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有趣的人渐行渐远
这些年来，大家生活越来越富裕，物质生活丰富得让我们无从选择，甚至让我们开始有些厌倦。人们现在痛苦的不是短缺，而是多得无所适从。穿暖了，吃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终于发现，原来中国有钱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有趣的人却在一天天减少。物质一天天丰富，精神却越来越贫乏，这种思想的苍白、精神的空洞、生活的无聊、工作与学习的压抑、信仰的缺失让我们懈怠、疲惫、无聊、空虚！最近电影《无问东西》的热映，以及愈演愈热的民国热，我们不禁向往起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却异常充实的年代。人人都在反思，我们到底丢失了什么？那么看看那个时代的人吧，或许会找到一些失落已久，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童心与童真
金岳霖（哲学家）
金岳霖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他喜欢摆几个大苹果在桌上，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观赏。抗战时期在昆明，他很喜欢当地产的大橙子和铁皮大石榴，选几个大的摆在家中观赏。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客厅靠墙的长案上，仍然放着一长列水果，季节不同颜色也各异：殷红发亮的大苹果，浅绿、白里透红的大水蜜桃，黄澄澄的大鸭梨…
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对苹果的热爱一时传为美谈，据说，他每星期必去王府井买几个苹果，以供观赏。他的视力较差，出门时还常戴墨镜和半月形的遮阳帽，大家怕他坐平板三轮车途中出意外，劝他让别人代劳，但他却坚持亲自去买。
金岳霖去王府井买苹果，指明要特大的，还要记下分量，售货小姐知道他的爱好，总是帮他精心挑选。“文革”后，有人知道他的喜好，特地送给他漂亮的美国苹果（蛇果）。
金岳霖的侄外孙女闵珊华回忆：“走进外公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大得出奇的水果，它们被当成工艺品，陈列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苹果、桃、橘子、梨都排着整齐的圆圈，层层向上收缩，而稳坐在中间最高点上的，自然是‘梨状元’了。这些水果姿态之奇，体型之大，真让人大开眼界。…这些大号水果，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送人。除了最得意的学生外，很难有人得到他的‘恩赐’。记得我小时候向他要大梨，他总是摸摸这个，拿拿那个，又看看我，要好几分钟时间，才能把一个‘探花’、‘榜眼’之类的梨赏给我，至于‘状元’，那可休想得到。…他之所以酷爱大梨，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常回忆起在红海边上吃过的大梨；也可能和他的审美观有关系，他以大为美，曾多次对我母亲说：‘你女儿很漂亮，好大的个子！’”
金岳霖最忌讳送礼，如果有人送了礼物，无论是谁，他都会声色俱厉地将他赶出门，不留一点情面。但有三样东西例外：年历、湖南菜和大梨。他最喜欢吃侄女金莹做的菜，每次金莹让女儿闵珊华送菜过去，他都高兴地对厨师老汪说：“老汪，莹妹子又送豆豉蒸肉来了，你给我收好，我要慢慢地吃！”
金岳霖喜好养鸡，其原因据说是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沈性元回忆说，金岳霖曾养过一大群鸡，他常站在院中盯着活蹦乱跳的鸡群，久久不愿离去，有时则发出朗朗的笑声，或是弯腰不停地喂鸡。
现如今，我们最缺少的就是童心，童趣，什么东西都奔着实用而去，功利时代呀，人人都功利主义者。
风骨与人格
刘文典（国学家）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在到安庆之前，他已经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据说，蒋介石到安大视察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当时正在打麻将，看完通知后直接扔进痰盂里，继续他的牌局，并说：“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问话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报》登载《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文中这样描述刘、蒋冲突：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录：
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保障人权”，要求释放刘文典。听说刘文典被蒋关押后，刘夫人张秋华赶到安庆，痛斥政府昏聩：“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被释放。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现如今，只要有名有利，一切节操都可以不要。什么风骨，什么人格，那是迂腐酸臭的代名词，现如今，这样的名词还有人提起吗？
纯厚与真诚
赵元任
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六十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后坐轮船赴美，百无聊赖的时候，两个人便下围棋解闷。他没有带围棋，便向船上要了两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当成棋子用。
杨步伟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说不好英文，但赵元任从不以此为耻，他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杨步伟的话来举例。1986年，赵元任在其着作《中国话的文法》前写道：“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但赵元任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他曾试着改正杨步伟的文法错误，有时杨烦了，便大发脾气，赵元任只得作罢。所以赵元任批评杨步伟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杨步伟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杨步伟觉得她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
20年代旅欧的留学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伦曾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1946年，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二人的证婚人胡适因故不能亲临祝贺，特寄来一首贺诗《贺银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赵元任、杨步伟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
1971年，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上，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当年胡适《贺银婚》的韵。杨步伟写道：“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和曰：“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在诗后署名“妧妊”，表示自己来世要成为女性。
1973年6月，赵元任夫妇终于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接见了他们。在和周恩来交谈的3小时里，杨步伟是主要的谈话人之一。事后，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赵元任惧内，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花甲之年的杨步伟曾在自传《杂记赵家》中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杨步伟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后面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杨步伟的《杂记赵家》用英文出版，请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前言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儿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和他们一起生活多年的杨步伟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晚年，杨步伟肩膀疼，赵元任便每天给她梳头发。他们出去散步，赵元任常开玩笑说：“有什么锅借什么锅。”意思是有什么街过什么街。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
君不见，离婚率年年攀高，视感情为游戏，视婚姻为交易，谁还在乎天长地久，谁还奢望地久天长，琴瑟相合，比翼林飞成了古典的传说。
仁爱与善心
马寅初（经济学家）
儿时，马寅初非常爱吃家乡的油条。他留学归国时，炸油条的朱师傅仍在卖油条，但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马很是同情朱，便为其向店家预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并嘱咐店家说，每次朱师傅来时，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因为他知道朱爱喝酒，怕朱拿去换酒喝。
抗战前，马寅初在杭州九溪结识了一个小菜馆的老汉，每次下山必到小菜馆饮龙井茶，与老汉闲谈。他还给小菜馆题款，挂在店前做市招。1950年，他任浙大校长时，老汉已去世，但他每次路过仍去喝茶，老汉的女婿照例为他备上龙井。
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马寅初能叫出全院学生的名字，并常查看他们的伙食，向学校当局提出增加“战区学生贷学金”，改善学生伙食。有位学生先后两次病重，马寅初组织学生赶紧将该学生送到医院，并写介绍信请医院加以救治，学生顺利痊愈。一次，训导长王克仁为了一件小事便决定开除两名学生，马寅初坚决反对，最后王不得不主动辞职，离开重大。
1942年，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被软禁中的马寅初则被转移到桂林。途中，马寅初看到许多逃亡大后方的青年学生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境况十分狼狈。马不忍见他们身处绝境，便坚持腾出运载行李的卡车，带着这批学生一路同行。之后，这些学生和马寅初成了忘年交，常到歌乐山看望马寅初。
一次，杭州解放军慰劳总会的交际处处长马文车到马寅初处汇报工作时，滔滔不绝地品评当时的一些统战人物，词锋锐利，言语之间不免嘲伤他人。马寅初一直微笑不语，最后只是语重心长地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1953年，马寅初到杭州莫干山休养。一天，他的派克钢笔不见了，他轻轻说了一声，结果被工作人员听见，反映到疗养院保卫科。保卫科立即找到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谈话。马寅初知道后，极不高兴：“我只说钢笔不见了。不见，不等于说被人偷了。保卫科怎能这样胡乱怀疑这位服务员哩。”他立即让保卫科停止这种做法。之后，他在某件衣服的口袋中找到了钢笔，心中更加不安，一再对服务员道歉说：“都是我的错。”服务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马思泽和弟弟们在院子里玩，突然看见一窝蚂蚁正在搬家，几个小孩子顿时兴奋起来，手捻脚踩，开始“剿灭”蚂蚁。马寅初正好走出来散步，看见后，用手杖戳地，愤怒地对几个孙子说：“这也是生命啊！”
马寅初的外孙女马思奇回忆：“当他（马寅初）看到我们逗弄小昆虫、小动物时，他会一边急切地用拐杖敲着地一边阻止我们不要弄伤它们，让这些小家伙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漫步；他还时常提醒我们，按时去给从外面溜进院子里的小猫喂点食物，以免饿坏了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灵。…他极为喜爱院中绿绿的树木和花草，嘱咐我们在玩耍时不要碰伤树上的嫩枝和地上的小草…”
假仁假爱，别有有心的逢场作秀绝对多过默默奉献的真心实意！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假唱、诈捐，冷漠、自私，我们日渐冰冷的心！
博大与宽容
吴宓（西洋文学家、国学家）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有一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钱钟书很是器重，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表现的不屑一顾。吴宓并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前，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有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成为文坛一疑案。）不久，有人将钱钟书的话告诉了吴宓。吴宓一笑了之：“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吴宓曾对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1937年，当时尚在欧留学的钱钟书为温源宁写了一篇名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文中以钱氏独有的刻薄肆意地调侃吴宓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随后，钱钟书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信一封。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怒，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吴宓对于钱钟书这样形容自己心爱的女子，伤心不已。
吴宓最终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时，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之事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确实宽宥了自己的学生，照旧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
医患紧张、师生不信任、蝇营狗苟，人们之间好像很少能一笑泯恩仇，多的是人人一股戾气，动不动刀枪相见，原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之事，我们到底怎么了？
信仰与敬畏
林语堂（文学家）
儿时，林语堂祈祷时，常常想象上帝必在他的头顶几寸之遥，靠近他的头发。这种想象令他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
在厦门读小学时，林语堂曾测试上帝是否存在。他每周有一个铜圆的零花钱，买一个芝麻饼后还剩下四文，只够买四个糖果。某次，他祈求上帝能让他拾到一个银角子，够他去饭馆吃碗素面。他再三闭目祷告，希望出现奇迹，但结果令他失望。
在厦门鼓浪屿读书时，林语堂发现外国人分为三类，一类是传教士，身穿清洁无瑕的白衣；一类是水手，他们喝醉酒后在街上狂歌、乱叫；还有一类是商人，坐着四人轿子，对中国孩子随意拳打脚踢。林看到这些友善的传教士和穷凶极恶的水手、商人都是乘坐停泊在厦门港口的外国战舰一起来到中国的，多少有些失望。一次，他偷偷到外国俱乐部，看见舞会上的“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林觉得惊骇又丑恶。
入圣约翰大学后，林语堂最先读的是神学班，最让林接受不了的基督教理论一是耶稣为处女所生；二是耶稣肉体升天之论。他向教授们提出疑问，教授也说这两条有问题，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林十分愤怒，他觉得，既然自己的神学家都不相信，那为什么一定要中国的教徒先接受这两条才能受洗，这是伪善。一年后，林语堂离开了神学班。
林语堂回忆：“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做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失措。”
但此时林语堂还是无法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说：“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的生命。”在清华任教时，他还主动承担了一个星期日圣经班的课程，向学生们宣讲基督教知识。
一次，林语堂问清华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刘答：“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哪，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林猛然醒悟，“同基督教之最后一线关系剪断了”。
在哈佛留学时，林语堂对夫人说，基督教最使他不满的是，它注重罪恶，要耶稣替人赎罪，才可以进入天堂。他又说，何必要天天祷告，有什么事都去麻烦上帝，一天叫他多少遍，像个三岁的孩子叫妈妈一样，上帝听了会不会厌烦？廖翠凤听了这话不敢出声，只觉得丈夫在胡说八道，希望千万别被别人听见了。
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一次，在美国的林语堂陪廖翠凤去做礼拜，林觉得牧师的讲道很有启发性，于是每个星期天都去听讲，觉得心安神乐，就自然地皈依了基督教。
林语堂曾解释他重新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只要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20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
不怕神灵、也没有鬼神，不仅无敬畏之心，更谈不上什么信仰。无敬无畏、无法无天，没有道德底线，宗法伦理，这才是这个社会最可怕的东西。
沉潜与安静
马一浮（国学家）
1905年年底，马一浮回到杭州，住在西湖畔的广化寺。他每天到文澜阁读书，如是三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阅《四库全书》。
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但有时兴致上来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了，他采取啥办法呢？文火炖豆腐。旧社会的炉子外头包紫铜，里面放个油灯，放东西在上面烧，到一定辰光，上面的东西就熟了。他就用这种炉子炖豆腐，既研究了学问，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着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着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着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追求一夜暴富、一夜成名、一劳永逸的多，甘愿踏踏实实、精益求精、一步一个脚印的少，追星、直播、选秀、上电视、作节目，天天吵吵闹闹，不知惹了多少是是非非，我们这个时代太浮躁、太着急！难怪总理都说，我们走得太快了，请等一等落下的灵魂。
照片上的孩子是一代宗师陈岱孙先生14岁时的照片，坐姿端正、体态娴雅、内心安静、目光淡定，气定而神闲。容身的只是一把旧藤椅，但那种君临天下的惊人气质，足够令我们叹为观止，甚至目瞪口呆！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这种气质。我们的物质是民国缺少的，但充盈民国的，恰恰是我们丢失已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