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谨以此文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40周年

王国维在《人间词》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段极为精彩的议论，集北宋诗人晏殊《鹊踏枝》，北宋诗人柳永《凤栖梧》（又见欧阳修《蝶恋花》）和南宋诗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词句，十分精确地阐述了人生和学问事业成功的境界，即树立目标，孜孜追求，顿悟成功。这是所有有理想目标的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自然也是王国维的人生和学问事业的过程，只是他的追求更为执着，更为坚定，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故十年所造遂有今日而已

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12月3日。三岁那年，母亲撒手而去，父亲也因经商而远走他乡。他和姐姐只得寄养在祖姑母家。十岁那年，因祖父去世，父亲奔丧回家，守孝课子。父亲对儿子要求甚严，望子成才的心极为迫切，甚至近于苛求。年少时他因寡言少语而不被父亲看好，父亲担忧“不患吾身之死，而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

王家本是小康，只因祖父去世，一下坠入困境。父亲王乃誉只得在同乡的茶漆店里打工挣钱。自尊心强且好学上进的父亲，“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以至达到诗、书、画皆通的水准。父亲直接给他树立了可以效法的榜样。王乃誉对书画艺术有独到而精确的论断，他说：“人无奇气，不必工书画；无独识，不必讲求笔墨；无心营八荒，目空一切，不必论布置。故必有卓绝之行，好古之癖，乃能涉其境界，否是徒学无益也。”王国维美学理论中“境界”一说，考其源，竟出自父亲的这段议论。

十六岁那年他考中秀才，誉满海宁，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他本可以在科举取仕的路上行走，可他却已无意于此，反对读史尤为专注。他后来回忆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后二年，应试不中，自此与科举决绝。父亲尊重他的选择，甚至多少表示出些许的态度，他在致族叔的信中说：“以其（王国维，作者注）性讷钝，好谈实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主。”

1898年2月，父亲亲自送王国维来上海，有意让儿子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历练。这里是强学会精英人物汇聚的地方。来上海之初，王国维即被《时务报》录用。当时上海有“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之说，《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有影响的机关报。他在报社是位文书校对员，薪水不高，可工作繁重。变法维新，举步维艰，列强欺凌，日甚一日。中国人“如圈牢羊豚，任其随时宰割而已”。他深切地意识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

此时，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当时学社内只有六名学生，王国维是其中之一。报社工作繁忙，难以挤出时间学习，给他的外语自学带来许多困难。一个月后，他的考试成绩不及格。按照规定应该退学，可罗振玉欣赏他的才华，破例没有让他退学。《时务报》停办了，王国维失去了经济来源。罗振玉有意委他为学监，可以每月领取薪金，以使他生活无忧。罗振玉是他一生交往中影响最大的人。他们同是浙江同乡，罗振玉比他长十一岁，又早一年来上海，与人合办农学社，印发《农学报》，后又办东文学社。他们有共同的学问爱好与研究，罗振玉对他有提携知遇之恩，王国维对此一直铭记在心。他们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

东文学社中日本籍教师藤田丰八和冈佐代治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王国维正是从他们的著作里知道了康德和叔本华。他回忆说：“余一日见田冈（即藤田丰八、冈佐代治，作者注）君之文集中有汗德（即康德，下同，作者注）、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文字睽隔”刺激他发奋学习外语，终变“睽隔”为“熟悉”，以成就他日后如日中天的学术事业。

1900年底，他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东渡日本留学。只是他体质羸弱多病，在日本待了不到半年又回到了上海。罗振玉让他协助编辑《教育世界》，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1906年6月，《教育世界》刊登了一张王国维的半身照，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身穿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长衫，头戴瓜皮帽，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上面还附有一行文字：“哲学专攻者王国维君。”

他在《教育世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译文，他是在这里展露才华，这里是他学术事业的发祥地。

1901年夏，他由日本回国。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非常在意“三十而立”的观念，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三十而立”，“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质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有今日而已。”“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这双重困难之中，再迫切不过乃是“生事之累”，即谋一生计，谋一职业。他相继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和苏州师范学堂执教。1906年，他与罗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学部工作。他为自己因生活所困体质之弱，不能在学术上有更快更高的进步而每每叹息：

“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载！”

近日之嗜好渐由哲学而移入文学

据王国维自己介绍，他是从1903年春开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此之前，他已阅读过巴尔善的《哲学概念》和文特尔彭的《哲学史》。初读康德并非能完全读懂，于是，他放下康德，再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中的“康德哲学批判”，给了他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汗德哲学关键。”1905年，他“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可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

由此他开始哲学王国的探寻。他是最早把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大师介绍于中国，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鲜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1904年，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为指导，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他的第一篇有系统的长篇论文。他的思辨深入到曹雪芹建构的大观园中，追诘人生的意义，即“生活之本质”是什么？《红楼梦》中占极大的内容是生活之欲，男女之爱。他认为“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叔本华把“男女之爱”归结为“传宗接代”的“种族意识。”王国维以此解《红楼梦》之精神，以为大观园中的饮食男女都为生活之欲而苦痛。他甚至如此解说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玉”“欲”同音，作者的寓意正在于此。

他以独创性的视角审视《红楼梦》，以为这部著作的美学价值在于它的悲剧美，即“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他有心借助这部伟大的小说，改变“吾国人之精神”。什么是“吾国人之精神”？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界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比如《牡丹亭》之还魂，《长生殿》之重圆，还有众多《红楼梦》续书和《儿女英雄传》等等，走的都是大团圆之路。只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另辟蹊径，“具有解脱之精神”。《桃花扇》的解脱是“他律的也”，《红楼梦》则是“自律的”，两相比较，“《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他尤为推重《红楼梦》的悲剧性的美学价值。

从《红楼梦》面世到新文化运动的漫漫岁月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论著可谓多矣，然主要研究的方法不外评点和索隐。评点者搜肠刮肚寻找书中的“微言大义”“千里伏线”。索隐者着眼于书中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这被称之为旧红学。王国维批评旧红学，认为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本是虚构的“‘子虚’‘乌有’先生”，是艺术的提炼，不能混同于社会具体的某人，当然更不能与作者等同起来，如果可以等同，那岂不是说：“《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他从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角度，以严谨的态度审视《红楼梦》，并将它与世界的同类文学著作比较，称《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可谓“宇宙之著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世界名著。在中国传统文人首重经史，推重诗歌，不屑小说的年代，是王国维最早推重小说在文学史的地位，最早提出《红楼梦》是世界名著，从而开启了新红学的篇章。

1906年，父亲病卒。翌年，夫人莫氏病故，继母也亡。多难悲慼的日子，他的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的《人间词》面世。“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天未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间词》那百余首词，满满传递的都是人间的困惑，满满呈现的都是肝肠寸断的悲切。他由哲学逃向文学，后又转入词论和戏曲研究。1910年，他写下了《人间词话》，构建了独有的划时代意义的诗歌理论体系。

戊戌变法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高潮。他对革命向怀畏惧之心，认为“修明政治，大兴教育”才是经世济民之道。他在《论平凡之教育主义》《教育普及之根本方法》等文章中，表达的是对“修明政治，大兴教育”的关切和忧虑，体现的是教育救国，学术兴国的思路和理想。

他站在教育前沿，倡言学术，涉猎过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关注欧洲的各种社会思潮。1908年，他因戏曲研究，涉猎了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对“西洋之名剧”注入了关切的目光。他说：“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呼唤着出现“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的大师，而他正是这样一位茹古涵今，入室升堂的大师。

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1912年春，王国维在日本发表《简牍检署考》，标志着他已进入传统的国学研究的领域。他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他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生夙兴夜寐，苦心孤诣，以致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所回报的则是超乎哲学与文学的国学，这便是《流沙坠简》。

《流沙坠简》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全书按简牍的内容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第二大类为屯戍丛残，为主要部分，下分薄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项。第三大类是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简牍。第一、三类为罗振玉考释。第二类为王国维考释。此外，王国维还作《补遗》。他们凭借中国文化厚重的学术素养，克服考释中的种种困难，准确地理解和考释了简牍，取得震惊中外的学术成就。1914年7月17日，王国维在《致缪荃孙》中说：

“岁首与蕴公（罗振玉，作者注）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极大，并现存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记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就在王国维和罗振玉全神贯注考释编著《流沙坠简》时，国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孙中山、黄兴等中华民国的元勋被严令通缉，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冷枪暗杀。“易水萧萧去也，可能唤醒国人无？”他不为世事纷攘所扰，专注于《流沙坠简》，似是一个化外之人。他的国学水平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推崇。

鲁迅曾给王国维以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近十年了，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比对时下国学大师贵冠满天飞，鲁迅进行辛辣的讽刺，他说：“当假的国学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作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

王国维非但在简牍研究，在甲骨文、敦煌写本等的研究上，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达到了一般博学勤力的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甲骨文作为一种新的学问，王国维、罗振玉为奠基人，因此也被称为“王罗之学”。据统计，甲骨文中单字有四千多。容易认识字确定之后，剩下的字就越发难认了。

1915年，罗振玉作《殷墟书契考释》考释出485字，待考文字1003个。这部《殷墟书契考释》的真正作者是谁，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定论。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是，王国维为报答罗振玉的知遇之恩，“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罗，而后罗坐享虚名。”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冬，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出版时，罗振玉为之作序，罗在文章中说：“余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君说。”所谓“君说”，当是王国维的学识认知，仅此足可证明王国维在此书中的角色和作用。

他的独创性的贡献，是利用甲骨文探讨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甲骨文研究一直贯穿他的后期学术研究。1916年春，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就埋首于甲骨文和史籍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的发表，使中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也使他成为这门学科的领军人物。他还是我国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

他是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永恒、固定和颠扑不破的人生常数和宇宙大美，是他苦苦追求的“万世之真理”。唯此，弃八股科举之路，东渡日本寻求新学，从最初寻求人生困惑而钻研哲学，又由哲学转向文学，直到沉浸在出土简牍和剥蚀文物的考释中。人生的选择、放弃、再选择，每一次都是在探索人生价值，每一次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每一次都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他曾希望新学使苦难中国得到新生，故而二次东渡，译介西方学说。可新学并没给华夏带来福祉，反倒因新学的流入，遮蔽了中华文明烨炜之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更使他苦痛着思索着。他说：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拙，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业之斗争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

如周振甫先生所言：“一代之学人，其言行与时推移恒趋于矛盾之两端。”矛盾与困惑中的他十分无助，新与旧的迷惘中，反倒坚信“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礼”。这正是他不能理解辛亥革命，对时局失望，对爱新觉罗氏哀挽，进而沉溺到经史考据之中的最直接的理由。

为此文化所化的人

他的学生蒋君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王国维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即已久仰。他是短短的身材，嘴唇上蓄着八字胡，瓜皮小帽，缀有红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表记，十足的满清遗老，最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一个书斋气十足的学者，一旦做出选择，便不会轻易改动。做学问使然，对头上的辫子亦使然，即使“皇上”剪了辫子，即使他走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他也留着辫子。这条辫子一直拖在他的背后，直至自沉昆明湖。清朝早已风卷云散，他之留辫子的心志十分明白，就是坚持“士不可辱”的气节，是最具典型特质的封建士大夫的面子。

1923年5月，他由上海藏书繁富的密韵楼，来到北京红墙碧瓦的故宫，接受已成“国中之国”的逊清朝廷的“官职”，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加恩赏给五品衔”，“着在紫禁城骑马”。如此知遇之恩，令他万分感动。次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赶出故宫，国中之国的小朝廷被废除。这使他痛心入骨，为报知遇之恩，他愤然辞去北大通讯导师的职务，拒绝在民国的学刊上发表文章。

大变革的时代，如他这样学业辉煌而又恪守儒家信念之学者，免不了要在两难中踟蹰失措，更要命的是“不食周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乎哉。溥仪逐出故宫，他的俸禄失去了着落，辞去了北大通讯导师，意味着少了一笔“导师”的薪金。他是国学大师，可大师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尽人伦之责，可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了。

也就是这一年秋，清华大学决定筹备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校长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1925年1月，清华大学向王国维发出聘约，他在犹豫之中，给老友蒋如藻去函商议，蒋如藻复信通达亲切地劝说：清华月有四百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须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又说：“从此胜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有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强留。”

老友信中所说“胜离鬼蜮，垂入清平”，多少中了他的心思，溥仪周围复杂的人事已使他厌倦。在得到“皇上”的“恩准”后，他决定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3月25日，他致信蒋如藻说：“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收招魂魄，重理旧业”，在辗转反侧的“忧徨”之中，他终于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短暂的平静书斋生活，他在这里开始了西北地理及元代史的研究，撰写了《古史新证》等，教授《尚书》《说文》《仪礼》等。他的学生戴家祥曾师从他研究甲骨文、金文，他回忆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国维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国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两者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教授有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是青年讲师。他们的教学也各有特点，和王国维在一起，他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他满意的地方，他就点点头说‘还可以’。”

他性格内向，待人质朴真实。一次，他在给学生讲授《尚书》时，开场白竟这样的直率坦诚，他说：“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无论上课还是答疑，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时，总是会明确地说：“不甚清楚。”他的学生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中说：“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一个以儒家道义安身立命的读书人，把守节看作是自己操守的坚持。他在给罗振玉的诗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宫门之变”，感激的是君王的“知遇”，痛心的是臣子的“惭愧”。可他终不是“西山采薇蕨”的遗民，因为他到底做过北大研究所通讯导师，做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已经领取了民国的俸给五、六年了。北伐军已逼近华北，革命呼啸而来。《世界日报》上有消息说，党军通缉追捕之人中，王国维赫然列入其中。大动荡裹胁而来的大困惑大忧惧，这其间自有死的意念在脑海中翻转。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一天，王国维平静如故，女儿王东明回忆：“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然后便去研究院，一如往常的安排教学的事情，安排妥帖后便雇人力车拉他去颐和园。漫步长廊，走进鱼藻轩，就是在这里跃身入水。清洁工闻声前来救助时，发现不深的水中，他是把头埋入淤泥之中窒息而死。他的衣袋中留有一封遗书，内中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本可以建立起更为巍峨的学术丰碑，本可以引领中国学术走的更远，就此而言，这种思想史学术史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同是清华国学院导师，他的挚友陈寅恪以深沉的目光，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审视王国维之死，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的苦痛亦愈甚；殆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心安而义尽也。”此论极有见地。

                           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

最近，总能听到一些人在故弄玄虚地与人讲些为人的道理，把王国维的三重境界抬出来唬人，似懂非懂地阐释其中的奥妙。乍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但是当你真想跟他细做探讨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王国维只知其名不知其人，对他的三重境界也是只知其言不知其出处。

其实，“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一位通才，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也是中西文化而自铸伟辞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学所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等，真可谓全才，配得上“国学大师”之名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作颇丰。他能横穿词海纵跨年代把先人的词解到如此境界，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笔者认为，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同时代人笔下的王国维——一个评价王国维自杀及学术成就的重要视角 

　　一、梁启超看王国维之死：兔死狐悲之感 
　　 
　　作为清华国学院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评价自然举足轻重。从现存材料看，梁启超对王国维十分尊重，对其学术研究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向国学院学生讲学和回答学生疑难时，梁启超总是告诉学生，有问题可以请教王国维先生，这从清华国学院不少学生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明。作为和康有为一起领导和经历戊戌变法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无疑大大超过了王国维——1898年的王国维不过是上海《时务报》的一个书记员而已。然而，梁启超并不以王国维是学界后辈而加以轻视，相反却给予最大的尊重。在王国维生前，梁启超就对其有高度评价：“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1〕王国维投水自尽当日，梁启超不在清华，得到噩耗后他立即返回，亲自参与料理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与吴宓等一起向学校、外交部力争。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他这样评价王国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2〕此外，梁启超所写之挽联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他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可以视为梁启超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盖棺论定式评价： 
　　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 
　　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鵷雏。 
　　顾颉刚曾把王国维之死与同年3月康有为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却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梁启超和顾颉刚对王国维之死所表示出的深深遗憾，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共同感慨。 
　　顾颉刚多次自称，在当代学者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记中他有这样的记载：“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他又有这样的记载：“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上述文字，足可看出那时的顾颉刚的确是把王国维当作学术导师，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当不下于胡适。后来，他又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顾颉刚还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 
　　对于王国维之死，梁启超的感受是什么呢？那就是深深的兔死狐悲之感，一种对未来之无可名状的忧虑和悲凉 55 55502 55 30585 0 0 11370 0 0:00:04 0:00:02 0:00:02 11369。这感受源于当时的国内局势。1927年初至王国维逝世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动荡。北京高校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差异：“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3〕对此梁启超评价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羞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就在梁启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两天后，王国维果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王国维之自杀，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与屈原比较，其实二者大有不同。屈原是为忠君而死，也因此得到世人理解。而王国维却不要求他人理解自己的死亡，（可从其遗嘱看出此点）他也从未就自己的价值作过解释（不过他临死前给学生题的“落花诗”值得回味，限于篇幅此处不赘）。屈原之死从根本上说不过是“死谏”，而王国维并未想做“谏死之臣”，不然辛亥革命时他就应该“殉国难”了。民国后他虽然一度隐居，但后来仍然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此因无他，只是由于王国维和儒家们不同的是在接受传统价值理念的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理论。终其一生，王国维一直在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并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有新的发展。他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一直努力谋求超越，所以他很清楚当时的环境，明白清朝之灭亡的必然性，自然不会象屈原那样为“谏”而死，而终于做到为自己而死。 
　　尽管我们不赞成自杀，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自杀还多少表现出人类在和死亡斗争中的有限主动性以及些许的胜利意味。也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可以把王国维的自杀看成是人性真正的胜利，他自杀的纯粹性正是人的价值所在，正是其自我的真正实现。面对这样的死亡，尽管我们有些伤感，有些悲凉，但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旅中，这伤感与悲凉何尝不是我们脆弱心灵的慰籍，何尝不是我们对现实社会之有限而伟大的反抗。王国维之自杀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唤醒了我们已经麻木的良知，拯救了无数正在堕落下去的魂灵。 
　　 
　　二、鲁迅与胡适看王国维：猩猩相惜之情 
　　 
　　在《鲁迅全集》中，提到王国维者有五处。其中最早是发表在1922年11月6日《晨报副刊》上的《不懂的音译》。在此文中，鲁迅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等到1928年1月，有关所谓“大内档案”被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事一时沸沸扬扬，鲁迅有感于罗振玉的行为和国人的一些反应，又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文章对罗振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并顺便拿王国维与他进行对比：“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大概是由于此时王国维已经投水自尽的缘故，鲁迅一再说他是老实人，因为那些更应该为晚清效忠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自尽。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对于王国维去世，鲁迅什么也没说！那时的鲁迅正在广州，刚刚亲眼目睹大革命和大屠杀的鲁迅大概忙于准备和许广平一起离开，来不及对王国维之死写点什么。不过，从他后来对其他自杀者以及有关社会舆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鲁迅的态度。在就三十年代女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一事所写的杂文《论“人言可畏”》中，鲁迅这样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之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是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评价另一位女性——秦理斋夫人自杀一事时，鲁迅又这样说：“人固然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诚然，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与鲁迅所谈的两位女性不同，但鲁迅的看法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他的上述观点其实已大致显示出，如果他对王国维自杀发表意见，应该是什么内容。 
　　在鲁迅心目中，大概认为与他隔（钱塘）江而望的这个老乡终究是一个悲剧人物。等到1936年鲁迅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之时，他应该更能理解王国维当年内心的绝望，终于流露出和王国维一样的情绪。这在他的《死》中有鲜明的表现，还有他的《女吊》：“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毫无疑问，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感触是相同复相通的——只因为骨子里他们都是诗人。 
　　鲁迅与王国维，其政治思想立场自然有很大差异，但是1927年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国民党在广州的“清党”大屠杀以及北洋军阀在北京的大屠杀，使他们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也对所谓的“革命”产生了极度的排斥。如果说王国维作为“保皇党”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那么鲁迅在《小杂感》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就不由人不感到震撼：“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一个一直把“革命”看作历史进步标志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评价？联想到前面梁启超的感受，也许可看出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所流露出的悲凉之感，其实是相通的。 
　　此外，鲁迅提到王国维的其他三次都与鲁迅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关，一次是对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有不同看法，因王国维不同意所谓的“自叙”说，故鲁迅举胡适的研究成果以为反证。其他两次则一为与郑振铎争论《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问题，一为向胡适推荐有关《西游记》的研究资料，提到了王国维编的《曲录》。〔4〕这两次都可看出鲁迅对王国维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重视。总之，无论鲁迅认为王国维在政治上幼稚还是认为王国维的某些学术观点有问题，他对王国维的学识和人格还是非常敬重的。 
　　至于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可以从下面的几则记录看出：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就在上海，他在《归国杂感》中说：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足见王国维著作给他的深刻印象。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总之，胡适对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因此，胡适与王国维的来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据胡适1923年12月16日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与胡适所谈看似闲聊，其实都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问题。胡适认为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却认为戴震既是学问家，也是哲学家：戴震的一元论思想，以及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礼）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等，都极有价值。王国维之所以这样看戴震，正是来源于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接受。其次，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悲剧，更不会知道什么“俄狄浦斯情结”，却同样写了弑父，由此即引出一个中西文学的比较问题。最后，王国维是古典戏曲专家，对中国戏剧的虚拟性特色十分清楚。而西方电影却强调真实，他们把千军万马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目的就是追求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一个虚拟性，一个真实性，这也是一个中西艺术观、美学观的比较问题。显然，被视为封建遗老的王国维，所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而且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这让胡适感到惊讶和敬佩。事实上，对王国维提出的几个问题胡适后来都进行过研究，并从此确立了对王国维学术的重视。直到晚年，胡适还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5〕 
　　如此，胡适向清华大学推荐王国维之举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即在致胡适的信中明确表示聘请王国维任教。在王国维犹豫不决时，胡适又多次做其工作，甚至请溥仪做王国维的工作，终于最后促成王国维任教清华院。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别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的确，在王国维进入清华这件事上，胡适功不可没。而陈寅恪诗作中一个“惜”字，不正是对胡适的“猩猩相惜之情”最好的赞扬么？ 
　　 
　　三、梁漱溟与吴宓看王国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该说说梁漱溟了，这位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大学者，对于王国维及其自杀，又是怎样的印象呢？自然，其父梁巨川先生的投水自尽，必然使梁漱溟对王国维自杀有独特的理解。对此梁漱溟曾写专文解释：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我先于1920年在上海张孟劬、张东荪昆仲家中见到一面。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我虽夙仰大名，读过他的著作，却未敢向他请教，亦因我于他的学问全然一个外行也。 
　　后来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静安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从而有机会再见到他，且曾因我编订先父年谱，在体例上有所请教，谈过一些话，其神情一如上海见到时。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沉。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陈寅恪对于王国维之死有近乎经典的评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把陈寅恪的评价和梁漱溟的评价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在哀叹中国文化的衰落和认为文人志士身处乱世之中，应当有以身殉志的决心和勇气等方面，他们其实是非常相近的。至于梁巨川与王国维二人表面上的“殉清”而死之是非，在他们看来是不足道也不必过于看重的。 
　　对于陈寅恪和王国维的学问，梁漱溟自然佩服。不过，也认为他们虽然学识渊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片面之处，而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他们二人对哲学的看法。梁漱溟是这样说的： 
　　王静安先生（国维）有言：余疲于哲学有日矣。（按：王先生译出日本文哲学书最早）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凡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 
　　另一位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学纷无定论，宗教难起信心。此其感想与前王先生之言甚相类似，吾故连类及之。如两先生者既各有过人之才智，蔚成其学养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其缺乏哲学的慧悟，则信乎人的才智聪明各有所偏至也。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艺术研究不多的梁漱溟，在谈到美的定义时，居然与王国维的观点非常相近。梁漱溟认为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在于“真切动人”。他为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他说：“文学艺术总属人世间事，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然其真者，谓其真切动人感情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而感情则是从身达心，往复身心之间的，此与科学、哲学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梁漱溟又说：“美之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创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人的情感大有浅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总而言之，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籍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其作品之至者，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或使群众受到启发，受到教育”。这种美学观与王国维的美学观比较相似。王国维认为，“艺术之真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之所以有美学价值，就在于它能以真切动人的形象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把审美者的全身心融化在艺术中。反之，文学艺术作品如不能真切动人，那么就没有美学的价值。 
　　作为四大导师的同时代人，相比之下，他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理解当超过对赵元任和陈寅恪的理解。这不仅是由于后者当时的年龄和声望不及前者，而且在于前者作为父辈得到了梁漱溟更多的敬重，在于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情感上得到梁漱溟更多的认同。 
　　最后，我们看看吴宓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吴宓与王国维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而且他的身份也决定了对王国维的评价相对于其他人更加客观。 
　　“王国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吴宓日记中，是在1925年2月13日：“入城，谒王国维（初见）。”这是清华国学院筹备处成立的第二天，吴宓见王国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聘请王国维为国学院导师以及与他商量国学院成立之具体事宜。接下来的吴宓日记中，“王国维”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清华国学院是1925年9月9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的，在此期间，根据吴宓日记，他们二人之间的往来多达五十余次。有意思的是，随着他们之间交往的增加，吴宓在日记中对王国维的称呼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早期，他是直呼其名，后来就转称“王国维先生”，自然就比较客气和礼貌了，时间是1925年的4月17日，是王国维举家由城内搬到清华的日子。再后来，则改称“王静安”，当属更加礼貌和尊重。之后，由于两人日渐熟悉，吴宓有时称“王（国维）先生”，有时是“（王）静安先生”，但直呼其名是没有了，只是在记录出席会议或出席宴会人数时，偶尔出现“王国维”字样，但这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列举，没有任何不敬之意。 
　　一般而言，日记属于私人记录，所写对他人印象当更加真实。就吴宓而言，他对王国维的看法应该说与对陈寅恪一样，属于“最高赞美级”之列。在其日记中，多次有为王国维代写答复国外学术机关来信、翻译文章、为其论文做注解以及旁听王国维讲演等记录，毫无疑问，吴宓是带着对王国维十分尊敬和崇拜之心做这些事的。惟其如此，王国维之死给吴宓带来的震动才如此巨大，请看吴宓当天日记中有关记载： 
　　晚饭后，陈寅恪在此闲谈。赵万里来，寻觅王静安先生。国维。以王先生晨出，至今未归，家人惊疑故也。宓以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已而侯厚培来报，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投颐和园之昆明湖自尽。痛哉！…… 
　　今王先生既已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加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已耳。 
　　次日，吴宓随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同去之清华学生也跟随叩拜。这一经典性的场面，连同王国维遗书中命陈寅恪、吴宓二人整理其书籍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之学术传承的象征。就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吴宓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以吴宓之性格和思想特征，可以肯定，当日后面对与王国维之同样状况时，他是能够实现自己之诺言的（吴宓日记中即有多次欲自杀的记载。）不过数日之后，吴宓在其6月10日之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 
　　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热诚奋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宽假，不肯丝毫退缩。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并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当竭力奋斗，以行宓志，鞠躬尽瘁，百折不挠。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不特不视死而畏怯，且不以趋死而虚骄。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乐。特吾之体力心力志力耗尽之时，则自然归于绝灭而已。 
　　很难说吴宓是否已经看破生死，但陈寅恪给他指出了另外的出路。就在6月10日，陈寅恪告诉吴宓，如今他们（若不自杀），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一是“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不肯为后者，则只有勉强选择前者。至于内心与现实的矛盾该如何调节平衡，陈寅恪建议效法曾国藩，“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自然，说说容易，真正实行很难。面对当时的局势，他们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必要时即辞去教职，另谋生活，并相约决不加入任何政党。 
　　对于陈寅恪的意见，吴宓向来非常看重，可惜日后的吴宓，如他自己所说同时踏上了“现实”与“理想”两匹奔马，已经不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尽管他没有高明的“骑”术，也已无法下马，只能任凭“二马”奔驰，不仅撕裂了其肉体（如文革中之被批斗毒打）。而且更不停地撕裂和蹂躏其灵魂。因此，吴宓在其早年日记中给自己所做的分析，尤其是在王国维自杀后吴宓对自己在未来之思想变化的分析只能适合1949年之前的吴宓，在此之后的吴宓则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逐渐丧失了自我，也丧失了证明自我之价值的能力。 
　　自然，王国维对吴宓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十年浩劫时的吴宓，在重病缠身又惨遭人身侮辱时，是以吟诵王国维的《颐和园词》和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作为自己精神支撑的（见吴宓日记），至于他为何没有以自杀来反抗所受的屈辱，这恐怕是一个连王国维、陈寅恪等也难以回答和解释的问题。也许吴宓所面对的与王国维所面对的已经根本不同，或者已经根本无法以自杀进行所谓的反抗——自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是沦为时人的笑柄！在一个连自杀都没有意义的时代，王国维即使还在，又能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最后，本节之小题目所引《诗经》句，既可以说明梁、吴二人对王国维的理解多少有些隔膜，也可用来表明如今他们那一代人已成“可望而不可及”之事实的遗憾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