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深到骨子里的高贵，是没有身份感

文 | 国馆

ID：guoguan5000

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

因为日记，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最爱打麻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难耐，都得“打牌”“打牌”“打牌”，戒都戒不掉。

季羡林先生的日记更有趣：

1932.09.11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1932.09.23 早晨只是坐班，坐得腚都痛了。1932.12.21 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04.29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1934.03.13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1934.05.17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

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清华园日记》，内容属实，绝无虚构，看完不禁一笑，原来大师也和我们一样，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

200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看到这些边角料，有点刺眼，觉得有损大师的身份，便向季羡林建议，做适当删减。

季羡林坚决不同意，“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删了，没有任何不妥，自己改自己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但季羡林不删。那是真实的自己，又何须掩饰。他不是圣人，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他要将最真实、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

身世

季羡林的爷爷很穷，季羡林的父亲也很穷，本来是有个馅饼让他们不这么穷的。

季羡林的爷爷叫季老苔，父亲叫季嗣廉。季老苔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没吃不上，靠捡村外的干枣果腹。季嗣廉便商量着和弟弟出去闯荡，却发现连路费都没有。

好不容易来到济南，却只能扛大件、做苦力，干的是最辛苦的体力活，拿的是最廉价的血汗钱。兄弟俩决定去考武备学堂，结果弟弟考上了，季嗣廉却落榜了。季嗣廉只好乖乖地回家种地，再娶一个和他一样穷的姑娘做媳妇。

也不知道是上天眷顾，还是怎的，弟弟在济南快混不下去的时候，把身上的最后五毛钱，去买了张湖北水灾奖券，不但中了奖，还是头彩，6000两雪花银把弟弟的眼睛都快亮瞎了。

弟弟没有忘记季嗣廉，带着巨额财富，回家找哥哥去了，两人就这样成了暴发户！

中国人的习惯，有钱了，就要买田，别人不卖怎么办？出高价！兄弟俩就以高得离奇的价钱买了60亩地，据说还带水井。

田有了，房子还是旧的，要盖大的、新的，可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么多砖头。兄弟俩又发话了，谁要愿意拆掉自家房子，我季家就用几十倍的价钱收购，这样，房子也有了。

这还不够，兄弟俩还经常在集市里宴请全棚的人喝酒吃饭，据说在这之后，赶集的人竟多出了一倍。

谁都知道，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几年后，兄弟俩又重新回到了一贫如洗的日子。

在身份面前，人往往容易失掉理智，让人产生错觉：哦，原来我这么厉害！事实可能是，你并不是什么厉害，而是傻！

或许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富人身份，让兄弟俩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为我而生的，我就是这么有钱，这么任性。正是这种身份感，再次让他们一贫如洗。

在这点上，季羡林丝毫不像他们。

求学

按理说，大师的童年都风光无限，天赋高，家教好，成绩优异，自有上天眷顾，人生就像开挂一样。但季羡林不是，季羡林不但普通，甚至还有点笨。

按季羡林的说法，他读书时，就从未考过第一名，只是中上水平，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还挨了板子。挨板子就算了，还上课偷偷看小说。

桌子上面摆着课本，桌子下面却摊着小说，甚至连《金瓶梅》都拿来了，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吐沫横飞，季羡林却直瞪着西门大官人的巫山云雨而想入非非。

难怪考试的时候，季羡林的数学只考了4分，原来都是《金瓶梅》给害的（忠告：数学不想考低分，千万别读《金瓶梅》）。

或许正是那种宽松的环境，不用为考试所累，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大师出民国，也并非毫无道理。

对于老季家，运气总是出奇的好，高中毕业后，季羡林考上了清华，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也正是陈寅恪，让季羡林爱上了佛教史。

说了也许你不信，年轻的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野心，考大学，不过为了抢个能够吃饭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有了，但季羡林想镀金，要镀金，就得出国。而命运也再次眷顾了他，他被选中了。

1935年，季羡林泪别清华，告别了破败的国、贫穷的家，以及老亲、少妻、幼子，赶赴德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

来到德国后，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四季绿草如茵。最开始，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不知道是语言天赋不够还是怎的，根本听不懂，就像我们学英文，简直就是折磨。

实在学不下去了，季羡林改学梵文，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中国从此多了一名东方学大师。有趣的是，选梵文的却只有他一个人。

而西方的上帝也喜欢眷顾老季家的人，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就在课堂上郑重宣布，他要把他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

这回，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

归国

曾有一名山东的学生向季羡林求教：“做学问可有捷径？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季羡林一听，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

“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

话糙理不糙，尤其是出自季羡林之口，更多加了几分趣味和深意。而终其一生，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全在于他独门武学，“多喝水”。

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任教北京大学。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

胡适和陈垣都是民国的学术大咖，高手榜前五、还没出招就可以把人吓死的那种。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因为一个小问题打了起来。

胡适说，先有“浮屠”，后有“佛”。陈垣说，胡适你放屁，明明是先有“佛”，后有“浮屠”。两人打了很久，火花四溅、乱石飞空的，但谁也打趴不了谁。

这时候，季羡林从还是个毛头小子，虽然也是海归，但籍籍无名。一看，笑了，这些个教授，除了瞎折腾乱考试，就只剩吵吵吵了，看我的。

季羡林出招了，他先是找来了梵文、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还不够，又找来了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然后闭门修炼，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一篇论文横空出世。

陈寅恪一看，惊呆了，这小子不简单呐，懂十多种外语，颇有老夫的风范。便把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当时最权威最牛逼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

胡适一看，也惊呆了，小季啊，你说得对，看来是我“胡说”了。陈垣一看，沉默了，虽然没表态，但偷偷地塞给了季羡林三块大洋，对他说，小季啊，你来我学校讲学吧！

几十年后，胡适退隐台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曾跟手下的学生讲：“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句话算是对季羡林最好的总结了！

骨子里的高贵，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是一步接着一步，一脚跟着一脚踩出来的。看重身份的人，顶着“教授”“成功”的幌子，招摇撞骗，原地不前。

只有真正高贵的人，才明白，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踏实做事，认真为学的人，光辉自在，掌声自来。

为师

在北大，流传着一件趣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那情形很多人都经历过。加上初进帝都，激动夹着惶恐。

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恰巧一位老头经过，提着塑料兜，神态从容，看上去不忙。新生以为是保安，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

老头也不拒绝，欣然答应。

新生便自个忙去了，忙完时已过正午，新生突然想起：完蛋！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差点吓晕，一路狂奔过去，却发现老头竟然还在原地，天气很热，阳光很晒，老头竟坐在原地从容看书。

次日，开学典礼，新生又差点吓晕：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一问，他竟是北大鼎鼎有名的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堂堂北大校长，给学生看行李，还是头一次听说！

季羡林对学生的好，远不止这些。1981年的时候，季羡林的一名研究生作硕士论文，需要对一些古代的刻本做校勘，刻本是稀世文物，藏在北京图书馆，有身份的人才能看。

学生过去问，北图的人一看，就一个学生，凭啥？理都不理，直接拒绝。在一个讲究身份、级别的国度里，一个没有身份的学生，就只配享有这样的待遇，哪怕你在真正地做学问。

但校长就不一样了。学生找老师帮忙，季羡林一听，笑了，说：“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吧！”

季羡林说话算数，专门找了一天，陪着学生去了北图。校长来了，还是北大的，情况大不一样，调书、取书、借阅，一切顺利，连态度和效率都出奇地好。

学生开始校勘，季羡林则拿出准备好的书稿，开始自己的工作，整整半天过去，季羡林没催过学生一句，直到学生录完卷子。谁都知道，校长的事情肯定不少。

也不知道这样校长，现在是否还有！

2001年11月19日，北京大钟寺，四级北风，零度以下，一名中年学者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

中年学者是季羡林的学生，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将大钟上的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季羡林心知肚明，这场学术报告。他一定不能缺席。

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顶着寒风，不动声色，认真听讲，那时他已90高龄，身患重病。12月9日，季羡林就被送进了301医院。

事后，有人对季羡林说：“就算是为学生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小时呀。”季羡林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一个人高贵，不在他坐得有多高。而是，哪怕你身居高位，也不失对他人的尊重。

在一个连科长、处长都喜欢大谈身份、权力的年代里，这种丝毫没有“身份感”的校长、名人，简直就是另类。

为学

季羡林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点是在80岁以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糖史》。

懂历史的都知道，做研究，先得有史料，史料哪里来，找！问题在于，关于“糖”的资料，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季羡林必须一个一个将它们找出来。

这样的工作类似于，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直到筛完这片沙滩，找出所有的绣花针。

此时，季羡林已经退休，80高龄，还患有白内障，有钱有名，啥也不缺，完全可以挂个名誉教授，写一写回忆，做一做讲座，拿着稿费，安享晚年，又何乐而不为。

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

每天天一亮，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往北大图书馆跑。一坐就是一天，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

要是能找到哪怕一条有用的，季羡林都会欣喜如狂，如获至宝。但有时候，季羡林连续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但又如何呢，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寒暑不辍、风雨无阻。

而这一翻，就足足翻了两年。季羡林说：“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几十万页”是什么概念？如果一本书二十万字的话，他翻了将近一千本书。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读过一千本书。

1981年到1998年，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一本“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糖史》终于出版，前后三编，共计七十三万字。

关于糖史，有无数的著作，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糖史》，唯季羡林一人而已，前无古人。

很多人，成名之后再无作品。因为他们把名声看得太重，生怕稍有不慎，就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但季羡林不怕，他要进步，哪怕年过八十，也同样可以重新上路。

名声

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

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便签。但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他坚辞不受。

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那一代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身份不过是个虚名。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之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

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但他却是中国最后一个真实的人，一个高贵的人。

                           谢绝了“大师”称号，谢绝不了世人的敬重

7月11日的北大校园，与平日没什么不同。但在这看似平常的一天，“未名四老”之一、98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悄悄地与燕园永别了。

尽管生前不愿接受“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今天“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还是成了各网站的头条新闻。一位媒体资深人士说，他曾谢绝“大师”的称号，但谢绝不了世人对他的敬重。

在北大校园网络论坛上，今日十大排名第一的是在外国语学院版上发表的名为《季爷爷走好》的帖子，数百名学生自发回帖。“季老是北大人的典范，他代表了一种人文和治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影响了好几代北大学生，也将继续在北大人身上延续和传承。”“他的守时有晚年每日清晨4点起床著述为例，他的质朴从常是一身蓝色中山装的装束可知，他的节俭由80多岁骑辆破旧自行车可观，他的勤勉有煌煌学术文献可鉴。”在各个讨论区，这样饱含深情的留言被不断更新着。

季老的离世，让整个北大的心下沉。季老的秘书李玉洁回忆说，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

曾经编撰出版过《季羡林生命沉思录》的自由撰稿人高晓岩告诉记者，今年4月他到医院看望季老时，老人精神健旺，妙语连珠。“他是一个特别清澈的人，对人很友善，直率，而且不设防。好多老人变得很世故，但季老把一切都放下了，只剩下一颗心。”高晓岩曾经几次到医院看望季老，每次去都见有山东老乡、各地友人和仰慕者来看望他，他显得非常热情、欣喜、随和。

季羡林在回忆录《牛棚杂忆》中说：“我书中所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如果我没有亲身体验过，我是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故事的。”这也正如他在书中第一节《缘起》中写到的那样：“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

评论家彭俐说，《牛棚杂忆》包含了一位文化学者对民族与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有多年的反思、观察、困惑和期待，惟独没有一点个人的怨愤、忧郁、计较和发泄，尽管他在“文革”10年间遭受到非人的对待，身心所受的打击和折磨难以用言语形容。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说：“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季先生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季羡林从2003年开始与病魔做斗争，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晚年的他迎来了无数的鲜花和荣誉。2007年，他在新书《病榻杂记》中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3顶帽子，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他对世事的洞明，他对名利的淡泊，他的质朴和真诚，再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个文化老人的可爱与可敬。对于今日浮躁而功利的知识界来说，这是另一面珍贵的镜子。”钱文忠说。

得知季羡林去世的消息后，著名记者唐师曾心情沉痛，马上在博客上发表了悼念文章。他说，20年弹指过去，季老还是当年那身蓝布中山装，季老曾说“我很保守，到哪都这么穿”。“日月荏苒，可季老侍弄小动物、待人接物、研究学问依旧认真如故。”唐师曾说。

在这个喧嚣浮华的时代，货真价实、坚守学术良知的大师正在成为大熊猫，季老以他光洁的灵魂和一生所交出的“作业”，能否感动中国的学术界？

公元2009年7月11日晨，一代宗师季羡林，因心脏病突发，遽然辞世，享年98岁。以季老的高寿，听到他驾鹤西行的消息，虽属意料之中，却依旧令人痛心惋惜。

大师已逝，风范长存。季老留在身后的，是一个被他用毕生心血打磨得异常光亮的、名副其实的“大师”铭牌。这一铭牌，固然是因其在古文字学、历史学、东方学、佛学等诸多领域皆创下的卓越成就，更是因其在治学态度、处世品德方面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为上；大师者，有大德者也，以“德”为先。不管是细览他的文字还是他的一生，季老留给世人的，更多是一介书生的形象，随和、清朗、睿智、平实……而其中最令人钦佩的，自是他的那份清醒与真诚。在他晚年公开发行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婉拒”了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并说：“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而在他的《季羡林自选集》中，对一些有着“历史问题”的旧日文章，他也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位让人尊敬的老人——巴金，在其晚年的《随想录》中，勇于挤出“不曾愈合的伤口流出来的脓血”，以笔为手术刀，无情解剖自己在荒唐十年里“曾经由人变兽”的往事。真正的大师，为了大义、大道、大德，不惮于直面小我的“污点”，不惮于袒露小我的伤痕。正因这种真，这种挚，这种诚，这种坦然与自省，让“大师”的铭牌更显光洁和澄净。在真正的大师眼中，至高的道，非治学之道，实乃为人之道。

然而，在一些被尊为“大师”者那里，却俨然“大道既隐”。他们眼中，名与利、钱与权占了上风，大义、大道、大德成了可有可无之物，“为人师表”成了表面文章。在这个喧嚣浮华的时代，货真价实、坚守学术良知的大师正在成为大熊猫，而欺世盗名、装腔作势、热衷炒作的“大师”却粉墨登场、层出不穷。一些所谓大师，登高一呼，不是为了学术良知、时代精神、公众福祉，而是为了抄个登顶的终南捷径、图个金灿灿的“注意力经济”。有的“大师”忙于自身造神，对历史污点问题却心虚不已、闭口不提；有的“大师”乐于策划和曝光，其学术态度和成就却愧对“大师”二字，更在“捐款门”上徘徊歧路、不知所云……可惜，他们自己“浮云遮望眼”，陶醉于镁光灯下，公众的眼睛却是雪亮的，一眼就看穿了“大师”们堂皇言行后面的那个“小”字。

大师者，既源于自身禀赋，亦有赖于其生长土壤。最近，约50%的科技工作者坦言身边的学术不端现象很普遍，有相当比例的人对此表示出“宽容”，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数据。我们不敢幻想，在如此之低的学术道德底线上，能再培育出多少像季老、巴老这样的人格和学术比翼齐飞的真正大师。曾经感动中国的季羡林老人，以他光洁的灵魂和一生所交出的“作业”，能否感动中国的学术界？答案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