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侵华日军看中了陈寅恪住宅，要在这里建立军事指挥部，已经围上了铁丝网，设置了路障。陈见状上前用流利的日语，与日军头子交涉。后来，日军没有采取火攻车碾，也没用艾滋病拆迁队，而是在陈的门前放了一袋大米，并挂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此乃是著名历史学家住宅，任何人不得入内骚扰。
陈寅恪（1890—1969年）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陈三立；其祖父曾任湖南巡抚、是支持变法的开明派领袖人物陈宝箴。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1905年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被迫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积蓄了广博的知识。能够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因此，陈寅恪的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特地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时人称‘清华国学四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陈，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1926年6月，只有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在1929年为王国维而作的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脱口而出。其引文出处，无不准确。进一步的阐发更是精当、深刻，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干嘉学派治史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疑难问题，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大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独到见解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愤而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亦随之。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断然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陈寅恪深感痛心，却又无能为力，只好独善其身。恰逢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力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不幸的是，经英国医生诊治，几近失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后又迁至广州，是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恳切邀请他赴台湾、香港等地，被陈拒绝。从此，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后，移教于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陈寅恪坚决辞谢，并举荐陈垣代之。1956年以来，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共权要先后看望。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其右腿又骨折。陶铸派多名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继而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而作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着《柳如是传》，最后撰写《寒柳堂记梦》。特别是在失明、腿折之后，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多部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其令人佩服和敬仰。其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他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其旧体诗词亦是卓然大家。傅斯年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即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官方决定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于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纸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师之风骨如此，昭昭可鉴。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扬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最伤心的是，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手稿，多被洗劫。加之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之死，“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沉入湖底……,众多友好人士先后告别人世。而自己则躺在南方的病床上辗转呻吟，虽奄奄一息，仍然难逃一劫。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名。随着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陶铸命令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复盖。面对此情，陈的老伴唐筼无限感慨地叹息曰：“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造反派更是变本加厉，索性进行抄家。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丧失殆尽。“革命者”还别开生面，把几只大号的高音喇叭吊到陈宅的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批判。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嚎叫不止，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更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顿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又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极度衰弱，已不能进食，只能进汤水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看到他僵卧病榻，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流泪而已，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命如悬丝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陈师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写道：“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这位‘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死得何其惨烈！他的死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尚未有终期，中国人民仍将承受无尽的灾祸、无穷的苦难。(材料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