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寡言的救国者，坚定的“种树人”

一个很老的园丁正在果园里种芒果树。一个国王看到后觉得特别好笑，就走上前去问他：“老头，你是在种芒果树吧？”

“是的，陛下。”老人说。

“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国王又问。

“我已经快90岁了，陛下。”老人回答。

“你觉得你能活到这些芒果树长大结果吗？”国王嘲讽道。

“不能。”老人说。“但我吃的芒果来自于我的父辈所种的树。我希望我的儿孙将来也能吃到来自这颗树上的芒果。”

国王被感动了，赏给老园丁5枚金币。国王走后，老园丁偷笑到：“好傻的国王，居然说我不能从种树上得到什么。”

这是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最喜欢的故事。科学研究就好像故事中的种芒果树，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继承前人之所学，又不断探索出新的学术成果供后人享用。

而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中，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在战火纷飞的祖国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棵芒果树，筚路蓝缕，默默耕耘。后来这棵树发展壮大，结出无数辉煌的果实，荫蔽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他就是叶企孙（1989-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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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先生十五岁考入清华。入学后，他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

十七岁时，叶企孙在日记中写到：“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二十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中国只落后，在于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在于科学之不发达。”

（叶企孙先生的日记）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二十三岁那年，他参与测定普朗克常量，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时期，他一面感受着现代科学的大发展，另一面又感受着自己贫弱的祖国被列强的欺凌。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叶企孙面临着两个选择——是在国外热烈的学术氛围中继续自己的研究道路，还是回到祖国几乎一无所有的土地上默默耕耘？

他选择了后者，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科学救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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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叶企孙受梅贻琦先生之托，组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 科学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片贫瘠之地，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学术传统，也没有学术环境，但叶企孙内心目标坚定——“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对于初建成的物理系，他精心规划各种实验室，开创了国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靠着这些在国内先进的设施，中国初期的物理研究工作才得以在这片荒凉的土地生根发芽。

他对学生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193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全体职工合影）

这一时期，物理学在我国从无到有，走向繁荣，各个方面都有重大进展，科研、教学队伍迅速壮大。

同时，他因材施教，为不同的学生引领学科方向。考虑到国家的需要，他建议学生赵九章学习气象学，并设置了应用光学的留学名额。后来赵九章成为了我国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的奠基人，而出国学习应用光学的王大珩，成为了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的开拓者。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三年后，首枚氢弹也试爆成功，不久人造卫星上天，举国欢庆。而这一批涉及不同领域的整齐而强大的科学家队伍，与叶企孙先生的培育离不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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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叶企孙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屡次入狱、被审查，关牛棚，断工资，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

1969年11月，他被“宽大”处理放回了学校。然而此时他已患了前列腺肥大症，两腿肿胀，步履难行，而身子也弓成了九十度角。

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患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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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王淦昌这样评价老师叶企孙——

在那个年代，叶企孙先生竭尽所能建设中国科学体系。没有土壤，他就开垦；没有幼苗，他就播种。79名院士，13位两弹一星元勋是他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受他启蒙。

叶企孙先生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如今，中国科学建设的接力棒已传到我们手里，新时代的芒果树将由我们来栽培。我们能否像叶企孙先生所期盼的那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探索，成为不同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