬了（同时被毁的还有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生致著者手札）。

【致蔡元培/1916年】

漱溟再拜

鹤倾先生左右：闻

公莅京，欢忭无量。敬丐静生先生介绍，并奉旧作《究元决疑论》呈

览，拟四日诣谒。先布，谨叩

道安　梁漱溟再拜

注：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 年任北大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 年病逝于香港。此信约写于1916年12 月底。

【致蔡元培/1917年】

鹤卿先生赐鉴：顷闻

大学图书管理徐君已经辞职，

公如不弃谫拙，以此见委，冥当立辞部职，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细事屡干，不任悚息。伏候

赐复，并叩

道安　梁漱溟谨上

注：此信约写于1917年3—4 月间。“部职”指司法部秘书一职。

【致蔡元培/1917年】

兹有小事干　请。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学之告白，颇思与试，以资深造，唯其原限资格，必大学或专门毕业者，乃许与试。张在大学，距毕业期只三月，似不相远，特属冥言于

先生，为之备文送考，俾得与试。张君资质特优，倘更游学，必有远到。如无窒碍难行之处，可否

特赐允许。以

先生掖进后学之心，或乐与玉成欤。顷以此诣校求面，值

公出，不获陈白，用肃函布，恳希

裁夺，

径传示张君为荷。手颂

道祺　梁漱溟再拜

注：张崧年即张申府（1893—1986），河北献县人。1913年入北大预科，1914 年考入北大哲学门，后转数学门。1917年毕业，留校为预科助教。五四运动时，任《新青年》编委。1920 年参与筹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底赴法，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24 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5 年退党。后历任清华、北大等校教授。抗战中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2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 年代表民盟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

【致蔡元培/1917年】

昨夕拜读

手诲，极见

不苟同。肃然敬服，唯

札语简略，

尊恉犹未具悉，暇时当诣请

教言。郭著冥饫闻其说，而稿实未寓目，比加检视，不无可商，引用佛经亦多未安，尚须属其细酌耳。颇闻

治事勤苦，屡有渎冒，衷歉甚深，肃谢。谨叩

兴居　漱溟再拜

【致蔡元培/1919年】

顷去年哲学门毕业之黄生文弼来谈，拟在大学求小事，耤便读书。据云先已谒　公。更属冥代陈，即乞

鉴察是幸。开学日以东西文化一稿于晚饭后步送

尊寓，知公苦忙，故不求晤。前廿二日晤适之，言尚未见吾稿，想

冗中未披阅耳。得间乞稍加翻阅即饬送适之处为幸。此请

孑民先生鉴。制漱冥顿首

注：“制”即“制中”，意为居丧期间。

【致胡适/1920年】

适之先生：兹白话《唯识述义》出板，敬奉一册，乞

教正。冥学无根柢，自知甚明，所说必多未是之处，千万不吝指摘是幸。此请

大安　制漱冥顿首

外书一册呈

胡适之先生收

注：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哲学家。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五四”时任教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力倡白话文。胡先生与著者同于1917 年入北大任教。

此信及以下未作说明的致胡适先生及陈大齐先生各信，均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 年）。《唯识述义（第一册）》于1920 年1 月出版，此信当写于此书出版之后不久。

【致胡适/1920年】

适之先生：昨

先生为我言唐代哲学要称述者不为韩愈李习之，而为玄奘窥基，此自公论。然岂唯玄奘窥基而已，自佛法入中国蔚为十三宗之盛，其学靡不足称述者也。十三宗者多此土所辟创，其原本印度者其学亦成于中国人之手，当时讲习之盛实为大观，即今所遗典籍翻译著述之富，亦谁与埒乎，约之又约，唯识、三论、天台、华严、禅宗五者似不容略矣。

尊意以为何如？昨马夷初先生以所为庄子札记见诒，其间几于全以佛家言为之诠释，且唯识之义尤多，此种讲法固非所敢闻，但其间亦塙塙有当比类而观者。又宋明学与禅家之关系极深复而极有辨，讲宋明哲学亦不容不论及之。今此两科目均排在三年级必修，则唯识之学禅家之学不可不于一二年时讲哲学史大纲中预为讲述明矣。此本当于印度哲学中讲之，唯禅家之云印度所无。又印度哲学列为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既排次在后，不相衔接，又为不必修非其所任，故极望哲学史中于前开五宗郑重讲述，无使中国哲学学生于其学之美者无所闻也。因闻　先生言似有略述名目，不能细讲之语，因奉书陈白如此，唯教之幸甚。此颂

万福。制漱冥顿首

以佛家学之价值，其视道家为何如，其视宋明儒为何如，乃道家宋明各列专科，定为必修，佛家学则仅于印度哲学中一讲之，且视为与此土思想无甚关系，定为不必修，岂非大谬。冥惰于发言，不愿与仲甫诸君争。以君时来就语，故亦略申其意耳。

【致胡适/1920年】

复示敬承。印度哲学一科已经包印度多少宗派的学说，又要包十三宗，岂不太大乎。如此之大，乃欲于如此短之时间讲了，岂不太难乎。佛学未整理，不能入本科必修，乃道家学宋明学独为已整理乎。孔子之学无论如何不适，乃不足比于道家学宋明学乎。如谓宋明学即孔学之谓，宋明学果可以代表孔学乎。此皆漱冥不能无疑者也。漱冥之意，本科必修中国哲学六小时，宜孔家二小时，即包宋明学在内，道家二小时，佛家二小时，乃为平妥，否则将印度哲学改作必修（宋明仍应改孔家字样），提前在一二年时讲之，庶亦合理耳。

先生其何以教之。制漱冥顿首

【致胡适/1922年】

适之先生：前奉上十册，计

察入。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星期二日晚七钟后奉约吾

兄到前门内沈宅聚谈（西城根自来水公司隔壁三十八号），并求

转约同志数人（如有责任心者最好）同聚是感。

手叩

刻安　漱冥顿首

守常（李）、孟和（陶），并乞代邀衡山（钧儒）。

【致胡适/1923年】

顷奉手示，并《读书杂志》见教一文，敬诵悉。往者此书出版曾奉一册请

正，未见诲答。兹承批评，敢不拜嘉？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漱冥

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诲；倘更辱评论其致误之由，而曲喻其所未达，则

蒙益者，宁独一漱冥乎？至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

此？愿复省之。

匆复

适之先生

漱冥手复

四月一日

【致胡适/1923年】

适之先生：

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冥迩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

复谢。顺候

起居

漱冥顿首

四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