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久：民国教育不可复制

顾久：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文联主席、脚里学院名誉院长、 2011年--2015年“好校长”成长计划导师

文/教育思想网 顾久（微信公众号：eduthought）

谈民国教育之前，我先谈下我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的总体印象，归纳起来，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三流激荡、相互交融。哪三流呢？首先是保守主义流派，比如梁漱溟先生，他们认为西方的东西再好，马克思的东西再好，对不起，你得长在我中国这个大树的树根上。长的活的，就是好东西，长不活的，就是坏东西，总而言之，以我为主。

其次是自由主义流派，持这种主张的大多是西方留学(课程)归来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化。

第三是激进主义流派，或者叫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应该把旧世界打的粉碎，再来重塑一个新世界，对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三个思潮在那儿激荡着，相互之间辩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第二句话，国事维艰、激发责任。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困难，激发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过去我在民盟的时候，有一位老领导，姓吴，北京人。有一次我偶然问他，您是北京人，怎么跑到贵州来了？他说，因为抗战。

那时候他读高中，随学校南迁，一两台卡车装下一个学校，校长跟驾驶员坐在驾驶室里边，老师、同学坐在车厢里，每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校长就叫停车，从口袋里边掏出大洋来，去想办法谋吃的。

老师们则大喝一声，上课了！孩子们从车上跳下来，有的人抓一块木板，有的人找一块砖头，钢笔还不普及，很多人一只手拿毛笔，另一只手拿装墨汁的小药瓶，摊开马粪纸，听老师讲课，做笔记。

我又问他，吴先生，您那个班同学后来都做什么，他想了一下，半个班的人都有高级职称。

我们今天办学的条件比当年不知好出多少倍，但是哪一个班敢拍着胸脯说，这个班以后有半个班都是有高级职称的？我记得1980年代末，我和一位当时的特级教师聊起一个话题，为什么（当时）有分量的知识分子，都是抗战前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后面就断了呢？

后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一段万里长城，国事维艰的时候，恰好激发了他们的责任和志气，这要比办学条件重要的多。

第三句话，我把它叫做大师辈出，灿若星辰。思想大家如鲁迅、胡适、张君劢、冯友兰等等；文学大家如郭沫若、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等等；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晏阳初等等。

我查过一个资料，1941-1944年这三年中间，全国的专科以上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一共2448人，其中1913年留学归国的，占总数的78%。

我自己很敬慕这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有人曾经问过当时已经接近90岁的费孝通先生：中国还有多少年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费老把头低了下去，沉吟半晌以后抬起头来说，50年吧。

具体教育方面，我对民国时期有五点印象，也是五句话。

第一句话：它是一个以身垂范的教育。

第二句话：它是一个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

第三句话：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教育。

第四句话：它是一个科学创造的教育。

第五句话：它是一个博爱宽容的教育。

前边两者更偏重于中国的传统，源于那代人一只脚深深地踩在中华传统的土壤中间，另外一条腿，踩到西方世界里边，所以后边三点更多带有西方的色彩。

以身垂范的教育

以身垂范，就是老师自己先做榜样。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说，最早的老师其实是一批神职人员，或者叫祭司。老师的地位过去是至高无上的，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

民国时候的陶行知先生说，（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于人师的地步。教职员要学生做的事，需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要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要躬亲共守。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方面就比较难了，传统社会相应它知识量比较小，不分学科，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百科全书，清代的学者说，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在那个时代里边，老师要做示范，特别在学识上，他们能做得到。

今天不可能了，知识都碎片化了，每一个老师都不可能站出来说，我是一个百科全书。另外、在道德上的以身垂范也很难做到，传统社会赋予教师德行高尚，学识高渊的社会形象，近代以来，教师首先是一份工作，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对以身垂范的理解和实现，陶行知主张把每一个子弟都看成自己的孩子。这是从传统那儿演化过来，再加上西方博爱精神的结果。

在这里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年初的时候，“家风”的讨论成为热点，我父亲是民国时期的老北大毕业生，一个书痴，对于我，他从来就没有设定过什么目标，要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我的教育，就是真真诚诚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

比如现在我们现在很爱书，谁培养的，老爹。那时候他是贵阳师范学院副院长，每个星期六一定带我们到新华书店逛逛，不是要培养我们，而是他自己就爱书。他买他的专业书，也给我和哥哥买一本小书。

到现在为止，我每个星期一定会逛一两趟书店，床头边上总是摞着永远看不完的新书。别人家叫书斋，我们家叫“书灾”。我夫人开玩笑说，你的书越堆越高，哪天晚上书倒下来，把你压死了。我说，那就用这个书做棺材算了。

我父亲是一个特别痴的人，不太懂得政治，192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被北大学长张国焘发展加入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1927年国共决裂，他退出了国民党，1956年，他都北京开会，结果回来被发展进共产党，当时恰好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中央号召要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发展成共产党。

第二年，1957年，跟他一起工作的院长，被打成右派，在我父亲心中，这个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于是就给省委写了封信，说，我们一起工作，他打入地狱，我上了天堂，良心不安、天理不公，申请退出，那个时候，做这样的事就意味着叛变，但是他根本不懂得这一套，就觉得人要寻着良知走。

后来我做教育工作，思考什么叫以身垂范的教育，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教育是要有心的，真正要在一言一行的行动中，树立一种榜样，否则教育永远都是只是外在的一张皮，无法进入内里。

习惯养成的教育

“习”的繁体字，上边是羽毛的“羽”，下边是一个“白”字，它本来的意思，是“鸟数飞”，“数”意为多次，一只小鸟学飞，不停的练习，有一天从树上扑腾着掉了下来，就会飞了，这就是习惯的习。不断重复一种行为，逐渐的形成了本能的惯性。这也是中国人传统教育中间的精华。

叶圣陶先生说：“如果我当小学老师，我将特别的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教育的含义……无论怎么样好的行为，如果只是表演他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从之，那不过是演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上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太可以一辈子受用”。

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开关门窗，如果一个孩子走进来，用力开关门窗，“嘭”一声、“吱”一声，那是不对的，不能扰乱别人的心思，道理讲完，他要示范，如何轻脚轻手的做到，一次不行十次，十次不行百次，等到这个孩子，一辈子走到什么地方开关门窗都小心翼翼，才叫习惯的养成。

他说如果一个孩子就连开门、关门都不愿意扰动别人的心思，他以后还会作奸犯科吗？他会去惊扰这个社会吗？一个非常小的行为，却收获了一个大大的“仁”。

其实我们农村的老师和校长，真能把你的孩子们，养成两个字的习惯就够了，“勤”和“奋”，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自己就得不睡懒觉，奋力工作，这叫以身垂范。

民主自由的教育

民主不是中华的传统，孔子有一句话，叫“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边的人有智慧，下边的人总是愚笨的。不移，是不能改变的。孟子不这样看，民贵君贱，老百姓才是可贵的，老百姓是水，国君是船，可载舟，亦可覆舟。

朱元璋后来说，孟夫子的书可读，但是要修改，把这几句话删掉以后才能读。这种专制是一以贯之的，清末贵州出生的张之洞，虽然兴办洋务，却说：“民权之说无一益”，没有一点好处，而有百害。

民国时期，“人民”这个词，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被举到很高的位置，蔡元培先生说劳工神圣，鲁迅先生写《一件小事》，大家还记得吗？知识分子坐在人力车上，过马路时像是“挂”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就慢慢的倒了下去，俺今天的说法，就叫“碰瓷”，知识分子说赶快走，但是车夫停了下来，把老太太扶起来，勇敢的走向了警察局。

鲁迅先生说，这个行为越来越高大，以至于压出自己皮袍下边的那个小字来。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确定，但是这个思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开始说“民主”这个词。

民主这个词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陈独秀说是解放自我，个体自由。脱离奴隶的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位，人间百形皆以自我为中心，有纵横一世、独立不拘的自主精神，有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精神，要有勇于进取，敢当干系的负责任的态度，民主就是我的自由、从我开始。

1912年的教材，《共和国教科书》，讲到共和，它说是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形处理之，亦谓之民主国家。一国人数那么多，每个人都来参与政治行吗？它说势所不能，于是有民主选举之法，由多数人选少数人，用来代理政务。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党之国家，而是所有人民的国家。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自由”这个词。民国时期三年级的课程，有两课讲自由，它说我正端着饭碗在吃，别人无缘无故把饭碗拿走，我正在写东西，别人无缘无故的把它抢走，我住在家里边，别人把我赶走。如果这样，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共和国将制定《宪法》，《宪法》用来保障每个老百姓的这些权利。比如生存的权利，财产的权利，言论的权利。

另外一课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行吗？不行。你的行为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如果违反了法律，就不是自由，而是法律的范畴了。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呢？你有自由，你身边的朋友也有自由，中国的哲学家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会强加于人。西方人说，不侵犯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是当时小学三年级教材里边的内容。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片关于民主教育的文章，什么叫民主教育呢？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有一次，哲学家李泽厚到贵州来，我陪着他到黔东南去，当地山清水秀，很多吊脚楼，很漂亮，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美，他问我，这么一块古老的土地，要多少年才能发生变化？

我说，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你得看看这些孩子，如果他们的眼睛亮了，腰板直了，手脚勤快了，脑子灵活了，那么这片土地就变了。

这些孩子是这片土地未来唯一的、真正的主人，而不是中央一号文件，也不是哪个领导上台，哪个领导下台，或者老师又升了什么官，发了多少工资，那都没用的。

我们今天的教育就应该是，培养主人的教育。

科学创造的教育

科学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舶来品，科学精神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是自知，自己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自知其无知，才会去求知。我介绍一本书：《假如时间不存在》，作者叫卡尔罗·罗威利，理论物理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圈量子引力论”的创始人之一，我那天为什么会买这本书呢？因为它谈到了教育。

他说：“科学的基础就是批判性的思维，极强烈的认识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总是片面的、主观的、模糊的、局部的和简单的，这就是科学……科学思想就是要意识到我们是无知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无知”。

第二，因为我无知，所以我要观察和把所有知识都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要用数学、几何这样的方式，普遍必然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验证它的那种方式，来思考问题。（《人类简史》）

第三、因为我不懂，我要取得新的能力，我要通过我自己对于大自然的实践，来看它反馈过来我自己有多大的能量，这是西方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用实践的过程来检验科学。（《人类简史》）

科学是在民主的环境下产生的，自由思想互相碰撞，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不存在产生科学的土壤。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越来越具有强势的地位，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把科学教成什么东西呢？教成一系列“真实的知识”（打上引号的）。

比如1+1=2，这个话对不对？对，但是它只是在中观自然世界里正确，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边，它不正确。比如爸爸＋妈妈，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可能有1+1等于3，等于4，等于5的。在管理学中，本来只有一个人在管事，再加一个人，应该产生更多的效益，但是两个人一吵架，一点效益都没有了。

我们今天把科学就教成一系列打上引号的“真实的事实”，或者“真实的法则”，训练如何解题，这种教育科学的方法完全背离科学思想的批判、怀疑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科学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死啃书本，要让学生学会置疑所学的知识和每一个老师，而不是盲目的相信一切。只有这样才会让年轻人去相信未来，去建设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社会。

比如哪个领袖又讲哪句话了，于是大家向他学习，把我们的思维统一到他的思维中去，于是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凡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是不准的，这才叫科学。

马克思曾经讲过，谁说它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会大发雷霆——当说一个东西是主义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很完备，无懈可击了。马克思说，我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求证过程中的探索，马克思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主义，凡说自己是主义的，都该怀疑，这才叫科学。

民国的陶行知先生说，科学要从小教起，有了科学的儿童，自然会产生科学的中国，科学的民族，要把科学变得阳光空气一样普遍，人人都能享受。陶行知说，培养创造力，目的是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只有民主和自由才能衡量创造精神，只有真正的创造精神才会有真正的民主。

他讲了六个解放：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孩子们看事实；

解放头脑，斯掉精神的裹头布让大家想得通；

解放双手，剪去指甲，坏掉无形的手套，让大家可以执行自己头脑的命运，动手向前，开工开辟；

解放嘴，让大家可以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的鸟笼子里面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粮食；

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让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读读书，干点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去玩一玩，这才算有做人的味道。

有了这六个解放，创造力才可能会发挥出来，中华民族才会有科学这个词。陶行知有一个《创造宣言》，里面说：造物主未完成的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了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圣，再其次造出了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绅士把别人创造的现成的东西拿过来崇拜。

教育工作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先生、学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生生的人。

博爱宽容的教育

爱才是真正的教育，但是，爱是什么东西呢？凡是熟知的，就是成天挂在嘴上的，往往一问都是无知的。因为时间关系，关于博爱和宽容，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最近我翻了一本书，美国人写的，书的名字叫《情种起源》，谈了很多爱情产生的生物学基础，我不知道对不对，但它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基础视角。

李泽厚先生多次讲，21世纪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就是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你考上大学的教育，而是培养人性的那种教育：

新时代的教育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人，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人性的问题，人不同于动物，不能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人性也不是机器性，现在人几乎就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包括教育。

我们现在的老师，就像是机床前的的人，我们不问孩子们的过去，有什么优点，出身什么家庭，有什么爱好，我们只管用考试来加工，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认为是失败的。所有被打上失败者标签的那些孩子，以后学习和做人，找工作都是有心理障碍的。人被电脑统治了，人被机器统治了。

毕节前一阵四个孩子自杀，这个事出了以后，我心里很压抑，因为我曾在毕节分管过教育，也分管过计划生育，我总觉得我们自己逃不过这个事，这个事是一个综合的效应。

前些天有个女孩子在我的微博上评论，留下一句话很打动我，她说当雪崩来临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我突然觉得，自己原来是其中有责任的一片雪花。

那四个孩子死了以后，我注意观察，有没有人在网上，或者在公共场合里边做一个自我批评，说我也有责任，但没有。我就在想，在这个时代里面，爱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的是每个人都担当起那一份对孩子们、对这个国家的那份责任。

总而言之，以身垂范的教育我们可以归纳成身教；习惯养成的教育我们可以归纳成养成；民主自由的教育我们简称民主；科学创造的教育叫科学；博爱宽容的教育叫博爱，加在一起是我对民国教育的一个总体的印象。

民国教育是中西交融的，在国事维艰的艰难情况下，人们焕发出来的、独特的创造性。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描述着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特别缺少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