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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在文革中凄惨凋零

2018-01-22 风行 民国大师


陈寅恪与吴宓,这两位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大师,走过了清末的腐败统治,熬过了抗战的腥风血雨,历尽民国的动荡沧桑,却最终难敌文革的黑白颠倒,群魔乱舞,在凄风苦雨中凋零飘落。大师的离去不仅意味着中国传统士的消失,最纯粹读书人的不在,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断层,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晚年陈寅恪虽失明,但目光如炬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这位通晓13门外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一遇的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是这样凄惨离世的。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青年时期的吴宓
作为民国著名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哈佛归来的吴宓先生,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光文教授认为:吴宓作出了三大突出成就,一是作为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把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二是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培养了诸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享、许国璋等一大批同样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三是,主持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学衡派”。这样一位大学者,同样在文革中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其悲惨遭遇令笔者不忍诉诸笔端。1968年6中旬,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再起,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夺权后,召开批斗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在批斗大会上,吴宓不停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吴宓所雇家务女工)。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吴宓身边没有亲人,每次挨打后,他都只能向唐昌敏倾诉。次日:“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下着大雨,学生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
晚年吴宓风烛残年,风雨飘摇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被打倒的教师一起被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他们交待罪行和揭发批判。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去梁平前,吴宓曾申请“年老衰弱留校劳动”,但未获批准。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将吴宓押进会场的两个学生狠狠将他从高台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断。腿骨跌断的吴宓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他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斗吴宓大会。“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吴宓手迹
《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中叙述吴宓的遭遇: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随后,他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走笔至此,惟有一声哀叹,两行清泪!1977年,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由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照顾。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离开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

大师逝去再无大师,他们的离去,实际是动摇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大师集体消失所形成的思想空洞、信仰缺失、价值体系混乱、全民迷茫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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