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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大师之死悲凉雄壮

2018-04-07 民国大师

岳南曾在他的著作《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封面上用了这样一句副标题:民国之后,再无大师。

在喧嚣而浮躁的年代里,让我们一起感念大师们的学术人格、体验他们的泪笑人生。

在敬仰感念的同时,也为这种人格风范的绝响而悲鸣!

王国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早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一切如常,还与同事商量了下学期的招生事宜。处理完这些日常公务,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两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的一张纸币。随后,王国维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上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内。

在检查遗体之时,在其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份,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王国维三公子)收启”: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昊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遣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为其撰写的碑铭中提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理解,一种包含着深刻洞见的理解。

鲁迅:七条遗言

1936年10月15日,鲁迅先生在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有人气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17日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并说:“此地文坛,依然乌烟瘴气,想乘这次风潮,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

18日二时,即睡不好觉,气喘更加厉害。六时半左右,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继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并托内山请医生。此信为鲁迅绝笔。

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死前在《死》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写出了“写给亲属”的七条遗言: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

沈钧儒在出殡仪式演讲时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而今天在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哪里去了?”

徐懋庸挽鲁迅曰:敌乎,友乎,惟余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章乃器挽鲁迅: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

胡适:我挨了四十年的骂

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大会,在酒会上他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讲这话时,胡适非常激动。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说,“好了,好了,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下午6点30分,人们开始散去。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身子一晃,倒了下去……

胡适有两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即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

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后自杀身亡。胡适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在自己的遗嘱里,他还将财产留给了儿子一份。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说:“(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梁漱溟: 人的寿命是有限度的

1988年4月,梁漱溟先生患上尿毒症,需要做一次动静脉吻合术以便在体外装置一个微型人工肾脏。

梁漱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全国被点名批评,作为右派靶子承受着猛烈的政治火力,可他却挺了过来,而且向来把死看得又轻又淡。5月11日晚,梁先生有话要说,家人以为他要交待后事,没想到他说的是:“人的寿命是有限度的,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吃点药,吃些可口的东西就够了,不必要勉强去延长生命,生活就是如此。”

他说这话时显得异常平静,没有丝毫的激动和伤感。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只答了两个字:火化。家人想用梁先生一生有限的稿酬建一个奖学金,以奖励学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梁先生,先生只说道:小事。

据梁漱溟先生的小儿子梁培宽记叙,梁先生的临终遗言为“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吴宓: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

吴宓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次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特别是文革期间,更是遭到了非人待遇。

在劳改地,吴宓因遭受非人批斗而摔断了腿,每天要靠爬行,才能出门要几口水喝,没有饭吃,再加上盛夏的炎热,使他几近昏厥。他挣扎着,拼足最后一丝力气,对着窗外,发出了他那著名的“呼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973年80岁生日时,吴宓作诗,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人生如奔车,邮亭过重闱。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

1974年春,吴宓的胞妹吴须曼由陕西老家来重庆探望。眼见的一切令她唏嘘不已,“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

1976年冬,生活在极度困厄中的吴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胞妹再次来到重庆,为吴宓办理了一切手续,带上了几件旧衣服,几包日记和文稿,以及压在枕下的七分钱,将吴宓接回故乡泾阳,在胞妹的照顾下,吴宓度过了最后两年人生岁月。

二十年的改造生涯,虽最终未能收服吴宓的心,却给了制造了巨大的阴影,弥留之际,他犹自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冯友兰: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冯友兰晚年,一直与女儿宗璞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

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到:“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可以相当自由地思考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视力也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要人照顾”,甚至咀嚼困难,进食需要人喂。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拦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的哲学。”

钱锺书:不喜人家哭他

1994年,钱锺书患膀胱癌住院,这次住院治疗直到1998年病逝为止,缠绵病榻达四年之久。

他不仅没有出过医院大门,也未曾下过病榻。他在病榻上庆祝结婚六十周年纪念,在病榻上获悉女儿钱瑗先他而去,也在病榻上庆祝他的最后一个生日,88岁华诞。

1998年12月21日,钱锺书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与赤诚的期盼。

钱锺书拒绝一切来自官方与世俗的祭悼,他不喜世俗繁文缛节、劳师动众及传统铺张隆重的热闹场面,因此他很早就立下了遗嘱,一切从简。因为他早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杨绛先生遵照钱锺书遗嘱办事,所以丧事一切从简。

从八宝山回到家里,杨绛对亲友说:“锺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锺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锺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

顾准:祝福孩子们

顾准一生命运多舛,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与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蛰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8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过一封信。顾准用铅笔在信中加注:

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顾准的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了一份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关心我的朋友与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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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岳南巅峰力作,作者耗费十余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更兼2015年重走抗战中大师内迁路,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史料及亲历者口述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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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名称:南渡北归                          作者: 岳南   

  • 出版时间: 2013年8月                        出版社名称: 湖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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