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
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胡适、鲁迅，都是些名列鼎甲的人物。他们生平活动几乎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骼。然而后人评论他们常常施墨于其得意处，而回避其败笔。现将这些重量级人物之败笔揭示出来。须说明，余也胆小，恐得嫉贤恶谥，故按俗套在败笔前先略摆其功。
康有为（1858－1927），维新派首领，官至工部主事，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站出来大声疾呼，接连上书，直至皇帝采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组织了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并办报纸宣传改良。
康有为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破天荒地想到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与难题，大胆进行社会改良的实验，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实验的。中国历来不乏革命家，只缺改良家。康有为的业绩不在于改良本身－－改良在中国一蹴而就的可能性本来就近于零，我们不必苛求。康有为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改良的正途，想了并且做了，因为袁世凯告密惜败，这本身就说明，康有为已经最大可能地接近了胜利。康有为的变法已经过去100多年了，至今，他的改良思路仍少有人超越。这固然是中国人的不幸，同时也是康有为的光荣。
关于康有为的败笔，最流行的说法是他在变法失败之后组织了保皇会，成为厕中之石。对此，我不以为然。保皇固然不好，保那些走马灯似的“大总统”就好吗？那些靠军队横行的权贵们，既与民主不侔，又与文明制度相违，他们笑保皇派，实五十步笑百步也。保皇派至少无意中保住了一些必要的文明制度，避免它们彻底毁灭，而那些军阀与政治大擘动辄将传统国粹付之兵燹战乱。
康有为没有逃脱造神的窠臼，他为保住变法神坛坛主地位，捏造了一些假象，这方面的史料正逐渐被挖掘出来。然而这些终究还算不上了不起的败笔。
康有为最大缺失在于，他不安分至高无上的改良家名分，弃大而就小，觊觎圣人、学者名分。这是非常让人不解、遗憾与痛心的。学者之可贵就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改良家乃是最有价值的学者，是学者中的佼佼者。得到改良家名分，已近极限，夫复何求？何必非要著作等身，戴上圣人光环？
康有为为著书而著书，反而心长力短，弄巧成拙，暴露学术上的浅薄。他的《大同书》本身就是一部伪作。大同本就子虚乌有，大同了，差异没有了，人类也就走到尽头。这样的伪问题，不值得作为学术题目大事张扬。对此，康有为心知肚明，所以始终没有勇气刊印这部书稿。至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有抄袭嫌疑，犯了文人大忌，书中的主旨多出自四川学者寥平的《辟刘篇》。寥平其人没有心计，城府洞开，在《辟刘篇》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让康有为过目。而《知圣篇》的内容，也稀稀拉拉向康有为讲述过。康有为得寥平的思想如饮甘泉，不久就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书一出版即遭腾议，纷纷指责康抄袭，成为当时有名的学术公案。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寥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一语道出了寥对康的影响。假如康有为以改良家为最高荣誉、不做空头学问的话，形象会更高大，影响力也更久远。
严复（1853－1921），近代西方文明的启蒙者，中国近代文明之火的点燃者之一。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为第一期学员。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归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1894年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救亡决论》）他还揭露和批判了程朱的“理居气先”和陆王的“良知良能”，翻译《天演论》，宣扬“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他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经济学与逻辑学，通过按语一抒胸臆。
严复的败笔与康有为正相反，他是个很好的学问家，本应专心于做学问，晚年却热衷于政治，纡青拖紫，朱丹其彀，弃长就短，弄巧成拙。本来，严公之名足以留名青史，但不知何故，晚节不保，于1915年列名筹安会，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袁世凯朋比为奸。筹安会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主要成员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喊出“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口号。其时，“治安”、“安定”等词汇已被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所玷污，成为镇压反对者的口实。正因为有像杨度、严复这样知名度高的人物为其称帝鸣锣开道，袁世凯才圆了皇帝梦－－虽然只是一场昙花梦。袁世凯给历史写上了“洪宪”二字，严复“其功厥伟”。
严复撒手而去，把这个谜团留给了后人，害得吾辈不得不以手支颐，苦思冥想。以严复之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袁某为人，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六岁孩童也知晓，严公一定是另有考虑。我想他是以历史为镜鉴，不愿意看到一个更专制、更独裁、更残暴的人登高一呼革了袁世凯的命，取而代之，使中国历史怪圈转动得更快，把更多的生灵卷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发生这种情形的几率相当大。既然如此，不如权且拥袁称帝，借助于变法残留下来的影响，以图徐徐变革。一旦革命形成气候，再想变法就难于上青天了。变法是“微调”，革命是激变，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历史演化的事实证明严公所虑并非杞人忧天，“洪宪皇帝”驾崩后的一茬茬总统，一个比一个专制，一个比一个独裁，一个比一个草菅人命，他们与袁世凯的区别不过是打着共和旗号罢了。两难被凸显出来：赤裸裸的皇权专制的皇帝好还是外共和内皇权的“总统”好？当然两个都不好，然而若非要问哪个更不好呢？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
严复的败笔透着可爱！
孙中山（1866－1925）也遇到严复的困惑，他企图摆脱两难，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没有必要在此胪列孙中山的功绩，倒是孙中山的败笔尚未引起世人充分注意。在一向喜欢造神的国度里，条分缕析地指出被视为神的人物的缺失，从中寻求出历史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孙中山的第一个缺失是言行不一，三民主义对外不对内。孙中山讲“民权”，可是连他的党徒都得不到人权保证，加入国民党按手模就是对人权的践踏。为此，黄兴等一批志士嗤之以鼻，挥袖而去。孙中山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搞个人崇拜从反面证明，严复的保皇有一定道理。革命的初衷本应铲除专权，实现“万机决于公论”的现代政治，仅仅改变当政者姓氏并没有实质意义。孙先生讲民族，但是为筹措足够的革命经费，不惜以出让国土主权为代价，企图与日本签订协议，虽未果，墨迹已存于日本帝国档案馆（参阅藤井升三《孙文的对日态度-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满洲”租界问题》，《东瀛求索》P23）。如果国土都可以出让的话，推而广之，岂不也可以随意没收私人财，何以保证民生？孙先生讲民生，却始终没有提及土地改革（这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战事繁忙来不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兹事体大，岂容忽视，孙先生最少应该把一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才对。
孙先生的第二个缺失是提出了一些有毛病的政治口号，如“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等。“驱逐鞑虏”带有民族复仇情绪，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任何以种族划分敌我的革命都是不人道的。“平均地权”是空的，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出一辙。“天下为公”，本意是指国家政治为公物，不是私物，但滥用这个口号极易引起误会，不用也罢。
孙中山的第三个败笔是以党代政，为其后蒋介石的“党天下”铺平了路。1924年孙先生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一系列为“党天下”鸣锣开道的口号，使得后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了依据。国民党的“党天下”把民主扼杀殆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孙先生的第四个败笔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一开始孙中山对陈炯明极为信任，后仅仅因为陈对其某些政策持不同意见，就反目成仇。并因此把陈打成“军阀”，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再如，早年孙先生并不崇尚暴力，随着在弱肉强食角逐场上的一次次失败，他又转向崇尚暴力，很少考虑制度文明－－建立和平、民主、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这比暴力重要得多。陈炯明劝说孙中山放弃北伐，像美国那样实行联邦自治，遭到拒绝，从此陈孙交恶。历史证明，陈炯明的政见高出孙中山一筹。
孙中山做不到的，宋教仁（1882－1913）险些做到。宋教仁之历史地位将与康有为相埒。康有为变法，宋教仁则企图用党争替代战争－－殊途同归。宋教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精彩的言论中：
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P456）
陈露肝膈，非暴力政治情感跃然纸上。宋教仁理想的实现，则意味着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须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血腥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啻一个福音。宋教仁终生为此奔走呼号。革命者也许笑其痴，然而在我看来，他却痴得可爱。
如果不苛求的话，宋教仁是个白璧无瑕的人。他是认准了就坚决去做的人，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为期不远，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告诫：“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须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对，百分之百的好，也百分之百的不能为袁世凯所容，宋教仁没有对最后一个百分之百予以关注，没有做最坏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涉水险，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说实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有些名不副实。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会选择放弃。与谭嗣同之死几乎一模一样，宋教仁之死，未换取等价报偿，恐怕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的觉醒，更未激起国人追求民主的激情。
胡适（1891－1962）是入世的，一生紧密联系社会潮流。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将随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熠熠生辉；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人格言也将永远光照人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将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品质就是后人的楷模。
但胡适的过错远远多于功绩。他虽然倡导独立自主却过于入世，过于注重与政府配合。他不做官，这是对的，但对于不做官的原因所做的解释似存疑点。他多次向蒋介石表示，他在政府外、在国民党外，对政府更有利，自己也能够更发挥作用。至少胡适的这一认识缺乏前瞻性。现代社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指学术角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反政府”）而存在的。没有优秀知识分子作对立面，政府是危险的。知识分子是制约与监督政府的重要一环，他们理应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寻找政府缺失，找到了绝不放过。只有经常被批评的政府才可能是好政府。尽管胡适提倡过“好政府”，他却对“好政府”的基本条件有所忽视。
胡适最大的败笔是把中国传统国粹一笔勾销。他于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矛头直指中国古典文学。他反对用典，反对对仗，反对“言之无物”，提倡白话。白话文运动初衷是使文学与文化尽量大众化，这本不错，但是做过了头，全盘否定古典文学，甚至认为中国文学史就是“白话文学史”，他置李杜于不顾，所推崇的唐代诗人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激进主张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的附和，导致一场矛头直接对准国粹的文化运动，致使现代与传统断线，国粹受创，恶劣后果至今仍未消除。
胡适的激进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破坏力最大。胡适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就是要清楚明白。这与传统的文学要隐约含蓄的定规大相径庭。胡适评骘陈寅恪的文章时每每面带鄙夷之色。胡适有一句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依照这个逻辑，他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似乎如此才算地道的白话。在胡适极端主张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影响极坏的废除汉字运动。虽然这场闹剧以失败而告终，但大半个世纪以来，汉字一直是崇洋媚外的改革家目标。汉字拉丁化没有实现，但汉字由雅变俗，已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许多作家至今仍以平铺直叙为作文第一要义，无的放矢，牵连萦带，瞿秋白甚至把白话文定义为“骡子文学”，说什么文学应该使用纯白“大众语”。文化倒退，胡适脱不掉干系。
鲁迅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鲁迅在文言文解构之后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达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水准。正如朱光潜所说，鲁迅犀利优美的文笔得益于其深厚的文言文功底（尽管鲁迅对此矢口否认）；其次，鲁迅的后半生坚持以写文章为主，很少写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小说取代“道德文章”的危机。
鲁迅的败笔远远多于闪光点。受尼采影响，鲁迅的批判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礼教吃人的说法过于绝对与片面了。礼教“吃人”，同时也养人。事实证明，没有礼教，吃人会变得更厉害。世界具有可批判性，同时具有可保守性－－二者同时存在，只是比例不断发生变化罢了。显然，鲁迅对于世界的可保守性估计不足，误认为批判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手段。
鲁迅说：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忽然想到》之六）
孤立地读这段文字，激情荡漾颇受鼓舞，然而却经不起推敲，读之恍恍惚惚浮现出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退一万步，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统统“踏倒”。用批判、消灭这一条腿走路，只能蹦着走，既走不快也走不稳，更不会持久。鲁迅多次强调不读中国书，特别不读中国古书，只读外国书，然而他自己却饱读经史。他死前大声疾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不是理智话语，完全是一种情绪化流露。
鲁迅对人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激，人也是多元化的，并不是非好即坏。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象得那样坏。鲁迅甚至对自己很苛刻，死前留下偏激的遗言：
………
四 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 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 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 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其实，这三个“彻底”一个“弘扬”都是尼采主张的翻版，一位中国文学家何苦如此媚外，连遗嘱都要模仿洋人。
至于涉猎自己所不熟习的领域，写一些站不住脚的文章。这些也许算是所谓“局限性”吧。
…… ……
盲从与恭维是断送，批判能帮助我们重新起步，所以，发生在著名人物身上的缺失同样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