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120周年。不忘初心，方能始终，校庆的意义在于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其中，核心自然是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

对此，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大学·大师·大时代》中，作者从海量的资料中爬罗剔抉，勾勒出了一幅民国大学的精神图谱。而北大在国内大学中领袖群伦，自然是该书写作的重中之重。就让我们从书中节选一些片段，随着作者的讲述，了解一下“北大精神”四个字的含义吧。

曾经的北大宽容而自信，哪怕一个普通的学生，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学校直抒己见，而不用担心留下什么后遗症。

1919年，马非百考入北大文科。早年想进北大读书，需要有一保证人在入学保证书上签名盖章。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形式主义，从来没听说谁因担保问题上不了北大。但一身湖南人犟脾气的马非百却选择了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开炮”，信中说，北大的这项制度有违民主精神，如非此不可，自己宁愿读不成大学，也不低头求人。

写完这封信的同时，马非百已经卷好了铺盖准备走人。没想到，北大校长的回信来了，而且语气非常谦恭，将刚入学的马非百称为“元材先生”，署名“弟元培谨启”，“信中说，查法国各大学，并无此制，不过本校系教授治校，事关制度，必须教授会议讨论通过才可决定。如先生不以我为不合格，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我签名盖章云云。”(《马非百自述》)看完回信，马非百发现蔡元培身上有两种精神：一是尊重学生意见；一是遵守民主制度。他觉得这样的北大还有救，这才大摇大摆地入校读书了。

民国北京大学校门

曾经的北大把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刻进灵魂深处，质疑辩难之风在校园内四处吹拂，畅通无阻。

经济学家千家驹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经济系某位老师开了两门选修课，一为“资本论研究”，一为“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千家驹跑去听课。发现这位老师只知道照本宣科，错漏百出，遂当场站起来，将老师质问得下不了台。过后，千家驹还不罢休，下课后特地写信给对方，要求把这门课停了，以免误人子弟。这位老师也很难得，收到信后，二话不说，真的就没有再上这门课了。

陶钝1923年考入北大。有一学期，他选修了法律系主任何基鸿教授的民法课，何教授所教的民法属于资产阶级法学范畴。然而，已经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影响的陶钝却对这种社会主流法学思想产生了抵触，考试的时候，他“豁上不要这门课的分数”，在试卷上反驳了何教授的观点。学期终了，并不抱太大希望的陶钝到注册科查卷子，发现何教授不仅给了自己80分这样很有面子的成绩，还在试卷上写了鼓励的批语：此卷有独立的见解，可取！

在校内，违背这种精神的师长很少，而且常常会被人群起攻之。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谈到一件事，一个北大的学生和教授对一个学术问题意见相反，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期末的考题中教授偏偏出了这个问题。这位倔强的学生明知道如此回答不得教授欢心，还是毫不犹豫地根据己见写出答案。教授阅卷时，也毫不客气地打了一个不及格。按规定，不及格的学生下学期开学要补考，教授显然准备刁难该生，补考卷中又出了这道题目，结果学生依旧按照老样子回答，又不及格。不过，这一次该生没有继续补考，因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在舆论压力下只好让步，以失败告终。

北大35周年校庆，蔡元培寄语

曾经的北大爱生如子，把保护学生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更难得的是，危难时刻，学校绝不会为了前途抛弃乃至出卖学生。

何兆武《上学记》中说到，自己的三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地下党，在游行中被抓。两天后，他的父亲就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亲笔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下面是蒋的签名盖章。果然，没有几天，何兆武的三姐就被放出来了。

此事并非因何家跟蒋梦麟有特别的关系，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何兆武解释道：“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释。按说，我的子弟上你的学校，你就应该负责他的安全，子弟被抓进去了，从道义上说，你就应该负责把他保出来，所以那时候校长会出来保学生。”

对此，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也提到：“北大学校当局有一个特点，只要有学生被捕，有本校的同学到总务科报告，请求学校出来保释，不论被捕学生是什么党派，被捕是出于什么政治原因，总会以学校的名义去一封信。如果情节不重，一般借此释放。”

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

曾经的北大热爱平等，全校上下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各种官威和架子。

老北大人见到蔡元培从来不叫“校长”，从不唤他的名号和职称，所有人都称他为“蔡先生”。这种情况直到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就任北大校长时仍然没有改变。

历史学家邓嗣禹曾在胡适当校长时，短暂执掌过北大教鞭。据其回忆，北大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每个人的收入都是透明的，彼此心知肚明。院系开会时，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等头衔”。

邓嗣禹回国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他认为，自己所了解的欧美名校民主风气是比不上北大的。有些外国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位高权重，正教授说自己意见如此，别人不敢再置一词。此外，邓嗣禹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数年，见校长难如登天，而在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无需预先约定时间”。

沈善炯在北大当助教时，有一次因事找校长胡适，正巧李宗仁打来电话，胡适听了电话，马上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沈善炯大为感动：“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这就是当时北大校长的气魄：无论你是多大的官，都不比学校中普通教师地位更高！

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学生集会上演讲

曾经的北大崇尚个性，不虚伪，不造作。人格独立是北大人身上最深的烙印，卓越必定不群，而从大众和随波逐流则被人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

田炯锦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大学生，他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琐忆》）。这样的北大到了10年后千家驹就读时还一点儿都没有变：“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

朱海涛20世纪20年代末考入北大，他对北大的住宿生活有这样的描述：“正统典型的北大宿舍却不是三院，而是东西斋。东斋的院子不大，房舍较小，格式很简单，一排排或朝南，或朝北，都是一房间住两个人。位置在一院西墙外，大门也是向西开的。房间比较小，两个人住勉强的还算舒适。但常常仍是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但房主人却以此为快。据说有同屋四年，见面只点点头儿，一句话没说过的。”（《北大与北大人》）为此，朱海涛还下了结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

张中行回忆自己当年刚入北大时的上课情形，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行为：“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

民国北大中文系毕业照

曾经的北大人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意气风发，校园中几乎没有钱理群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须知，北大校庆原本并不在5月4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五四”发端于北大故改之，北大精神与五四精神交相辉映。

正是北大学子的爱国热情直接点燃了五四的导火索。据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1919年5月3日晚，各校学生代表云集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大会，讨论次日的示威游行。会中，法科学生谢绍敏突然咬破中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示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刘仁静更是拿出一把菜刀，当场要自杀，以激励国人，差点“我以我血荐轩辕”。

当年北大的激进让世界为之瞩目。1919年冬天，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何思源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亲耳听“比较政治”课的教授查理·莱利安对他说：“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的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为了自己增加一点工资，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中国人的知识水平虽低，但为的是国家、民族，如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掀起全国性的爱国进步运动，是我们美国远远不及的。”（《五四运动回忆》）

老北大沙滩红楼旧址，五四运动从这里出发

曾经的北大热爱内容远远超过形式，学校在物质建设上节省到近乎寒酸，却在精神建设上毫不吝啬乃至一掷千金。

“北大把钱都花在了学生智识的开扩上，以致连一座像样的礼堂都盖不起”，这是朱海涛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就读时的观感。老北大的校舍跟清华燕京一比，实在寒碜得可怜，不仅又破又旧，还四处分散、支离破碎，连统一的校园都没有。

建设上缩手缩脚的老北大，在“学生智识的开扩上”可一点都不吝啬，朱海涛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就提到两点：其一，高价聘请名师为极少数学生开一些冷门的课程：“北大课程之另一特色，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她这里有，例如梵文，例如佛学。常常北大用最重的待遇礼聘精通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其二，不惜花费重金购入珍惜图书以供师生阅览。朱海涛就亲眼在北大图书馆看到不少稀有的珍本，有的甚至全世界唯此一册，让他惊叹：“敢情北大还有这许多宝贝。”

同样的，1934年考入北大史学系的金宝祥，第一观感也是震撼于校舍破旧和藏书丰富的对比，说“到北大后，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学校讲究内容，不追求形式”，这种简单与丰富伴随了许多老北大学子一生。

1935年落成的北大图书馆新馆，是当时国内条件最好的图书馆

老北大人对于北大的感情之热烈与执着，恐怕是如今很多新北大人无法体会的。

历史学家何兹全85岁写道：“掐指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爱国一书生》）

张中行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中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张老先生总是自豪地对儿女们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

最可爱的是陈翰笙先生。这位比北大还大一岁的经济学家曾经接受蔡元培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到他107岁去世时，已经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北大百年校庆时，电视台记者采访101岁的陈翰笙，让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陈老不假思索，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记者和家人都觉得不妥，教他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但老头子很任性，连说三遍，次次都是“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绝不改口。

（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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