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学是国家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的依托就是大学。

一提起民国教育，可能所有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般的大师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高洁的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可梳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民国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我们想要展现的就是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去探寻“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

自由的学术空气，先进的教育理念，一流的教授，卓越的校长，成就了民国大学的辉煌。所谓大学精神，指的正是上面四条。

凡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灵，他必能独行其是。民族的未来正是寄托在这样的人才身上。

1917年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教育革命第一人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在此之前，中国尽管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教育改革，甚至之前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时已经是改革的主要推手，但此时的大学仍只能算旧制的大学，大学教育的春天，还应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算起。蔡先生到任后，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确立了兼容并包，唯学求是的校格，辞退不合格的老师，大胆起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教授。在他的努力下，北大迅速崛起为国内一流大学，而蔡先生的办学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一代教育家。在他之后，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张伯苓的南开与北大相比各具特色，但在核心教育理念上与蔡元培都是一脉相承的。

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梅贻琦指出：大学应”无所不思，无所不包“，竺可桢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这个理念：“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三位民国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在看待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上竟是如此一致：大学应该是容纳各种思想的圣地。

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反对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制度，他聘任教员时，以学术水平为根本标准，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无论新派旧派均礼贤下聘。在他执掌的北大，学术空气空前自由，学术研究空前繁荣，持复辟论的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鼓吹革命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等，在北大均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费巩担任浙大训导长时曾说：“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标准化。“在他支持下，浙大设立了生活壁报，并规定：撰文作者不受任何检查和限制，姓名也绝对保密，竭力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一次，学生的文章被训导处撕去，他“闻之气愤”，亲自到训导处责问。竺可桢校长之职乃是蒋介石亲授，但他并不以国民党党化教育为宗。彼时的浙大，学生派系间的矛盾相当尖锐，但竺可桢无论共产党派还是国名党派均等同视之。浙大进步学生于子三被特务逮捕后，他多方组织营救，于子三被杀害后，竺可桢严词拒绝和国民党合作，冒险向社会公布真相，以致国民党大骂浙大乃是”共产党贼窝“。不仅北大浙大，时南开复旦交大等知名大学都对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这一思想推崇备至。自由的思想和学术带给当时大学极大地生命力。以北大为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旧学派仍能将国学发扬光大，这不能不说是学术自由带来的奇迹。

在李文《读书 治学 阅世》一书中，钱理通赞同正教授的含义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条道路；副教授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高水准以上的质和量；而助理教授则是：在你初出茅庐之际，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和潜力，让人感觉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和创新。民国时期的教授，既是最后的士大夫也是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这正如蒋中正对胡适的评价一样，称他为：“旧道德之典范，新道德之楷模”。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独立人格的培养及个人爱国情操的修养，在学术著作中都能引经据典，下深功夫。因此，至今民国时期的大师如胡适、华罗庚、陈景润、徐悲鸿、朱自清、闻一多、冼星海、梁思成、季羡林等我们都能知道几个，反观之，今天真正所谓的大师又能有几人，真正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的并后继有人带出一批学者的知名学者，自成一家的又有几人，恐怕我们所知道的当代大师是知之又少。

一所大学的含金量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学生和大楼，而在于它的思想灵魂和真正的学者数量，早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的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而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酝成风潮，也表示反对，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构的自由和责任。”梅贻琦则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也。”正是在这样自由独立与民主办学的精神下，滋育了一代中华骄子，至今还为人称道，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8年到194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就有我们所熟知的钱钟书、曹禺、夏鼐、季羡林、钱学森好、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1980年公布的537名中国科学院部委员中这一时期清华的就有134人，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当大学失去了自由的学术思想时，蔡元培也就宣布了他不再担任北大的校长。当王国维跳入未名湖后，陈寅恪发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感叹。希望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乌云早点散去。

1949年建国后，本朝对高校做了大规模调整，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专门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全社会弥漫重理轻文的风气，教职工地位一落千丈，毛泽东甚至将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教师待遇一再降低，至文革时被贬为臭老九。政治渗透高校，高校学术的独立性丧失，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1952年全国进行了大范围的院系调整，标志着大学走向没落。政治对大学的入侵，使得大学赖以保持独立的根基开始动摇。此后，大学的一切改制均朝着与民国时期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

50年代初中共提出大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1951年中央发布通知中规定：“党和人民政府必须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痕迹。”1958年发布通知称：“在提拔师资的时候，首先要注重思想政治条件。”政治教育纳入教育课程。教师人事制度上，取消了民国时期的自由迁徙制，每个人被固定在一个单位，生老病死全由本单位负责，职工与单位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依附关系，这使得知识分子赖以保持人格独立的方式遭到破坏。学术自由也在这一切的措施中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

伴随政治入侵和学术自由丧失的是教育理念的改变。民国大学施行的是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文基础扎实，人文情感也相当丰富，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故而能明辨是非，维护正义。建国后的院系调整严重削弱了大学文科的实力，文科学生的比例甚至一度降到了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6.8%，毛泽东在1968年的谈话中直言：“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的大学还是要办的。”言外之意是文科大学可以不办。教育目的趋于功利化，以培养现成专家为目标，忽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导致培育的人才社会价值感，道德感普遍降低，对专业以外的事漠不关心，对他人的苦难缺乏同情。这一现象为后来文革的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

再次是教师地位的降低。从50年代起，本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治批判就没有停止过。毛泽东称“思想改造，首先是对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个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66年，毛泽东明确为知识分子定性，称当时的学校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在三十年代初，大学教授月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而1956年时，教授工资不足工人的10倍，60年代，教育科研工人的最高工资被再一次调低为264元一月。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政治地位，被贬为臭老九，打成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大学处于全面停顿状态，大批知名教授和学者或被迫害致死，或被下放劳动，如著名学者钱钟书被调到干校劳动，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发配去扫厕所，作家老舍自杀身亡。

建国后一切教育方针都走到了民国大学精神的反面，在给中国教育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了民国大学办学思想的正确性。故而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思想荟萃，至建国后中国学术界却乏善可陈，在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给人以沉痛的思考。

1977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后，当年高考即得到恢复，新中国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胡赵登台后，出现了暂时的开明气息，西方进步思潮再次涌入，大学成各种思想的汇集地。作为社会生力军的大学生，在经历了彷徨和困惑后，再次引领社会进步理念。整个80年代，由大学生发起和主导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至1989年达到顶峰。不幸的是，之后这种风气被迫结束。另一方面，90年代提出了素质教育理念，恢复了大学综合性，均衡化方针，学生的个性发展开始得到尊重。1999年大学扩招，大学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在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的同时也面临着教育质量下降的难题。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说：“不能先存马列主义之见解，再研究学术。”故他提出的回北京复职的第一条件便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政治“。无论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套上政治的桎梏后，必然无法发扬光大。当今时代类似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悲剧是不会在发生了，但政治高压，因言获罪的现象依然存在。以马哲课为例，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所学内容几乎一样，大学课本很多文字甚至一字不易地抄袭自小学初中的教材。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就是为了炒几碗冷饭意义何在。我不否认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只学马克思，与黑格尔柏拉图尼采绝缘。政治入侵乃是当今大学发展的第一障碍，要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套在大学头上的这一紧箍咒必须摘除。

当代大学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民国的大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板。作为新世纪的大学，是否能从前辈身上学到什么，从而再次崛起呢。最后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改革是政治的改革。思想自由作为大学最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一直未能得到体现，其原因不外乎政治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