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1936年的校园招聘：银行行长与大学校长的书信往来

近日，笔者在阅读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组银行行长与大学校长的往来书信，对民国时期的校园招聘有了不少直观的认识。

1936年5月14日，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专门致函国内四所著名大学的校长， “屡荷台端选派来行，莫名欣感”，对各校以往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同时提出：“今年暑假将届，想贵校毕业考试不日当可竣事，请分神于毕业诸君中，就其所习学科于银行有关，择其尤为优异者数人，开明姓名、年岁、籍贯，并四年来选习各学程科目及其详细分数见示，俾便设法试用为荷。”

徐新六

徐新六（1890-1938），祖籍浙江余杭，出生于浙江杭州。1902年入南洋公学，1908年赴英国留学，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学士和维多利亚大学商学学士。曾任财政部秘书、中国银行金库监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会计、中国银行北平分行协理等，1925年起担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38年8月24日，徐新六所乘飞机被日机击落，不幸遇难。

徐新六写信这一刻，距离学生毕业实际还有一段时间。函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人才的渴求之情，所称“所习学科于银 29 44502 29 13238 0 0 1621 0 0:00:27 0:00:08 0:00:19 2686 29 44502 29 13238 0 0 1444 0 0:00:30 0:00:09 0:00:21 2686有关”，强调的是专业性；“尤为优异者”，则突出了银行的特别要求。

这四位校长，包括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杨端六等。

徐新六写给四位大学校长的信

梅贻琦的回应

首先来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回应。

5月19日，梅贻琦复函徐新六，全文如下——

新六先生大鉴：

别教多时，正深怀仰，顷奉惠书，至慰渴念。承嘱介绍敝校本届经济系毕业生前来贵行服务，隆情厚谊，忻感无既。谨当于下月月杪本期功课告一结束之际，如嘱函介，藉报雅命。知关锦注，谨此先行布臆。即叩近安。

弟梅贻琦谨启 五月十九

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即是他的名言。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梅贻琦5月19日的这封复信，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示一种礼貌。

6月28日，梅贻琦致函徐新六，全文如下——

新六先生大鉴：

迳启者，前奉五月十四日惠函，承嘱介绍敝校经济系本届优秀毕业生，藉效奔走，比于十九日复上一函，计达左右。兹者本期功课业已结束，查有彭士元、张骥祥、罗仲和、杨胜惠、朱元、曹觐虞六君，及去年毕业生张承恩君，学行俱佳，人亦干练，敢代介绍，成绩一项，容即随后奉上，倘荷录用，曷胜感荷之至。再者彭君等如须经过考试，不知必须赴沪应考，抑可在平举行，并希便示为幸。专此，即颂暑安不一。

弟梅贻琦谨启 六月廿八

这次，梅贻琦正式推荐了六名该校应届优秀毕业生，以及一名上一届毕业生张承恩，共计七人，并称这些毕业生“学行俱佳、人亦干练”。值得一提的是，他专门询问，这些学生如须经过考试，是否可在北平应试，足见为学生考虑之周全。

梅贻琦向徐新六推荐六位毕业生的信函

7月3日，徐新六致函梅贻琦，明确告知：“查敝行对于各大学保送应甄试用员之学生，并不举行正式考试，仅须到行面试，并于中英文字略加测验。”并提出：“兹以贵校距沪路途遥远，请即转嘱彭士元君等七人，于本月八日上午八时迳至北平敝分行，由敝平行经理竹垚生先生办理甄选手续可也。”该信函稿上还特别注明“航空”。

同日，徐新六致函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竹垚生，告知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保送彭士元等七名学生参加试用员甄选之事，并具体指示：“现以该校距沪路途遥远，来沪应试相当不便，拟请台端于本月八日上午八时代为举行面谈。”又明确交待，此次甄选“以视察各该生态度是否诚恳、举动如何及语言有无条序，面谈后请再对于中英文两科加以测验”；至于具体测验办法，则为“嘱各该生自出题目、发表意见，两种各写三百字左右”。同时他也要求：“试毕即请评定名次，开具清单，连同试卷一并寄下为荷。”

7月6日，梅贻琦致函徐新六，并附寄了彭士元等六位学生的成绩单，“即祈察收并予玉成为感。”看得出，原先共计七位学生中，已经有一位退出了。

7月8日，在梅贻琦先生推荐的六位学生中，共有两位即张承恩与张骥祥，在规定时间赴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参加甄选面谈。该分行经理竹垚生事后专门向徐新六先生报告了面试结果：

张承恩，原籍广西，生于北平，前年清华毕业后即回广西任省府科员，月薪六十元，今年因事回平，因请假逾期停职。头脑尚清楚，人亦老诚。

张骥祥，镇江人，久在北平，小（学）、中（学）均在北平。人颇浮滑，且不能吃苦，并希望在平津任职。

从对张骥祥的评语看，此人本身性格有问题，又不能吃苦，而且还对任职地点有特别要求，最终落选也就不奇怪了。7月11日，徐新六致函梅贻琦，告知甄选情况及结果：“兹据平行报告，张承恩君面谈合格，用特函达，请即转嘱该生将拟邀保人详细履历开送审核，俟认许后再行填具保证书，携带来沪试用可也。”

杨端六的回应

再来看看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杨端六先生的回应。

在此前提到的徐新六5月14日致四位大学校长的信函中，对杨端六的称呼是“吾兄”，其余则称“先生”，可见徐、杨两人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

1936年5月19日，杨端六复函徐新六，首先告知：“敝校毕业生考试，约须在六月中旬举行，不久即可揭晓，届时当遵照来示办理。”同时，针对学生入行后的待遇问题，杨端六询问道：“惟兹有奉询之事，即贵行待遇是否略有变更？详细情形望兄见示，以便接洽。”更进一步提出：“弟深知银行业务与普通商业机关不同，初入行之人员，当然非常受屈，一到年资深造，则待遇可望照几何比例增进，不过初出茅庐之人，总不能预料数年以后之优待，而多汲汲于目下之生活问题。此点还祈先生谅解为幸。”

杨端六

杨端六（1885-1966），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原籍江苏苏州，祖辈落籍湖南长沙。190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8年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回国后曾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后又再次出国留学，至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学专业，回国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被称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1926年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等。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还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回复此信时，杨端六先生为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严格地说还不算大学校长，不过他的实际影响力则早已超过了不少大学校长。或许正因为与徐新六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信函中毫无忌讳地提出了学生入行后的待遇问题。这既表明了他对于学生的关切，也显示了一个性情中人坦率的一面。

5月22日，徐新六致函杨端六，明确表示：“现行待遇办法难餍学生之望，诚如尊示。惟遽尔变更无以处，从前进行各生亦殊觉为难，将来惟有对于来行试用各生中之服务成绩确属优异者，予以破例擢用，以资补救耳。”他的话，说得很诚恳、很实在，也很得体。

杨端六复函徐新六

希望杨端六先生保送学生一事，到此本该告一段落。不过，8月12日，杨端六先生再次致函徐新六先生，用的信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审计厅用笺”。该函全文如下：

新六吾兄惠鉴：

前得手示，嘱为介绍武大经济学系毕业生，以人事之日更，久未得当以报命。查本届该系毕业生共二十一名，其中男生十九名，女生二名。弟在武昌时，曾屡次宣布贵行征求练习员之盛意，惟以该生等多家出寒贫，毕业后均感养家赡眷等之困难，对于待遇较薄之事业，均不愿担任。兹有女生王文柔，湖北人，即系本届两女生中之一。平时学校功课，臻于中上之域，为人尤谨慎小心，以之充任银行业务，弟相信其必能胜任愉快。其所作毕业论文为“上海票据清算制度之研究”。彼因京、沪、汉三处均有亲眷，故各处均可就职，不感觉何种困难。如蒙允许，请即示知，以便转告。专此，敬启台安。

弟杨端六手上 廿五年八月十二日

杨端六先生在此封信函中，可能将浙江兴业银行招聘的“试用员”误写为“练习员”，但传递的信息则很明确，即：武汉大学经济系当年的二十二名毕业生，只有一名女生愿意参加面试。从杨端六先生推荐的文字看，这位名为王文柔的女生，相关条件还不错，学习成绩在中上水平，毕业论文题目与银行密切相关，而且还不挑选地方。此时，杨端六先生应当已经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看来他并未忘记徐新六先生的嘱托。

不过，徐新六的回复结果，可能令杨端六有所失望。8月13日，徐新六致函杨端六，称：“惟敝行于女生需用较少，暂不延揽，不胜歉仄，尚祈鉴谅为幸。”在这封寄往南京太平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审计厅的信函稿上，徐新六先生还特地签注了“挂号”两字。

黎照寰的回应

再来看看上海交通大学黎照寰校长的回应。

黎照寰

黎照寰（189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香港工商银行、华商银行经理，广九铁路管理局局长，交通大学校长，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铁道部次长等。

6月15日，黎照寰致徐新六函，告知该校“管理学院毕业班学院黄士騠愿往服务”，并抄具了该生历届成绩证明书一份。

6月26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除希望明确黄士騠何时可以来行面试外，再次希望交通大学保送更多与银行专业有关的优秀毕业生。看来，徐新六先生对自己的母校还是充满了期待。

7月2日，黎照寰致函徐新六，另外推荐了该校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科两名应届毕业生，即章宁一与王树德。

7月6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对其表示感谢，并告知：“兹王君已来面谈，章君据谓有病须稍缓再来，用特函达，请即将王、章二君在贵校之全部学业成绩单寄下为荷。”看来，保送归保送，对应试者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银行方面还是相当重视的。

7月7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告知：“贵校毕业生王树德君业经面谈合格，请即嘱将拟邀保证人履历详细开送，俾便审定后填具保证书，再行来行试用。”合格的保证书同样是银行方面用人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每每受到重视。

7月8日，黎照寰致函徐新六，再次保送了该校管理学院两名毕业生苏文熙、沈履冰，并附送了相应的成绩证明书。

7月9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告知：“兹定于本月十三日上午九时举行面谈，请即转嘱该两生准时来行为荷。”同时，请求补送王树德、章宁一的成绩证明书。

7月14日，黎照寰致函徐新六，补寄了王树德的成绩单，并告知章宁一“因突患肺炎，只得放弃。”同日，徐新六致函黎照寰，告知苏文熙已经面谈合格，办妥保证书即可来行试用。

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致函

令人遗憾的是，在上海市档案馆现存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尚未发现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有关此事的复函，相关情况暂时也就无从知晓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徐新六先生向四位著名大学校长致函后不久，1936年6月15日，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致函徐新六，全文如下——

新六先生钧鉴：

谨启者，敝校考核毕业生学业成绩，订有特优毕业生成绩考核办法，选拔成绩优良、品行纯正、体格健全、绝无不良习气、深堪造就之青年，代为介绍职业，以供各界需求。查本届商学院毕业生中计有八人，审核结果符合上项办法，为本届敝校商学院特优毕业生。素仰贵行组织完备，规模宏大，奖掖后进尤具热忱，特予专函介绍，并附奉各该生履历及成绩，尚希参酌录用，无任感荷。如须经过相当考试手续，亦请示知，俾转知各生遵命办理。专此布达，顺请公安。

弟张寿镛谨启 六月十五日

张寿镛

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詠霓，别号约园，浙江鄞县人。1903年举人，清末曾任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宁波政法学堂监督、杭州关监督、苏州知府等；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江苏、湖北、山东财政厅厅长，后任民国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等职。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参与创办当时由中国人自办的两所私立大学之一的上海光华大学，并被选任为校长，以收纳脱离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学校之五百余师生。他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

张寿镛先生的这封信函，还同时附了一份该校《特优毕业生保送办法摘要》——

一、资格

本校毕业生学业成绩优异，品行纯正，体格健全，对于课外作业，能热心参加，绝无不良习气，深堪造就者，经各特院优异毕业生审核委员会之最后审定，认为各该院特优毕业生，得由各该院请求校长向各机关具函保送，代为介绍职业。

二、甄选

特优毕业生之审核，应依下列程序：（甲）于每学期开始时，由各院长以过去三年成绩为标准，采取各方意见，于该年度四年级生中，选出若干名，为候选特优生（暂不公布），注意其此后之成绩及品行。（乙）于每年度下学期五月间，各院正式组织特优毕业生审核委员会。凡四年级生经委员会初次审核入选者，须经过一次国文、英文及其他基本学程之试验。其试验日期于五月间，任何一星期行之，时间临时公布。

三、名额

此项特优毕业生名额，至多不得超过本院该届全体毕业生名额十分之二。

很显然，光华大学起初并未被列入浙江兴业银行要求保送学生的大学名单之列。不过，对张寿镛先生的这封信函，徐新六先生还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一位名为杨树邦的学生成绩表空白处，徐新六先生亲笔批示：“颜、袁、王、王四君成绩表由志云汇交金先生。”批示中的志云与金先生，应该是该行相关工作人员。

6月25日，徐新六致函张寿镛，称：“敝行现在本不添用人员，重以尊嘱，拟请先嘱颜焕奎、王锦、袁业泮及王经源四君先来敝行面谈，如合需要，再行延揽可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徐新六先生对张寿镛先生的尊重，不过张寿镛先生保送的八人之中，只有四人列入了面谈名单。

从现存档案中，笔者只发现了未列入面谈名单的四位学生成绩表，即杨树邦、唐文慧、杨林荣、朱荣昌。其中唐文慧还是一位女生。观察这些成绩单，可以窥见民国时期大学商科教育之一斑。以光华大学商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为例，所开设的专业科目，包括了经济地理、中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管理、会计制度、统计学、审计学、公司理财、国外汇兑、世界经济史、欧美社会思想史等，还有不少选修科目也很有特色，如军事教育、植物学、史学研究、普通生物、中国外交关系、史记汉书、社会主义等。从登记在表的本科毕业论文看，如杨树邦的《造纸业成本会计概要》（两万五千字），唐文慧的《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计划之研究》（四万字），杨林荣的《无锡纺织厂工人管理研究》（六万五千字），仅从论文题目和字数，也让人唏嘘不已。

杨树邦成绩表，本科毕 52 44502 52 23318 0 0 2194 0 0:00:20 0:00:10 0:00:10 4329业论文为《造纸业成本会计概要》

6月27日，张寿镛致函徐新六，正式介绍颜焕奎、袁业泮、王经源、王锦君前来面试。

6月30日，徐新六致函张寿镛，告知面试结果：“颜君等已于本月廿九日来行面谈，除王锦、袁业泮二君成绩优异、准予录用，已由敝行迳函二君，嘱其来行试用外，其余颜焕奎、王经源二君成绩亦属优良，祗以此次取额有限，未能延揽，尚祈谅鉴是幸。”也就是说，四人之中，录取了两人。

7月20日，张寿镛致徐新六函，再次保送了一名该校商科毕业生孙炤烜，“成绩在七十分以上，系崇明人，二十四岁”。

7月23日，徐新六致函张寿镛，告知：“孙君已于前日来行面谈，业经认为合格。”

至此，共计录取了光华大学的三名学生。

一家大银行的行长与几位著名大学的校长费了如此多的“笔墨”，仅仅是为了几位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如今看来似乎很不可思议，而在当年则很可能为常态。而且，尽管有了严格而实用的甄选，银行方面仍然坚持必须履行保证等手续。纵观整个招聘过程，程序相对简单却又不失严谨，从而确保了对生源质量的把控。今天的银行校园招聘，不知是否能从中有所借鉴呢？

（作者系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

　1904年8月3日，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考察日本学校教育的清末翰林、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刚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就大发感慨："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

　　陪同考察的严家私塾教师张伯苓回答道："是不难，所虑者无地与钱耳。苟有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

　　一诺千金。此后40多年，张伯苓一直为"学校之模范"而操劳，终成一代教育大家；慧眼识才的严修，也被尊为"南开之父"。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

　　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

　　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 65 44502 65 29090 0 0 2615 0 0:00:17 0:00:11 0:00:06 5959，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

　　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2007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举行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即是校史展览，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与蒋南翔并列——后者自1952年起任清华校长14年，展板上，关于校长梅贻琦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