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杨绛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她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堪称生命的正能量；她历经人生起起落落，依然平静、充实、恬淡、知足又不卑不亢地生活着，她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一读。
故里家世
杨氏家族世居江苏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的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所记杨绛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明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司法独立、不畏强权的包公形象，令人过目不忘。
杨绛的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唐须荌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杨氏家族是很庞大的，杨绛父亲的兄弟姊妹共六人，均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
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可想而知，是相当幸运的。
良好的家世家风，深厚的文化积蕴，为杨绛后来的文学领域传奇人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幼稚年少时
杨绛，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事。
杨绛父亲杨荫杭因得罪了省长屈光映被调到北京任职。杨荫杭夫妇便带着杨绛等人来到了北京。
杨绛是在五岁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这个时候。
那时候的杨绛活泼可爱，充满童趣，惹人喜爱。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她们陪小杨绛打秋千，蹬得老高，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嘴里不敢讲出来。
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公务繁忙，忙不及履，最后杨荫杭还是因为扣押交通部总长事件被迫离开了北京。
这样，还在上初小三年级的杨绛，便跟着父母一家人启程回南了。
这次全家离京，事出突然，因而十分匆忙。忽有一天清早，决定返回南方，杨绛记得当时还在寓所的小院子玩耍。
火车站月台上人头攒动，在杨绛眼里，为她父亲送行的有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她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徐徐地开了，杨绛幼年在北京的欢愉生活也暂告一段落了，小小的她不知道在无锡老家等着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杨绛的父母在无锡沙巷预先租下房子，避免挤到老家去住。沙巷口有一座庙，叫大王庙。原先不知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为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杨绛和两个弟弟是在中间插班进去的，她原是初小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杨绛在大王庙的生活是丰富而又多彩的。他们有一节体操是揉肚子，九岁、十岁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而杨绛却“傻里傻气”地照做不误，不管人家的嘲笑。
诸如此类，留给杨绛回忆还是很深绛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地印象却分外生动。
家庭变故
在沙巷寓所居住不久后，杨荫杭就病倒了。他因为一度留洋，所以只相信西医，不相信中医。但西医一度没有诊断出什么眉目，病势却愈发严重，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神志也开始有点不清了。杨家上下急得团团转，却无能为力。
无奈之下，唐须荌只得延请杨荫杭的老友，也是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先生，他答应唐氏的要求“死马当做活马医”，于是开了一个药方。
奇迹发生了，杨荫杭死里逃生，居然挣扎过来了。全家人把华实甫先生当作救命恩人。
对此，杨绛不无感概地说：
我常想，假如我父亲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
匆匆少年行
一九二零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此时，杨荫杭应邀在上海申报馆当主笔，在启明女校上学的杨绛曾去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看望过父亲。
按启明女校的规矩，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称为“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放假回家。到了“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留校的杨绛她们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但在这些离开家的日子，锻炼了杨绛独立而又坚强的品行。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在阴湿的院子里抓到鼻涕虫一个，奖励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一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假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杨绛看得很明白：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她认为这种“赚钱”方法，与其说是“劳动教育”，更像是鼓吹“个人奋斗”。杨绛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需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
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
杨绛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拒绝，他还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 Dare to say no! 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是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事实证明，杨绛的“岂有此理”变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女同学上街演讲，确有心怀鬼胎的军人对她们非礼。
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坚持主见，独当一面的品行也初见雏形。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成熟长大了。
大学时代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是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之后，学校让他们分科。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当时杨绛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最终选择了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都花在图书馆博览群书。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十分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注重，加上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外语水平日以增进。因此，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的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她出于以下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负担；二是她对留学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国内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杨绛告诉父母亲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她的父母当然都很高兴。
今天，我们读到了杨绛从幼年时期成长到成人时期，在这个温暖有爱的家庭里慢慢成熟了，最终如愿地考上了心中憧憬的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她会在这所梦寐以求的大学里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她的文学之路又将延伸到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