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忆西南联大生活：常遭日机轰炸 听到飞行员狂笑声

原标题:校友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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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办学只有8年，却被国人惦记了80年。让我们跟随西南联大校友的讲述，回到当年的联大校园。

文｜张曼菱

站着吃饭

杨振宁（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校友）说：

当时西南联大，我们吃饭是在学校里。那食堂非常简单，没有椅子也没有板凳，是站着吃饭。有好多桌子，每一张桌子围着八个人，都是站着吃。饭是拿一个大桶，从厨房挑过来。因为饭桶很大，又是很多人吃。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基础性原理，就是你第一碗饭去盛的时候，你不能盛得太满，要盛得半满。你赶快吃，吃完了以后去盛第二碗，就可能盛得很满。假如你第一碗盛得比较满，你吃得比较慢，你去盛第二碗的时候，饭没有了。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子的生活状态下，努力念书的。

郑敏（诗人，西南联大校友）说：

在那时的生活里，没有感觉到特别穷苦的感觉，虽然其实是非常苦的。

你一到饭堂，进去吃饭，你听见所有的人在敲碗。为什么要敲碗？他要把里面掺杂的稗子、石头敲出来，不然不能吃。大家都是站着吃，从来没有坐过，念了四年，没有坐着吃饭过，都是站着吃。好像没有人觉得过不下去了，很基本的生活还是有的。

有时候家里也给我一点钱，然后我们就去吃米线。我还记得，太辣了，我们的享受就是到此为止。有时候泡茶馆，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特别丰富。

跑警报

抗战时，中国空军人数和飞机都非常少。昆明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我父亲说过：因为没有对空的战斗力，日机飞得很低，低到可以看得清楚飞行员的面目，听到他的狂笑声。联大的师生们同昆明人民一起蒙受着空袭灾难。

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说：

昆明不像重庆，没有防空洞。昆明都是平原，不好打洞。我们就往学校的后面跑，有点高高低低的地方，趴在田埂旁边，看见轰炸，昆明城里投弹幕烟，都看得见。我记得在警报后有补课。至于什么时间补，都到西门口看。

王希季（中国卫星技术专家，西南联大学士）说：

我们还要学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跑警报那个地方，上课是不上的，但是回来补。自己跑警报，你带的东西可以做作业。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要为了要打赢日本人。因为中国的弱，被日本一炸——云南挨炸的惨象你们可能根本不清楚，简直非常惨。所以就加强学习、要自强。那个时候跑警报，电灯也没有，有时候断电，但是学习不间断。

郝治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校友）说：

我们去（上学）的时候一直在被轰炸，那个时候，云南当地的学生、学校都疏散到乡下去了。我们联大的学生都是住他们的空房。 1939、1940 年轰炸得最厉害。早晨天不亮就拉警报，就跟现在抓囚犯的车的声音似的。那个一放，我们就得赶快起来。

炸完以后，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胳膊、腿什么的挂在树上，就在我旁边。因为跑得很远，有的老百姓就跑不动了，拖家带口的。我们学校死过儿个，但是很少。因为我们没有家累，反正警报来了就跑。

炸完了以后，回来没电，学校做不出饭来，就饿着肚子。因此在我们学校外面有一个卖大饼的；后来他家就发了财。我们头天买好了饼，放在一个布袋里，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贵重的东西放在枕头底下。警报一放就赶快起来，把这个铺盖一卷放在床底下。

名师云集

刘长兰（西南联大英文系学生）说：

那个时候的教授，没有名气是不大容易到这几个大学来教书的，所以校内都是名教授。我们也很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是光靠名气，他们确实讲的东西很多。像钱穆（著名历史学者），在那里教书，他是绍兴人讲的浙江话，不太清楚。我因为在南京住很久，所以我对南方话还可以懂，好多同学下课我要给他们翻译一下。但是钱穆上课讲书的时候，大家听懂听不懂，都是很认真地听。

钱穆讲书非常热情，他矮矮的，他在大教室上课。大教室是有阶梯的，阶梯一层层上去，他在下面是一个讲台，好像一个小舞台。他说中国历史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讲，我也没有资格。我为什么要讲？我爱这个历史。他说到“我爱这个历史”就跳起来了。他人跳起来讲：所以我要讲这个历史。

男女学生谈恋爱

郝治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校友）说：

那个时候男女之间的交往是非常自由，没有什么强迫的，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合适，觉得不太合适，说开了那就还是好朋友。

我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跟我的爱人，我们是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后来天津党让我们转移的时候，我们又一块儿转移到昆明去了。所以我一直跟他的关系比较密切。人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原来就比较好，同学都比较理智，一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好了不短时间了，我们干吗去插手呢？

我到了联大以后是以进步学生身份出现的，我还当了两届学生会的主席，所以一般的家境好的、公子哥这样的学生，他也不敢找我。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多半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思想合得来的进步的同学。进步的同学就无所谓了，你要不行，合对来，不合则去，没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总体上来说，那时候我们的勇敢、坚定，敢于拼搏，有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比现在一般知识女性强得多。现在的女孩子不能吃苦。那时候，我们独立自主的意识比现在强。

教授风采

姚秀彦（西南联大历史学系四十五级学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说：

联大是三个学校合并的，所以名师如云。就我们文学院来说，中文系几个教授，有个教授就是写《联大校歌》的那位，写的真是壮烈、动人。闻一多、朱自清这些都是名人。我们历史系有陈寅恪，吴晗教明史的，哲学系有几个教授，都是名师，你跟他们学都是享用不尽。联大的老师，现在很难让后人体会。现代的大学，无论台湾也好，哪里也好，设备是非常好，高楼大厦、新的设备，行政效率也高。但是没我们那时候的情调。

那时老师跟学生完全像一家人。你随时随地跟着老师的问题，到他家里，打桥牌，给他倒点水啊,在他家里吃便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到好几个老师家去过，比如龚祥瑞（著名法学家），他是教我们政治学的，师母我也认识。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无话不谈，就像家里人一样。以后的大学，看着规模非常的大，学的东西非常多，但是那个情调没有。

（西南联大的）授课不是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你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随时听他的教训。不但是知识，而且是生活，尤其在晚上，因为上课总是有一定的进度了，每天晚上都有讲演，学术性的、生活性的。所以生活上老师的陶冶、熏陶那是很多的。

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

沈克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不及格的学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就稀里糊涂，后来一算学分就只一百三十一个，就差一个学分，他又念了一年。

另外，西南联大非常重视体育，这是清华的传统，必须上四年体育。体育课要考试，还有点名。如果你体育课有八次缺席，这一学期的体育课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要重修。等于你要学八个学期的体育，一个学期不能差。差一个学期，到毕业的时候不让毕业，留下来就是上体育课。

（图文节选自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以上内容选自《南都周刊》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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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念？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在开学一个月后，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又继续向西南行进，在1938年2月搬迁入云南，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

西南联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书评君与大家分享学者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字，追怀西南联大独有的精神魅力，也省察我们为何会倾向于将西南联大“神话”。

文| 陈平原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作者：浦江清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

“战时须作平时看”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

抗战八年间，向西南内迁、坚持办学的大学远不止西南联大，而有几十所之多。这些大学和师生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延续了文化命脉，也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图为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

即便是思想激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

基于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渗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1941年，由西南联大曾昭抡教授率领的“西康科学考察团”师生，从昆明出发横渡金沙江，经西昌，越大凉山，进入彝族区，对沿途矿产资源、交通情况进行普查和核实。后来成为攀枝花矿区开采时的重要资料。图为西康科学考察团全体成员合影。

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

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西南联大行思录》

作者: 张曼菱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

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

世人谈及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喜欢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常委）入手。其实，三人中长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贻琦，而梅发挥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阅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会的权力与决策之果断。

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合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清华贡献最大。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

世人之所以喜欢从三位校长说起，除了这样“讲故事”线索简单，效果很好，我怀疑还有“官本位”的潜在影响。查阅大量档案公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散文小说等，逐渐展开五彩缤纷的历史场景，你会发现，战争中西南联大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性作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位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教授大都是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1946），其“联大教授”部分有一类似“小引”的插页，称：

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一所大学的教授，留学生占86%（留美学生占55%），这种学术背景的高度同质，在那个特定时代，使得教授们容易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纷争。而环境的艰难，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比起教授之合作无间，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帮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

我曾引用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把这段话略为引申—放长视野，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

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联大八年》

主编: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版本: 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

事隔多年，追忆逝水年华，难免夹杂个人感情色彩。可对照当初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联大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联大八年》中，“联大教授”的“小引”称：“这里收集到的关于教授报道的文字在我们是没有什么标准的。这中间差不多是每位同学描写他熟识的先生”，至于那些只开列教授履历，或者炫耀其官衔的，“我们也就只有从略”了。除了《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先生事略》，接下来就是总共33页篇幅的《教授介绍》。作者采用“剪影”手法，虽只聊聊数语，却相当传神。这里引述若干则，以见当年学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

“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1942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

“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

历史系教授刘崇鋐：

“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喜欢写时评，且从事民主运动：

“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扭（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

“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三十三年冬，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经以《晋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

物理学教授王竹溪：

“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宽广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

教务长、社会系主任潘光旦：

“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有有为’了。假若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

算学系主任杨武之：

“为人忠厚老诚，对同学异常和善。上课的时候，颇爱讲一点共产党教人放火的大道理。”

社会系教授费孝通：

“跟同学关系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

因为是小品文字，对于这102位教授的介绍，不太涉及各自的专门学问，关注点有三：一是演讲口才，二是对待同学的态度，三为介入社会的热情。尤其是谈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讲课效果。罗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闻一多：“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唐兰：“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罗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这种三言两语的“评点”，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当“学术鉴定”看待；但从行文风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视角，甚至还略带调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

“应叫青史有专篇”

原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为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称：“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正因为西南联大早已结束，才更值得后人追怀。就好像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延安鲁艺、燕京大学，以及香港的新亚书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因为过早“凋谢”，所以格外凄美。

倘若西南联大不解散，一直延续到今天，评价肯定没有这么高。再好的大学，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冰清玉洁，白璧无瑕。我们都只记得其风姿绰约，热心谈论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你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若撰写回忆录，必定是满口赞扬之声。我曾认真翻阅北大历年“纪念册”，得出一个结论：凡在校生编的，大都是批评意见；凡老校友编的，大都是温馨回忆。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最好是对照阅读，方能见其真面目与真性情。

当然，西南联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归终，这个故事实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后来又“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借用宗璞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起承转合之间，有充分的戏剧性，但又未见抹不去的阴影。那些被迫关闭的大学，当事人壮志未酬，深感压抑；而西南联大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解散，班师回朝，故壮志多而悲情少。

“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

作者：宗璞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4月

另外，西南联大的历史及精神遗产为三校师生所共有，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样，今天的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无论如何吹捧西南联大，都不会被世人讥讽。陈岱孙曾感叹：“我们有的时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联大的历史神话化了？”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忆为主导，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策应，必定偏于溢美。更何况，今人之谈论西南联大，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大学。因此，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到底该往哪儿走。在这个意义上，联大校友发起的对于联大历史的抢救，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怀，也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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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学，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都能有精彩的发现。读文学的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谈论中国大学，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但愿这只是我多虑。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作者：陈平原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