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的早期家庭教育的惊人启示

民国时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大师，这与其家庭的早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那一时期，中国的一些家庭富有文化气息，这些家庭，不仅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教育的理念与方法上，也都有相当的水准。而且，在培养子女方面，首先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有一些家庭，似乎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师级的人才。

陈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周树人，6岁入塾，12岁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钱穆，9岁入私塾，熟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早年所受的“落后”、“封建”的私塾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日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成为融通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子。而陈、胡、周三人，更被公认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一代科学大家，也可以从他们早年求学经历中找到私塾教育的轨迹。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乃钱穆之侄，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其父专门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并且都要背诵。

　　今天，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培养不出如民国那一代的大家?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 40 35664 40 14405 0 0 1327 0 0:00:26 0:00:10 0:00:16 3099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深厚根基，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念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在他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较多交往。从任继愈先生身上，笔者真切感受到一代儒者的精神风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

　　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私塾教育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华。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能流长。这样的教育会影响一个人日后在治学上的气象与格局，以及为人处世的胸襟与境界。

　　今天，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现一批思想学术大家时，不能不联系到他们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当然，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后来在此基础上接受的现代西方教育的熏陶有关。在民国一代大家身上，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成果。

历史学家周一良讲：他八岁入家庭私塾读书，总共十年。之所以在家读书，是因为他的父亲对新式学校不信任。而在家里，父亲为周一良安排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周一良回忆说：“我启蒙所读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以及《龙文鞭影》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而首先是《孝经》，接着是《论语》、《孟子》、《诗经》。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国学大师张舜徽，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他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难看出，少年时期就学习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这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可以说，这样的家庭，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现在，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哪个家庭有条件指导自己的孩子读这些文字学的著作昵？

叶嘉莹的父亲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母亲李玉洁自幼受良好家庭教育。叶嘉莹3、4岁时父母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随家庭教师读《论语》。在家里还常听伯父与父亲吟诵和谈讲诗歌，引发对诗歌的浓厚兴趣。9岁考入笃志小学，一年以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市立二女中。1941年，年仅十七岁的叶嘉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

                                 诗词专家叶嘉莹

医学大家吴阶平，其父亲在他年幼时就请先生教他古书，请纱厂的工程师们教英文、算术。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吴阶平回忆说：“父亲很早便教我认方块字，6岁左右开始坐在父亲的办公桌旁读《史记·项羽本纪》，看《三国演义》。”6岁时能够读《史记·项羽本纪》，这在今天，难以想象。

历史学家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8岁时，母亲开始给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他的父亲给他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14岁时，族兄吕景栅教吕思勉点读《通鉴辑览》；到17岁，吕思勉已经读完了《通鉴》、《续通鉴》、《明纪》。

美学大师朱光潜早年也是在家庭读书，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他还回忆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因为家塾里有人常读，他“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由此可见家庭中的读书氛围。

当时的许多家庭，都是富有文化气息的。这些未来的大师首先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受到文化的熏陶，培养了对文学、历史、哲学的爱好，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起点。最早的教育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也大体决定了人一生事业的高度。今天，这样的文化家庭早已“雨打风吹去”，今日的父母，所盼望的，主要是孩子能够上个好的大学，平日为孩子所能做的，主要是督促孩子大量做题，以及到各种各样的英语、奥数班为孩子报名。

                   十年私塾教育（文章摘录自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我于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因而曾字太初，后废不用。虽在天津长大，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庭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填为安徽。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因浙江有县同名，民国后改为秋浦，又改至德。近年与东流县合并，称东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家迁居天津。我八岁在天津入家塾读书，总共十年，1930年才赴北平求学。五四以后的青少年还这样长期读私塾，我想是和父亲当时思想分不开的。因为他最初对新式学校似乎不太信任。等到小我四五岁的二弟三弟等，便进了初中，更小的弟妹则被送进幼稚园，再由小学而中学了。20年代有些所谓“旧家”，为了让子弟在进“洋学堂”之前打下“旧学”和古文的根柢，都重视私塾教育。例如北大历史系我的同事邵循正教授和张芝联教授，都是以私塾代替小学和初中教育，然后直接进入高级中学的。不过我的例子更为极端，连高级中学都没能上，因而对以后进大学造成了局限。我的弟妹们虽然按正规进了中学，家里仍然一直聘有给他们补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老师。

十年私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头三年是三位来自扬州的职业塾师，其中有一位老先生还曾教过我的父亲、叔父、姑母等。我启蒙所读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以及《龙文鞭影》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而首先是《孝经》，接着是《论语》、《孟子》、《诗经》。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以《孝经》、《论语》开蒙，这还是汉代以来的旧制呢。

第二阶段四年，是跟一位年轻而我们弟兄都非常爱戴的老师学习。这位老师姓张名悫字潞雪，是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的次子，来教我们时只二十四岁。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张老师循循善诱，不仅要求学生背诵，而且注意给学生讲解，亲自把《皇清经解》所收一些《左传》的注解用蝇头小字摘要抄在我的读本上。同时也给我讲《史记》、《韩非子》等，教我作桐城派古文。我对于先生讲书，总是全神贯注，非常爱听。不幸的是，在我十四岁时张先生暴病逝世，我们非常悲痛。回顾十年私塾教育，跟张先生这四年获益最多，长进最快，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先生的“束修”，最初每月五十元，后来增加到八十元，并供应早点和午饭。张先生教书认真负责，却绝无旧日私塾中严师的架子，我们弟兄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体罚。相反，先生有时还带我们出去游玩。1993年5月，偶读《大成》杂志（第232期），载有署名“榘后人”的文章《堂会忆旧》，叙述20年代天津“某公”家为其母祝寿的一次堂会戏，北京名伶毕集，戏码精彩异常。自上午十一点开始，直演到深夜一点多钟，“当时几日内，自北京驰天津的列车乘客，几乎非演员即观众。识与不识，莫不以一睹此堂会为莫大耳目之福”。文中不仅详列当天剧目，还加以说明，如称“某公精选而认为系名伶之擅长者，并坚约已退休说戏之王瑶卿出山，串演其独具特色的《得意缘》二夫人。老旦龚云甫被点演《沙桥饯别》的唐僧，此为某公示威之得意利器，因极少人知此戏系老旦应工也”。我读此文后，不禁感慨系之。原来张先生是“某公”即山西富商渠铁衣的朋友，他带了我与二弟珏良一同去看了渠家这次堂会。我那时十三四岁，《沙桥饯别》等戏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筱翠花、程继先和王瑶卿合演的《得意缘》。饰二夫人的王瑶卿戏不多，但“放你们去吧”这一句五个字的念白中所包含的复杂矛盾感情，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印象迄未磨灭。因追忆恩师，牵连及之，亦以见20年代我家私塾中的“师生关系”也。

 1993年，我发现父亲手写题为“一良日课”的一份课程表，大约是1922年张先生初来时所订。以后张先生基本上照此执行。也有未照办的，如抄《说文》。现将课程表抄录如下：

   一良日课

   读生书礼记  左传

   温熟书 孝经   诗经   论语   孟子

   讲书 仪礼（每星期二次）

   看书 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

   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同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字 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

张先生逝世之后，家塾换了几位老师：义和团起义时被杀的毓贤之弟毓廉（字清臣）、曾作溥仪南书房行走的温肃（字毅夫）和一位河北省人喜欢作诗的张玉裁先生。可惜的是这位张先生不曾教我作诗，所以至今不会运用这“可以怨的武器”。两位遗老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淡漠。只记得两位先生都拖着小辫子，温先生广东口音，身材高大，衣着整齐，黑缎子马褂闪闪发亮。毓先生矮胖，说到溥仪必称“皇上”。有旗人朋友来访问时，先蹲身“打千”，然后两人拱手相拥，动作敏捷利落，颇为美观。我从这两位先生读了《尚书》、《周易》，但真正学到什么，则了无印象了。从这些家塾老师的背景，可以看出我父亲当时思想的保守倾向；而与以后对比，更可以看出他与时俱进的变化。

 张先生逝世后，父亲聘请了唐兰（立庵）先生来家塾给我讲《说文解字》，使我在学问上特别是小学方面开了眼界。当时唐先生在我一位叔祖家里教家馆，每周来我家一次。他在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过学术性副刊。稿件全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唐先生后来曾告诉我，吴其昌先生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我对唐先生的才华横溢和博洽多识深深钦服。家塾的最后几年，自己也开始读一些朴学书籍，尤其喜欢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著作，曾在（观堂集林）上题下了“一良爱读之书”六个字，以示景仰。

 家塾还有一门功课--习字。我的习字课与一般不同，不是从写楷书入手，而是按照字体的发展顺序，先练小篆——《泰山二十九字》、《峄山碑》、《汉碑篆额》。然后隶书——《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最后练楷书，写过欧阳询、颜真卿、智永《千字文》等。这也是父亲设计的方案，他还请他的好友劳笃文先生（劳乃宣之子）不时评阅我临写的隶书，加以指点。可惜的是，我在书法方面太缺乏天资，辜负了这种打破常规的习字程序，功夫尽管下了不少，却没有学好任何一种体。只在年逾七旬以后“，倚老卖老”，我才敢偶尔应人之邀写个书签，其实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平生憾事除此外还有一件，自幼喜欢京剧，却由于天赋“五音不全”，张口即“荒腔走板”，成为终生遗憾。而我学习各种外语的发音，却从未感到困难。

 在家塾读古书以外，我从十四岁以后开始了外文的学习，首先是日文。这里又要提到我的父亲的卓识。当时他认为，日本与苏俄是我国紧邻，关系必将日益密切，这两国的语言很重要。所以他计划让我学日文，我的二弟珏良学俄文。珏良后入南开中学，外语为英文。当时情况下，俄文出版物不易见到，家塾补习也不易进展。他不久放弃俄文，多年后当了英文教授。我的日文则坚持下来。起初请的家庭教师是日本外国语学校中文科毕业的公司职员山内恭雄先生，他没有什么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方法，让我死记硬背地读日本寻常小学的国语课本，以后接着读中学课本。从长远讲，这种笨方法却也收到良好效果。第二位教师牧野田彦松先生，号真木，京都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清末来华在保定担任教习，就留在中国，在天津开了一家小书店真木堂。父亲的意见，读外文也要通古典，所以请他教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如《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当然只是初窥日本古典文学门径，远谈不到系统学习。以后，又从英国中学的英语老师学了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