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20日下午5时半，美国洛杉矶，93岁的于凤至无限依恋地闭上双眼。葬礼结束后，子女们遵照母亲“虽不同生，但要死后同穴”的遗嘱，亲自在于凤至的墓隅掘土造一空穴，以留给他——于凤至心中永远的丈夫。
我的年龄和身体已是有早上无晚上的风烛残年了。汉卿自由无望，我要遵照汉卿临别时的嘱咐，将西安事变的几项实情说明，向历史负责。我也要说说我和汉卿的一生，以及我们两人分离时的相议、相约、相许。
缘定终身生死不渝
少女时代于凤至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汉卿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订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汉卿是按照大帅的安排，在部队里学习、锻炼、成长的。他很努力求进，一直南征北战不停，这种军队生活和他所受的教育，养成了他的性格。他成了军队的首领，但他爱国、爱乡、爱老百姓。他满怀正义，鄙视各地军阀，他要救国救民。对他父亲的进军中原，他一直反对，他要中国统一、强大，把日本、俄国赶出中国东北，
我是在家务之外，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我要补充自己的知识，好有助汉卿。我们两人互相勉励，有事共同商量。婚后生活美满，孩子们陆续诞生，我们两人充满了幸福，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美好的时光。
西安事变 囚禁度日屈辱泪难干
西安事变发生了。汉卿看到日本已步步入侵，国家面临危亡，但中国仍在内战。为了制止内战，汉卿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发动了这场改变国家局势的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达到了他衷心的愿望。
汉卿为了完成这任务，保护蒋先生安全地离开西安，陪同蒋先生去了南京，也从此失去了自由。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真是一错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啊!
于凤至（中）
西安事变乍起，我在英国立即去电报给汉卿，要他一定保护蒋先生的安全和释放蒋先生以及他的随同人员。因为中国的局势很明显，蒋先生和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主要力量和全国的中心，这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依靠和希望。这事不要宋美龄说，我是立即去了电报。
蒋先生是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一心想消灭共产党。汉卿是要全国一致抗日，先攘外后安内。他向蒋先生提出停止内战，统一抗日，在蒋先生的坚决拒绝下，汉卿无奈才举行了兵谏。
在兵谏中，他始终对蒋先生保持十分尊敬并且加以保护。他恳切请求蒋先生采纳他们提出的救国的几项主张，当蒋先生在听取权卿、杨虎城以及共产党周恩来这三方面的说明，以及了解情况后，终于顺应了全国的民意，同意停止内战，全国团结抗日。在事变过程中，蒋先生受了一定的委屈，但是也使他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汉卿抵达南京，开始住在宋子文寓所。蒋先生不顾诺言以军法审判，扣押汉卿，并判刑十年。随后又明令特赦，改为严加管束，但违法地关押了他一生。
我在英国安排子女就学中，西安事变起，即做回国准备，知汉卿已被关押，我立即赶回。到上海后，宋美龄、孔祥熙二人迎接我，情意感人，问我准备如何安排。我说：汉卿身陷囚禁，所受打击太大，需要我的支持、劝解、安慰，帮他渡过这一关。他有不测，我当陪同赴黄泉为伴。说时，我心激动难忍泪下。宋美龄听闻热泪盈眶，劝我不要着急，她当尽全力保护汉卿，叮嘱我保重身体，才能帮助汉卿。孔祥熙说：汉卿不应该如此贸然来南京，事变中很多人受到伤害都蓄意报复，是否释放汉卿要看今后形势发展。他的辞色恳切。这时汉卿已由宋子文寓所转孔祥熙寓所，后又随即转押到了蒋先生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的一个庙内了。我赶到时，他见我后拥我泣下，两人只有相对泣视，一切尽在不言中。
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在里外隔绝、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汉卿所受的精神打击很大，十分痛苦。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承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为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的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未见；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人，对得起大帅在天之灵。他痛定思痛，逐渐认识醒悟，说：我是应该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于凤至（右） 越一狄（左）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
日军逼近奉化时，我们俩被押送到黄山。稍停，被转押到江西省萍乡。一路上道路崎岖，我们坐着破旧的汽车赶路。十分颠簸和不得休息，两人身体都有不适和病况。囚禁地点和途经道路都选择偏僻荒野，显露出蒋的一帮人想用各种方式手段，置我们于死地，而决不给汉卿自由。
在萍乡略停之后，又被押送到湖南郴州的苏仙岭山顶的庙内幽禁。在此停留时间较长，身体得以恢复。1939年夏转押到湖南沅陵凤凰山上的庙内。
1939年尾，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市，途中更为辛苦。贵州地形起伏不平，气候潮湿，被囚禁在修文的阳明洞，生活待遇日益恶劣。特务更露出凶形恶状，暴露出他们的主子蒋一伙已定谋害汉卿的阴谋。
生离死别，汉卿和我相议、相约、相许
1940年春，我病了。经送院，检查出患了乳癌，好似晴天霹雳打击我俩的心。对之，我们商量。汉卿沉痛地说：我们怎么办!?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老天爷不饿死瞎麻雀。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保存我们的骨肉，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忘恩负义，背弃诺言，他是一定要编造这段历史，他们一伙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努力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我说：我一定不死。老天爷会可怜你的为国尽忠，你受到如此虐待，历史一定会给你公道，我记住你说的一切，一定完成你的嘱托，把一切事情公之于世，我求老天让我看到你自由再死。
在决定我不回来之后，我说：如果宋美龄帮助我出去，你一个人生活上需要有人照料，我也请求宋美龄帮助让赵四来服侍你。汉卿思考后说：这向宋美龄说说吧，但是，现在是由戴笠来决定了，戴笠能找到她，并且能决定她来不来。戴如果认为赵四不能控制，会趁你离开的机会，派一个女的来照料我。我在讲武堂和入伍后一个时期，自己也照料得了自己，你不要惦念。
宋美龄得到特务送的信，立即伸出救援之手，对我的要求都一一办到了。赵四也将要来到修文。孔祥熙夫妇也转达他们的惦念，嘱我到美国后，有什么需要时，找他们帮助解决，这情意使我和汉卿十分感动。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
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让他们扎根海外，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我说：蒋介石是要靠美国的，我在美国营救你来美国取得自由。汉卿说：这是唯一可能了，但是恐怕不成，蒋是不肯放过我的，我没有死之前，虽然因为宋美龄，对你不会下毒手，但也不会放过你，你要警惕啊!汉卿特别嘱咐：任何人，即使他是亲友故旧，乃至家人，凡是认为我是有罪的，这人就是敌人，甚至是特务，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去分辨人。要清醒啊!汉卿说：公道自在人心，你在国外也会有很多人帮助你。
中年于凤至
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决不自杀，尽一切可能委曲求全去应付蒋一伙，保全自己以求得到自由。汉卿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说：如果有一天，说他认罪了，那就是蒋一伙伪造的。不要相信并且要揭穿它。汉卿说：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但是戴笠让她来，就是说明戴能控制她，对这点我们要清醒。我们互相要求、互相许诺要努力争取他自由，一同回故乡。
海外余生，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旧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是残害忠良。一位西安来的李老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来看我，他说西安、西北的老百姓都为汉卿的处境惦念，都要为争取汉卿的自由，和蒋介石政权斗争到底；说双卿为救国所做的事，老百姓都感念在心。临走时留下一百元，请我代买些食品转送给汉卿，我不收，他边擦眼泪边道别，留下钱而去。他的女儿叫李玉华，说夫人不收，我父亲会难过，强留下了，我十分感动。我想到汉卿所言，人间自有正义，会有很多很多人伸手帮助我，我边想边泣，不能自己。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适合，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
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惟有痛哭。
按照临别相议，我在美国不断地找议员、律师及侨领们，请他们相助向蒋政权要求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我活的目的是为汉卿获得自由，我时时激励我自己为此奋斗。我忘记了病，我没有想到我在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已经不理会人间的冷酷，我不知觉岁月如何得以流逝。一年一年过去了。1946年汉卿被押解到台湾。这时抗战已经胜利，蒋介石竟仍然囚禁汉卿。根本不尊重法律和丝毫不想汉卿在东北时对他的起死回生的帮助恩惠，更不顾老百姓对汉卿的拥护，这个独裁者会被历史裁判的。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我日夜担心。后来，汉卿告诉我，他险乎遇难，总算又渡过了这一劫。
人心向背之下，国共战局日见分晓，蒋介石一伙是在老百姓唾弃下，战败了。翻阅报纸，我感到真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1948年宋美龄告知，她将去台湾，路经旧金山，可以给汉卿带些东西。我买了一些衣服、用品给汉卿和赵四，并买了一大把派克笔，赶去旧金山相会。宋美龄安慰我，不要急，慢慢想办法。我说烦你带去这么多的笔，是为汉卿送给看守他的人，这些兵大多对汉卿很好，只有少数特务虐待汉卿。她听后紧紧抱住我，二人沉痛无言。在蒋一伙之下她有心无力，只能尽力保护汉卿的生命而已。
1964年台湾市面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即被查封。友人来问我究竟，我说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必然出现的事，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欺骗台湾老百姓、欺骗蒋的追随者；同时也用以安慰蒋介石这伙失败的人。汉卿对“西安事变”始终是正确的，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以前很多文字是秘书写的，赵四没有在学校念过什么书，也从来没有认真自修学习，并没有如此文笔。《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在特务们的策划下，御用文人写的一篇自欺欺人的文章，由赵四出面认账抄抄，完成蒋一伙的政治目的，这早在汉卿预计之中。
1964年，在日益高涨的舆论谴责下，尤其美国一些学者、议员对台湾的指责，蒋介石一伙看到如果死不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违反了人权，违反了法律，为世界所不容，于是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夫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当时台湾在蒋介石独裁、恐怖统治之下，一个始终囚禁的政治犯，根本没有什么离婚、结婚的自由，而我们几十年的婚姻情况，到老来说突然有这要求更是荒谬。我留美国是汉卿所主张的，用我和孩子们在美国，要求他来美国团聚为理由，达到汉卿获得自由的目的。为了此事，某某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关系疏远平时没什么联系的人，在登门访我时竞开门见山地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恃来美国的。我问他是不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我问他：那么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然后回答说：不是，是他知道这事根本上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并感激政府，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他见我不为所动，说出了：这是你闹的，政府对汉卿这样管束已是很宽大了；任何时候、任何办法，汉卿如果擅自行动想离开，离开之时，就是他死亡之时。更说：你不懂这些，赵四懂；赵四说汉卿确实罪大，政府很恩典他了；你不签字政府也有办法，决不让他来美国去大陆的，他自我说明了他的工作和任务了。现在汉卿的自由成了他和赵四谋取他们私利的资本了。人啊!警惕啊!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汉卿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自由，汉卿是笼中的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个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和我每年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贺卡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仍如此。知道台湾蒋家政权的人都没有把这场戏当真。在台湾是一切都在蒋介石的特务控制下，根本没有法律的真正存在，世人对此大都知道的。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借此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我不屈服。我继续为汉卿的自由向社会、向美国政界人士呼吁，要求蒋政权给汉卿自由。
我不孤独，很多很多识与不识的学者、侨领以及和东北有关的人士，纷纷地、不断地出来谴责蒋政权如此违法囚禁汉卿的罪行，要求给汉卿自由。
张捷迁院士和汉卿没有什么私人关系，但他却主持正义挺身而出，向台湾政府提出给汉卿自由，要求汉卿以东北大学前校长的身份来美访问。为此，张院士特远道来洛杉矶，联系此地的东北同乡会，为汉卿此行筹款，以备万一台湾当局允准时，来美国使用。东北同乡会几个负责人告诉我这讯息，我当即嘱告，要向张院士表示，款无问题，一切可由东北同乡会出面负责，我会提供所需。公道在人心，张院士如此古道热肠，不避危难，感我至深。
中国政府派郭维城等人来洛杉矶，邀我回国定居。我在病床上伸手握住郭维城的手说：“亲人来了，我要回去，”郭维城是当年汉卿的秘书，和我相识，异域重逢，想到汉卿现在情况，都泪不能止。郭说：中国人民惦念汉卿，汉卿是千古功臣；政府要安排你回国治疗，安享晚年。我闻听之下，感激痛哭。
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成露西教授受日本学者的委托，来信问我在“九一八”时，蒋介石有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的手令，以及我是否保存了这手令。当时在张学良左右的人士，不止一人提出有此手令，还在中国发表了此事。我回答他：“根本无此事。”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1989年2月1日后记
录自《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