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老师送进监狱，只为当北大校长？训斥蒋介石，骂哭鲁迅，逼走两任国家总理，死后国共所有政要痛哭流涕
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也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
把鲁迅气的弃官出走，把鲁迅的弟弟周作人逼进监狱，让所有北大教授谈之色变。
放言天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还拆了陈独秀的台，罢了孔祥熙、宋子文的官。
最后却被活活气死，有人给他一副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北大的教授都怕他
胡适说过在北大，学生的学问是可以超过老师的，傅斯年就是胡适口中的这个学生。
傅斯年的学问深到什么程度？深到连黄侃这样恃才傲物的奇才也想把自己的章学衣钵传给他。
可这锋芒毕露的牛人最爱干的事就是挑战权威，处处找老师的麻烦。
只要老师讲错了，他便当面指出，还引经据典，证据精确到哪个人在哪本书哪一页说过这样的话，搞得老师难堪至极，却又无可辩驳。只能站在台上背着双手，面向窗外，一脸苦涩，唉声叹气。
聂湘溪曾回忆说：“当时有一些教授一上他的课就发怵。”
胡适就差点丢了饭碗。
1917年夏，胡适受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来北大讲中国哲学史。
可这北大的学生就是不一般，什么样的人才怪才都有，很多学生对这位喝洋墨水的海龟甚是不服，想把他轰下台，却又无破绽可寻。
于是他们找来了傅斯年，怂恿他去听课，帮忙找点问题出来。傅斯年一听激动了，二话没说起身就去了。
听完一节课之后，傅斯年摇头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这句评价也是绝了，同学只好放过胡适，乖乖去上课，寻找下一个要弹劾的教授去。
多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自己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傅斯年功不可没。
而后来他却成了胡先生佩服到五体投地的人物。胡适一生，在许多领域里都有开创性贡献，道德文章，天下闻名，眼界自然很高，他不会轻易去赞美一个人。
适之先生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与傅斯年）
朱蓬仙就没有胡适这么好的运气，被傅斯年毫不留情的砸了饭碗。
朱是章太炎的弟子，在北大教《文心雕龙》，他出了过不少低级错误，学生要揭发他。
有同学谎称复习，把朱大秀才的讲义借了出来，然后交给傅斯年，傅斯年连夜看完，画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炮轰朱蓬仙。
蔡元培一看，大吃一惊，不敢相信如此内行的批注，竟会出自学生之手？
然后他开始猜疑，是不是某些教授借学生之手攻击其他教授？于是即刻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
最后经确定确是学生所批注，不久，这门课便不声不响被重新调整了。
凭着才学和霸气，年轻的傅斯年却已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崭露头角。
《新潮》迭起
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傅斯年便跟着胡适混了，成了胡适麾下天字号猛将，不但读起了《新青年》，还隔三差五的在上面发表文章，唱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歌。
可傅斯年不甘心长期寄居在他人地盘之下，他要自己干！于是便纠结了一群同伙，包括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这些可是学生之中的翘楚，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办杂志要经费啊，傅斯年去找胡大哥，好先生胡适一听摸摸小傅的头笑嘻嘻的说:“钱是没有，但我对你们的行动举双手赞成，还愿意无偿担任顾问；”
陈独秀有点不高兴了，你这分明是来拆我《新青年》的台的嘛！
傅斯年斗胆去找蔡元培。蔡元培一听心想:这小伙子不错哟，有点意思，便金口一开：“你每月去北大的经费中领400块吧！”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也知道了，热情的向他招招手：“来来来，我从图书馆腾个房间出来，给你们当办公室用吧。”
就这样，一份叫《新潮》的杂志很快就办了起来，并且大火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青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这样写道：“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
陈独秀的担忧竟成了现实。
如果说《新青年》代表了老师一代的最高水准，那么《新潮》便是学生一代的突出代表了，而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两代人共同推进的结果。
1919年5月4日，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潮——五四运动爆发了，整个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充斥着风起云涌的高亢和嘈杂。
傅斯年正是这场运动的总指挥。
这个魁梧的大汉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高举着大旗，时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
其实傅斯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有序的游行来推动政府的变革，而不是武力与暴动，而随着运动往深处发展，局势已经不是少数人能掌控了。
和挥舞拳头面红耳赤的游行青年相比，傅斯年有着更为冷静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吐狂言之上。
为了保护学生，蔡元培以辞职相威胁，五四的狂潮最终慢慢平息。毛泽东称颂傅傅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
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
留学风波
毕业后的傅斯年决定出国留学，1919年的秋天，他参加了山东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没发挥好只考了个全省第二。
在傅斯年着手准备之时，官方却以他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
他们对外是这样解释的：要是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是法兰西共和国，一言不合，岂不率领一帮弟兄，拿上粪叉子、镰刀斧头加大铁锤，将白金汉宫和巴黎圣母院砸个稀巴烂？
幸好一名叫陈雪南的科长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这席话最终保住了傅斯年的一份名额。
这年冬天，意气风发的傅斯年踏上驶往欧洲的邮轮，开始了他为期六年的留学生涯。
与鲁迅一言不合就开火
傅斯年在很多人眼里是胆大妄为，随心所欲之人，似乎无所畏惧，这刚烈任性的性子好像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同样狷介的鲁迅。试想这两个威武雄壮的套马的汉子相遇该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呀？
这事还真有，两人真的一见面就开撕，差点打了起来。
1926年，留学归国的傅斯年接受了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前往任教。不久之后，鲁迅也受聘于中大，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系主任。
此时的中大是国民党的天下，朱家骅、戴季陶都是党国要员，所以鲁迅被孤立了，“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
而傅斯年恰好又与朱家骅是挚友，本身也不喜欢冷冰冰硬邦邦的鲁迅，于是短兵相接正式开始。而中间有个叫顾颉刚的人就成了导火索，一点就爆。
原来鲁迅和顾颉刚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过节，顾颉刚说鲁迅抄袭，把鲁迅快气炸了，两人便这样怼上了，鲁迅还专门给顾颉刚取了个外号——红鼻。
后来鲁迅离开北京跑去厦门大学教书，板凳都还没坐稳呢，顾颉刚发神经也跟着跑去厦大了。
本就多疑的鲁迅是极度的不开心：“你这是要撵着我跟我作对，存心找茬？”
那好，那我再走！于是鲁迅就牵着他的学生许广平去了中大。
（鲁迅）
于是傅斯年主意就打到顾颉刚头上来了，既然你鲁迅来了，一天天神气活现的，我要是把顾颉刚也拉来，看看你咋办！
说干就干，傅斯年还把这个决定象征性地通知了一下鲁迅这个教务主任，反正也不管他同意还是反对，按傅斯年的观点，告诉你，已算是抬举你了。
鲁迅不听则已，一听顾颉刚要来，火气都快烧到天上去了：“红鼻来，我就走！”
傅斯年要的就是鲁迅抓狂的效果，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而顾颉刚也真的来了。
这些个人合伙欺负鲁迅，暴脾气哪受得了，辞职信还没写铺盖就卷好了。
傅斯年一看，笑了，敢威胁我，我难道不会？傅斯年也要辞职。而刚来的顾颉刚看到如此混乱的场面，凶险的局势，自觉不应趟这滩浑水，也要抬脚走人。
校方只好和稀泥，让学生选，学生说留哪个就那就留哪个，结果学生异口同声:一个都不能少，三个都是大师，都不能走！
但鲁迅是那么容易屈服的吗？去意已决，还是悲愤而走。
顾颉刚性格比鲁迅温和多了，但骨子里却倔得很，不愿任人驱使，受不了傅斯年霸气强势，两人分道扬镳，不久后，顾颉刚也离开了中大。
傅斯年的“大炮”性格再次爆发，指责顾颉刚忘恩负义，“你若离开了中大，我便到处毁你，使得你无处去，无路可走。”
三个人的战争打的激烈，但中大可就倒霉了。曾经风光一时因此次人事矛盾而变得冷落稀疏。
此事虽不免刻薄，倒也符合傅斯年的为人和性格，哪怕是文坛巨鳄，也是照样我行我素，只是文坛上又多了段恩怨是非了。
北大“功狗”
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傅斯年同样也没给他好果子吃。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第二天，教育部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劝其出任北大校长，这是对其能力、资历以及声望的最好肯定。
傅斯年拒绝了。理由是，论资历、论名望，尚有胡适在前，我傅斯年尚有自知之明，只要老师一息尚存，这北大的第一把交椅就非他莫属。
此时，胡适尚在美国，朱家骅觉得这个事难办啊。朱家骅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最终让傅斯年勉强答应就职代理校长，待胡适归来，便自动让贤。
代理校长期间，傅斯年做了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伪“北大”教员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他曾经的老师周作人。
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萍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来的第一句话就问陈是否与伪北大教员来往，陈回答说仅有一些礼节性的来往。
傅斯年勃然大怒：“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11月28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再次发表声明：“北大将来复校时，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
作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周作人，此时颇为紧张，犹豫再三最终给傅斯年发了一封信函，为其抗日时期变节一事“辨伪”，请求特殊处理，并指责傅斯年的作为过于苛刻，信中写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一看气的把信撕的粉碎，然后拍在桌子上大骂：“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
然后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民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12月8日，傅斯年将重庆对记者的长篇谈话公之于众，在问道如何惩办周作人、钱稻孙之类汉奸时，傅斯年答道：
“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辩忠奸！”“这个话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在民族大义面前，傅斯年的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
在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在学界，傅斯年混得是风生水起；在政界，也同样是游刃有余。
1946年初，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
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多好啊。”陈布雷知道傅斯年的臭脾气，对蒋说：“我看他不一定干吧。”
蒋介石不相信了，请他做官他难道还有不乐意的，你去劝劝他吧。
劝了又劝，傅斯年果真死活不答应。蒋介石没辙，只好去找胡适干，胡适有点动心了，傅斯年就写信给胡适，劝他不要去：一入政府，非但没了说话的自由，也失去了说话的分量。
他又劝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不是自降身份吗？而这句话彻底的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即便这样不给面子，蒋介石还时不时地请他来总统府吃个便饭，把他奉为“座上宾”，和他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有一次代总统李宗仁要来台湾，蒋介石跑去机场欢迎，在机场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满朝的文武站在旁边，傅斯年却坐在蒋介石的旁边。
坐着还不算，还翘着二郎腿，捏着大烟头，一边抽，一边对着蒋介石指手画脚。
连字狂傲著称的李敖都甘拜下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
虽然终其一生傅斯年都追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却从始至终都秉持着“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
参政，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尤其是民族危难的关头；不从政，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那才是文化自信的年代，在强权面前，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文化人的自信和尊严，不为所动、终不低头。
（傅斯年与蒋介石）
赶走两任行政院长
傅斯年的厉害可不止这些，他最牛气，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赶走两任行政院长了。
1938年傅斯年就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真正发挥起知识分子“参政而不从政”的作用来，对于孔、宋家族掌控民国政权、贪污腐败的现象，傅斯年深恶痛绝。
这一年，傅斯年两次致函蒋介石，揭发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贪污问题，并从才能、威望、用人、外交、礼教等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蒋介石却不为所动。
1941年，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和女儿孔令俊竟用营救在香港的社会名流和学者的专用运输机来运输自家的家私和洋狗，从而致使陈寅恪、何香凝等名流滞留香港，此举激起社会义愤，傅斯年更是忍无可忍。
傅斯年决意扳倒孔祥熙，于是便开始着手搜集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斯年终于找到孔祥熙等人参与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的证据。
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再次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并指着孔祥熙的鼻子高声骂道：“你少在这耀武扬威的，我们法院见！”
此举惊动了蒋介石搞得他紧张兮兮的，为了平息此事，还亲自请傅斯年吃饭。
蒋介石说：“孟真哪，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认真的答：“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
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也不能这样说！”
就这样，孔祥熙被赶下了台，由宋子文接任。
然而，宋子文也是半斤八两，胡作非为，劣迹斑斑，傅大炮又将他的炮火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公开撰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他在文中写到：“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
这之后，傅斯年再开两炮，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连轰宋子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像当年孔祥熙一样，只好卷铺盖走人。
而那时的傅斯年尽管担任国民参政员，但不过是一个虚职，类似于现在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没有实权。可就是这样一个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用行动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尊严。
终被活活气死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此时，国民党政权在风雨中飘摇，朝不保夕，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到达台湾后的傅斯年不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邓广铭回忆：“傅此后便以朱家骅的名义天天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话，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
北大的众位教授都被他搞怕了，一听到电话声响，犹如听到午夜凶铃，个个都惊慌失措的。
1950年12月20日下午2时，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回答关于教育行政方面的质询。
下午5点40分，以好勇斗狠著称的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问题：“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该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
此事看起来虽简单，却及其敏感、复杂，台大已尽最大之努力，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失意政客，以各种手段向台大施压。
傅斯年极其恼火，迫不得已再次登台讲话，对郭的狂妄和无知予以反击：“你们啥也不懂还天天在这搞来搞去的！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后傅斯年走下讲台，教育部长陈雪屏见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摇摇晃晃赶紧上前搀扶，傅说了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
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等人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为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
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双眼，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终于苏醒。医师赶忙过来，按了下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双眼。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的学者、名流、官员陆续涌来，包括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钱穆等。殡仪馆几乎无立足之地。
记者于衡回忆道：“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蒋介石亲自为其撰写挽幛：“国失师表”。
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傅斯年的成就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为之肃然铭记。
他像他的老师胡适一样毁誉参半，说他坏的人把他骂的狗血喷头，一文不值；敬仰他的人把他当一生的指明灯，永恒的榜样。
做官他这一生在用人上，他不顾人情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做人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
说他狂傲，却他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
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谐趣百出。
他是个用多少语言都说不明白讲不透的人。
或许国民党大佬于右任的挽联是对其一生功绩最好总结：“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