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界的牛人太多了。今天来讲一讲蔡元培的老师马相伯。一看这名字，我总想起那句成语“伯乐相马”。不过，他这是反的，变成“马相伯乐”了。

马相伯的父母是信奉天主教的商人，所以他在襁褓中就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他长大后一直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还获了个“神学博士”的头衔。1902年前后，蔡元培正好在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上海交大）教书，听说马相伯的拉丁文非常好（马通晓六国语言），便几次登门拜访要跟他学拉丁文。马相伯本来不想教，说拉丁文都成古董了，现在的人又不说，学它干嘛。但蔡毕竟是翰林，执意要学，马也拨不开面子，便答应了。

刚开始以为蔡翰林说说玩玩，没想到劲头特足，每天凌晨5点，天还没亮，便来马家敲门。马博士喜欢睡懒觉，这会还在甜蜜的梦乡呢。没办法，强打精神，起床洗把脸，开讲。这样一天两天还行，时间久了，马相伯有点吃不消，讲课状态不佳，蔡元培的学习效率也不高。

马相伯便说：“翰林兄啊，你每天要教书，只有大清早有空闲，而我们信教的每天早上又要祈祷。再说了，你都是人到中年，教务繁重，这样学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从你们学校挑选一些优秀青年来跟我学吧。”马相伯的意思很明白：学外语还是让年轻人来吧，你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负责挑人当好伯乐就好了。

蔡元培一听也深以为然，便从南洋公学选派了24个学生来跟马相伯学。4个月后，他们居然都能说会写了，让人刮目相看。马相伯也很得意，还顺便教点法文、数学和哲学。一时名声大震，许多学生不远万里，从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等地慕名而来，投至马的门下。其中还有8个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马相伯觉得这当老师的感觉很不错呢，比当教士还有成就感。再加之这么多学生，家里也坐不下，于是干脆办起了一个学校，名曰“震旦学院”，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两年后又创办了复旦公学（后改名复旦大学）。此外，马相伯还是北京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时已经63岁了，担任震旦和复旦校长的时间也不长。然而就是在创办震旦和复旦的短短几年中，他培养了于右任、胡敦复、徐季龙、翁文灏、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张鼎丞等一批中国文化的脊梁。

身为天主教神父的马相伯一生关心政治，被喻为“爱国老人”。但无论是震旦，还是复旦，教学内容都不谈天主教等宗教教理，而是西式的科学、文艺，学生在校也不得妄谈政治。1925年的复旦校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一句，可以说是马相伯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的集中体现（2004年11月，在复旦百年校庆时，经广大师生强烈呼吁，创作于1925年的老校歌恢复了校歌地位，取代了1988年集体创作的口号式的新校歌）。马相伯设计的课程和教育方法，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原创力，如直接选读英国名著、实行“学生自治”、倡导“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再如每星期日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在辩论中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马相伯年轻时曾参加过洋务运动，当过李鸿章淮军的粮草军需官和驻日使馆参赞，但他办学却没有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他融合了自己在私塾和耶稣会所接受的“全人教育”（All-round Education），融会贯通地建立了一套倡导哲学、人文以及科学齐头并进的崭新课程体系，他也由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大学学科的奠基人。

与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学堂偏重英语、商科与工程技术等富国强兵、经世致用的学科不同，马相伯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以尊重人的个性独立、培养完善的人为使命。他设立的整个课程体系涵盖领域极广，从拉丁文、希腊文，到财政学、公法，从数学、物理学，到园艺、绘画、歌咏。尤其重视古典、艺术和哲学。

加拿大教育学者许美德精辟地指出：“马相伯与当初一般创办教育者的急功近利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希望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天主教教育理念结合起来，为伦理和精神堕落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与生命，从而复兴中华名族。”

说白了，马相伯当年搞的那一套就是现在我们各个大学失而复拾、遍地开花的“通识教育”，如复旦的志德书院（马相伯原名马志德）、中大的博雅学院，北大、武大等校的国学班、人文基地班等等。历史仿佛又轮回了一次，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马相伯的一生最有名的评价便是那4个字“毁家兴学”。他一生究竟毁了多少家财用于兴学呢？一般资料没有明说，我们不妨略作考证。

1897年前后，马相伯出资在天主教会办的土山湾孤儿院西侧建造了一幢带有阁楼的三层楼房，上下各有16间教室，供孤儿们学习，因靠近慈云路后来被称为慈云小学。小学建好后，马相伯就一直住在三楼靠西的五间房间里，一住就是几十年。马相伯建慈云小学出资多少，已不可考。

1900年8月，他将自己继承的全部祖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千亩良田，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钱虽然捐了，但这个“中西大学堂”却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始终没有办起来。

1902年马相伯创建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后作为震旦学院的附中，1952年改为上海市向明中学。马相伯出资多少，亦不可考。

1903年，马相伯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学院。根据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让马相伯“养病”，另行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为总教习的做法可以推知，震旦学院投资方应该是耶稣会。虽然用的可能是马相伯捐赠的资金，但名义上却是耶稣会创办。

1905年9月，马相伯另行筹建复旦公学，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名流富绅张謇、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两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马相伯自己出了多少钱，没有相关资料明确记载，但从3年后他对震旦大学的大手笔捐资可以推出，对于他亲自担任校长的复旦公学，他不可能一毛不拔，出个三、五万银元不在话下。

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学院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虽然此前跟耶稣会闹翻了，但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金4万大洋，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3亩建造新校舍（当时地价每亩400元），又捐出自己名下的英法租界地基8处，约值现金10万多元。（该址为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并入上海交通大学）。

辛亥革命后，马相伯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3年与英敛之（大公报创办人）创办辅仁社（1927年改称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主要出资者为罗马教廷和英敛之等人，但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尤其在取得教皇批准这一关键步骤中，起了重要作用。

1914年，马相伯的儿子马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相伯“毁家兴学”，家无余资，栖身土山湾孤儿院里，于是筹集1万元为其18岁的寡媳和刚满100天的孙女作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四中学）教育经费。据马相伯孙女马玉章回忆，1939年11月4日晚，99岁的马相伯把孙女叫过去，说：“孩子，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有的，爷爷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说的便是这1万元钱的事。马相伯抱着孙女痛哭一场，当天晚上便与世长辞。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他捐给天主教会的3千亩良田按当时每亩400元的价格计算，合为120万元；捐给震旦学院迁址的现金和地基合计14万元；捐启明女中经费为1万元；创办复旦、辅仁大学以及慈云小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捐资，没有明确资料可查，保守估算为5万元（马相伯是文化名人，筹资能力是很强的，曾经为了支持冯玉祥抗日，写对联义卖就卖了10万块钱）。于是，我们可以计算出，马相伯用于“毁家兴学”的资金共计140万元。

20世纪初的140万元是什么概念？按照当时上海每亩400元的平均地价计算，140万可以买3500亩地。3500亩是什么概念？约合老复旦与上海医大合并后现今复旦大学的面积（3668.5亩）。说来很有趣，马相伯当年“毁家兴学”的钱，现在刚够买下一个复旦大学的地盘。

最后，顺便提一下，那个一席长谈就改变了辜鸿铭人生轨迹的《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是马相伯的亲弟弟，那本著名的《马氏文通》其实是他们兄弟俩的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