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何能培养出那么多世界级的大师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邓稼先：以上两位的同学，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学森：中国火箭元勋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中学时代在台湾，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中国台湾，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
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
好象是汪曾祺写的文章 ，貌似说西南联大八年间出的人才超过了清华北大四十年之和。
1937年－1945年，位于昆明一隅，校史仅有八年的西南联合大学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从八年联大走出了90位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二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还有一大批社会科学家、政治家、革命家。人才济济。
八年联大的老师有：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吴大猷，陈省身，吴有训，费孝通，陈序经，吴晗，冯文潜，郑天挺，雷海宗，叶公超，吴宓等人。阵容空前。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
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
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张恨水、萧军、萧红、曹靖华、梁宗岱、臧克家、艾青、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丰子恺、林凤眠、丁聪、贺绿汀、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陈寅恪、冯友兰、朱光潜、胡适、翦伯赞、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沈钧儒、史良、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侯德榜、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童第周、梁思成、……
民国时期培养的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清华、北大还不是在挟民国时清华、北大的余威在骗人也在自欺欺人？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培养了多少世界级的名人大师、而你们这57年来又培养了几个世界级的名人大师？有吗？有一个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是如何办教育的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4 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到1947年，全国高校207所，其中国高74所，省立高校54所，私立高校79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抗战过程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也有所增加。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二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
现在还能在大学里找到这么可爱的教师吗？还有这样品格的教师吗？
49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就在一次次地运动中被打断了。有脊梁的、有个性的几乎都被镇压了，剩下的都成了断了脊梁的、或者是匍匐在毒菜者脚下的乞讨者。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
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
三
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蒋介石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
国力维艰，政府不仅没有因此放弃和中断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也为校园学术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抗日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
四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这是以宪法的神圣保障了“教育立国”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在台湾实行至今。）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日，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低于印度、菲律宾、缅甸这些“穷国”，甚至低于许多非洲国家。
在教育上，中国和韩国起点相同。韩国曾经是比中国还要穷的国家，但是在韩国建国后，教育一直超前发展。朝鲜战争中，韩国绝大多数学校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然而学校教育并没有中断，晴天在野外上课成为当时韩国一大景观。战争结束后，韩国教育很快恢复并迅速发展。上世纪的５０年代，韩国经济难称有什么成就，教育却一枝独秀，各级学校的就学人数都有大幅增长。--韩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总是远远超过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事实证明，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教育投入较低的国家之一，而同时又是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低一高都是不正常的，也很值得反思，现在，也到了切实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在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教育投入却连年下降，国家承诺到２０世纪末达到４％的教育投入目标至今都没有达到。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５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８７倍；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更是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２３％。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在法国，1881年起，国立小学全部免费；英国1881年普及了义务教育，10年后，初等教育全部免费。
中国 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2年达到3.32%以后连年下滑。这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就教育部掌握的情况，世界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般在6%左右，有的高达7%，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比例也达4.6%。
韩国的教育经费早在1961年就占政府预算的15.2%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中国大陆的教育支出自1990年占GDP的3.1％到1998年2.5％，再到2005年2.1%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台湾也是中国，如果把台湾的8%也拿来综合一下，不知道会不会高一些）可见我国在急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未同步积极发展教育，长久以往，当产业由劳力密集转换为知识经济产业时，将可能遭遇人才不足的窘境而阻碍经济的发展。（注：是投入的比例下降，投入的经费还是增加的）
我国的基础教育是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的中小学生，基础教育“生均投入”只有世界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
民国时期穷人家的孩子可以读师大（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的政府对于师大的学费是全免的，并且提供食宿。毕业后也可以找到一份中等收入的工作，那时是用银圆的，我记得鲁迅的工资不是高的，如果把他的月薪换成人民币大约是25000/月。
台湾现行的教育制度分为正规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两大体系，其中正规教育分为“国民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技术职业教育包括初等技术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职业教育两个阶段。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出台湾当局财政拨款，对6-14岁的儿童开办的教育。其中包括小学6年、中学(即初级中学)3年。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凡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庭，将受到罚款等处罚。
高级中等教育，学生在学年龄以15-17岁为范围，分为高级中学3年和高级职业学校3年两种。
高等教育分为专科学校、独立学院、大学以及院校研究所。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依入学资格不同，分3年制、2年制与5年制不等；所设专业除了高级职校已有的工、农、商、医、海事、家事6类外，还有师范、管理、艺术、体育、新闻等。技术学院则以培养高级实用专业技术人才(技师)为主，主要招收工业职校或工业事科学校的毕业生。高等院校主要招收高中华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经入学考试及格者。大学院校分文、理、法、医、农、工、商及其他学院。凡设有3个学院以上者称大学，不合以上条件者称独立学院。大学或独立学院各学系办理完善、成绩优良者，得设研究所。正规高等院校的学制一般为4年，但师范院校、法律、建筑专业等为5年，医学专业为6至7年。
台湾除了正规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之外，还有多种方式的业余教育，如夜校、函授以及补习教育等。
总的来看，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发展较快。l950年共有各级学校3l32所，在校学生103万余人，到1994年底，各级各类学校总数已达3784所，在校学生469.95万余人。目前，初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为99.31％，中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为84.61％，高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为25.61％，基本做到了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
(2)重视技术职业教育。60-70年代，由于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类高级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发展，形成了由职业学校—专科学校一技术学院所组成的技术职业教育体系。据1994年统计，职业学校在校学让为52.3万余人。专科学校在校学生36万余人。
(3)私人办学比重大。据l994年统计，职业学校中私立占54.6％；专科学校中私立占81％；大学及独立学院中私立占63.8％，学生数占全部大学生数的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