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大师云集之状貌，令人神往！大师之大，不在学历高上，不在地位显赫，而在其治学之严谨，更在其门徒之耀目。师徒深情，足令当世汗颜！

李叔同和丰子恺

李叔同将出家时，与他的学生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

李叔同出家后，虽很少或不再对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举止行为却依旧让丰子恺从中受教获益。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他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他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就奉送给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做，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座。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泉州凭吊老师的圆寂之处——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吴宓与钱钟书

1940年代西南联大外文系师生合影。后排右边第一位站立者为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席地而坐者右边第二排第三人为吴宓

吴宓关心爱护学生，但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偶或，弟子无意中出言不逊，他也不计较。

比如钱钟书在一篇文章，拿老师的恋爱开玩笑，吴宓看到了心情黯然，但他还是原谅了弟子的一时莽撞，依旧在诗中对钱钟书做了极高的评价：“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盛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作为老师，吴宓无论是上课还是课后批改作业，都非常认真细致。一次他检查某学生作业，发现该生把《伊利亚特》拼写成“Illiad”，多写了一个l，就为该生改为“Iliad”，还有一次，该生把尼采拼写成“Nietsche”，少写了一个字母z，吴宓又为他做了修正：Nietzsche。

一次上课，他用英文这样介绍自己：“My Chinese name is Wu Mi; my English name is Mi Wu .”一句话逗乐了大家。还有一次，他开场白是这样：“我姓吴名宓（在黑板上写上这两个字），我字‘雨僧’，这个‘宓’下边没有‘山’字，不是秘密的‘密’，‘宓’的意思是安静，三国时有个人就是这个‘宓’字。陕西泾阳人。今后我每天下午都在古典文学专业阅览室，同学们都可以去那里找我。除书上的疑难，凡古书上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一番友好的话语立即拉近了和学生们的距离。

在西南联大，吴宓讲授“中西诗比较”。一次，吴宓正上课，一条狗大摇大摆走了进来，安静地蹲在某个角落，仿佛在听课，吴宓没把狗轰出教室，而是走上前去，和气而认真地说：“目前我还不能让使顽石点头，你来了也没用，还是离开这里吧。”吴宓的一本正经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课堂的气氛也就轻松活跃起来。

陈寅恪与季羡林、周一良

抗战中流亡西南的陈寅恪（中）

季羡林晚年曾这样回忆他听陈寅恪授课的感受：“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可以说正是在陈寅恪吸引下，季羡林才最终选择了梵文作为自己的毕生主攻方向。

周一良原来并非陈寅恪的学生，因慕其大名才跑到清华偷听他的课，结果听完第一次，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是这样描述初次听陈寅恪课的感受的：“抱着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三院教室去偷听了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听完这一次，就倾服得五体投地。我对其他几位同来偷听的同学说：就如听了杨小楼一出戏，真过瘾！”

不过，听陈寅恪讲课，自身的语言知识要丰富，知识面也不能太窄，因为陈寅恪讲课时会涉及多种文字，如果你不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在课前你准备得不充分，那你只能是外行“听”热闹，而不能像季羡林、周一良那样的内行听出门道，听得过瘾。

胡适与吴晗

胡适与高梦丹（左一），郑振铎（左二），曹诚英（右一）

吴晗入学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第一次和他谈话就劝他专攻明史，而吴晗对秦汉史更有兴趣。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吴晗写信给胡适，胡适回信建议他听蒋廷黻的话，专治明史，胡适的理由如下：“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的建议坚定了吴晗治明史的决心，而他的这一决定也让胡适大为满意。胡适相信自己的眼光，知道只要经过一番打磨，吴晗这块“璞”很快就会成为“玉”的。为了让吴晗尽快入门，他给吴晗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

在信里，胡适把自己治学的看家本领和盘托出，表明了他对吴晗寄予厚望。吴晗读了这封信，感动且叹服，在回信里说：“先生所指示的几项，真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说干就干，吴晗立即将胡适的指示付诸行动：“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记事三种，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杂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在胡适无私而精心的指导下，吴晗学业上突飞猛进，不到几年时间发表文章60多篇，有不少文章堪称大手笔。由于成绩出众，成果丰硕，吴晗毕业那年，有两所大学抢着要他。胡适高兴地写文章宣传这件事，鼓励更多的学生能像吴晗这样埋头苦读。

胡适曾送给吴晗一幅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吴晗把这幅字挂在书房里，时刻激励自己。

钱穆与严耕望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

钱穆与严耕望情同父子，不仅在学问上悉心指导，生活上也用心关照，但弟子有错也绝不姑息。不过，钱穆批评弟子往往分场合、讲分寸。

一次，钱穆要严耕望去做某事，严迟疑未做。事后他很后悔就去老师家认错，没想到老师笑脸相迎。

待严耕望表明悔意后，钱穆说：“我平日自知脾气很坏，昨日不愿当面呵责，恐气势太盛，使你们精神感到压迫，伤了你们锐气。但昨日之事实不可谅。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

明知弟子有错，却压住内心的火气，因为怕自己冲动之下出语伤人。待感情平复后再和弟子说理。钱穆对弟子的包容源自他对弟子的深切爱护。

严耕望曾有意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但完成这项工作须投入毕生的精力，同时，他也想从地理观点研究隋唐五代文人各方面的发展情况，这项工作也须全力以赴。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怎么办？只好求教于老师，钱穆略一思忖，即为弟子当机立断：“你已花去数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精审的大著作。以你的精勤，再追下去，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必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功将过于王先谦之于两《汉书》。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

听了老师的话，严耕望不再犹豫，此后专心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直到晚年，他依旧认为这一选择是正确的，而正是老师钱穆将其引入这一正确之路。

严耕望后来一直记着老师这句告诫，“自励自惕，不敢或忘”：“五十年来，我对于任何事都采取低姿态，及后薄有浮名，也尽量避免讲学，极少出席会议，都与先生此刻的告诫不无关系。”

外国的大师与门徒

        弗洛伊德的门徒最终都离他而去，阿德勒、荣格、弗洛姆、荷妮…… 

        弗洛伊德必然要遭到质疑。因为他研究的是道德羞于提及的领域。他的学说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强调本能对人的影响，而道德致力于克服和掩饰本能。 

        博尔赫斯说弗洛伊德把什么都归于性欲本能，简直是个疯子。博尔赫斯这话让我有点诧异。他是在把荣格和弗洛伊德作比较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喜欢读荣格的书，弗洛伊德的书读不进去因而选择不读。也许还有语言风格的考虑，我读弗洛伊德也总是断断续续，难以一气呵成，他的叙述总是显得很拖沓，当然拖沓的反面可能是精细。弗洛伊德的论述也确实是精细的，逻辑缜密，虽然举例总是显得以偏概全，让人不免产生对其科学性的质疑。但是因为学科的独特性，作为精神病理学的例子不可能唾手可得，有的甚至一生难逢，在这样艰难的研究领域，有些理论下得轻率些也在所难免。不过轻率绝不等同于错误。 

        一百多年后，即使他学说的叛徒或曰发展者，也还一直承认他的基本理论——儿童期遭受伤害导致终生心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着自己的学说。还有，在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曾经明确写道，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谈论性。内心深处越是视为严肃的事物，越是表现得敏感和讳莫如深。他可以就此写出浩荡文章，却从不轻易提起。所以，对弗洛伊德不加深入了解便进行否定是不客观的。有背叛才有发展，而背叛是因为足够了解。 

        荣格的语言确实闪耀着思想的锐利，想必读到的人都会喜欢。弗洛伊德的理论过分注重生物学的影响，忽视了社会文化对人心理的左右，这是通常的评价。荣格、弗洛姆等最终走向社会文化等外在环境对人心理影响的研究领域。而这种论述的表象在我看来，透露的实质不足以诋毁弗洛伊德。荣格们其实是另辟蹊径，寻找自己的道路和价值，因为这条路的巅峰将永远是弗洛伊德。但是没有在这条路上对弗洛伊德的追随，他们也不会拥有发现自己道路的目光。而弗洛伊德，真的就没有看到别的道路吗？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后来过度迷恋自我权威甚至高于科学的态度。这种老年症状想必也是有的，但我从不敢低估弗洛伊德的智力。如果他选择更多的道路，他有限的一生将一事无成。 

        不知为什么，弗洛伊德与门徒们的关系常常让我联想到孔子与他的门徒曾子、颜回以及子思、孟子们。荣格们因为对导师的质疑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孟子们因为对老师的尊崇而使儒学大厦越建越高。前者走向科学，后者趋向宗教。对于中间隔着两千年的两个人，似乎这么比较有些牵强。但事实是，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仍然喜欢用道德来解决心理问题，从而使自己的压抑一直无法释放。

乔治·史坦纳（GeorgeSteiner），当代备受尊崇但也极具争议的文学批评及翻译理论大师，同时以研究犹太大屠杀和西方文化之关系闻名。史坦纳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马丁·海德格》、《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何谓比较文学》、《蓝胡子城堡：对文化再定义之讨论》、《英译荷马》、《不枉热情：1978-1996论文集》、《造物文法书》等等，其中《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已成为翻译理论经典，影响甚巨。目前居住于英国剑桥。 《大师与门徒》教育的本性是爱欲 在不同类型的老师中，最为人神往甚至崇拜的就是所谓的"大师"。如今我们讲到大师，想到的大抵是一个有学术成就和地位的人，而最传统、最经典的大师指的则是孔子那样万世师表的人，或是耶稣那样改变人类社会的传扬者。他们作为老师，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哲学、历史、文学范畴历来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题目。如何融会贯通地把从音乐到建筑、再到哲学等各门类里的大师与门徒一一理清呢？给大家介绍一本很特别的书：《大师与门徒》。 《大师与门徒》这本书也可译作《大师的教育》或《大师的课堂》，作者乔治·史坦纳是当今世上最博学的三个人文学者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意大利波隆那大学有名的大作家艾克和美国哈罗的布罗姆，三人都是学贯五经的大作家。 这本书虽然是乔治·史坦纳的演讲集，但绝对不是一本容易看懂的书。它沿袭了乔治·史坦纳过去几年写作和演讲的风格：做大量的引述，提大量的人名，在大量历史文献典籍中简单地带过几笔并看出中间的关联。他写的东西虽然不深，但是预设了你的知识背景，对西方文化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才看得懂他写的东西。但只要看得懂就会发现他写得非常好玩。比如书里提到一个在中国号召力很强的人，德国的海德格尔，他讲了海德格尔当年跟胡塞尔的关系。胡塞尔是现象学之父，当年曾经指导过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亦步亦趋跟随了他十几年，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叛逃之心，他表面上对师傅毕恭毕敬，但私底下却跟别人通信时嘲讽自己的老师。 书里谈到这个师生关系时提到了亚里士多德拒绝柏拉图某些学术所引来的著名说法，即"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老师常常希望自己的东西能有人继承，未完成的事业能有人接续，可这种问题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严肃的教育学问题，甚至不是教育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课题，这本书里谈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课题。比如提到了"师生恋"，史坦纳花了很多篇幅去谈的师生恋不是一般的师生恋，而是掺杂有欲望的师生恋。 柏拉图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耶稣，另一个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他很重要的导师，而在史坦纳看来，这个导师跟性欲是有关系的。在师生恋这个部分，英文原版中提到一个概念，说苏格拉底用一个最通俗的讲法来比喻，说他是一个"重欲者"，一个"情欲主义者"。在他的教育里面，无论是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教育，还是到最高级、最抽象的教育，爱欲都充满其中，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爱欲。 为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爱欲呢？在想念篇里有一个片段。苏格拉底曾经有一个学生，很崇拜他，苏格拉底长得是出了名的丑，又是一个老头，但是他太爱他的智慧，他自愿留下来陪苏格拉底睡觉。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谈恋爱指的就是同性恋，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逐步引导他的学生，先以最大的自治力节制自己对学生的欲望，然后逐步引导他往更高的境界去走。这个更高的境界在柏拉图的恋爱里，我们都以为跟欲望和爱欲无关，可是回想起来，像史坦纳讲的，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最深刻的爱欲表达形式吗？所有的教育都牵涉到说服。教育像强奸一个学生，牵涉到一个学生作为门徒对大师的屈服，对他的奉献，打开自己，让他进入，所有这些描述，这种比喻和说法都可以形容为一种关乎肉欲的隐喻。所以史坦纳认为即便再灵性的教育都逃不过爱欲的一面。因为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灵与肉的结合。 我们常常以为教育是灵性的。在舞蹈和音乐的教育里面，师生之间的身体接触是用不着讲的，而这个接触是你在锻炼学生的身体，在使得他去适应某种操作身体的方法。同样的，在一个看起来很抽象的精神哲学讨论上面，学生同时也是处于不断屈服的过程，当然有时候可能是老师被屈服，因为老师是被学生引诱着层层深入，越讲越深，为了要进入这个学生的灵魂，为了要让学生适应这个学习能力。 以前我曾经认为师生恋没有更深层面的问题可言，如果学生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因为一个人很博学而去爱他，是很无聊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原因去爱一个人的话，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好好读书呢？那样自己不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博学的人吗？后来我才了解，原来知识不是中性的，同样的书，同样的知识，由不同的人体现、构想甚至描述出来的时候，那些知识是无法离开人和他的身体独立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