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飞踹蒋介石

 1928年，国学大师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来视察，但均遭拒绝。刘表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学生闹学潮，蒋让他交出闹事学生名单，刘再次拒绝，并指着蒋说：“你就是军阀！”蒋听了十分生气，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而刘则当众飞起一脚踢在了蒋的肚子上。，踢中蒋胯下的蛋蛋儿，立时肿成了小皮球。刘被关押7天，释放后到清华当教授去了。

象刘文典这样的人，民国时虽境遇坎坷，却依然可以保持书生本色，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敢面对老蒋发飚，解放后被改造成了老实人，沒能熬过57年的反佑，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殘下含冤死去。

中国不乏硬骨头的文人。鲁迅先生，人称他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他向黑暗的社会冲锋陷阵。最近读了岳南先生写的“一代国学大师”一书，又认识了一位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许多杂芜的感想。

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持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没按“大清律”以“大不敬”治罪，更未因言治罪。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下令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鲁迅先生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可做旁证。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见到校长大气都不敢出，只会说“哈依”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作为的。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还是很开明的，重的是真才实学。

 反右时被迫害致死

民国时期，刘文典因维护学生而顶撞了蒋介石，于1928年辞去了安徽大学的职务。在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在反右运动中，他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文典的精神和身体。在这样的双重折磨之下，他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

我的父亲刘文典

（注：本段文字摘自《中国文化报》2012年04月30日，作者：刘平章/口述。）

我的祖父育有六子二女，8个子女中，要数父亲最聪明，祖父便很注重对他的培养。在他幼年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父亲读经书和古文。长到十二三岁，又请了当地美国基督教会医院的院士教他学习英文。稍大些，父亲便去了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受教于陈独秀、谢无量、刘师培等名师。后来又东渡日本，经人介绍结识章太炎先生，遂成为章门弟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回国。不久与范鸿仙等人同赴安徽芜湖，酝酿讨袁行动。恰在此时，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后来“二次革命”失败，父亲不得已再度赴日本。袁世凯倒台后，父亲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员，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6年，安徽准备筹建安徽大学，教育厅长洪逵向父亲发出聘函，邀请父亲主持安大筹建事宜，父亲欣然前往。安徽大学成立后，父亲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主持校务。后来因在维护学生时顶撞了蒋介石，父亲于1928年辞去了安大职务，重回北大任教。第二年应罗家伦校长聘请，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同时在北大兼任教授。

“七七事变”后，我们来到云南。那段日子的确是过得比较艰难，但父亲没有因为生活的变化而影响工作。抗战胜利后，很多人要回北平，但他留在了云南，留在了云大。

1954年，我考取了成都工学院，离家读书去了。1956年，父亲被评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反右”的时候，父亲受到了冲击。1957年底我放寒假回到了昆明，有一天父亲突然吐血，我急忙陪他去看病，好像当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1958年4月份，母亲说又吐血了，情况不容乐观，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是一位深爱自己国家的人，很有民族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打算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觉得父亲“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父亲觉得“这些爱国志士连‘知己知彼’的古训都忘记了”，此书翻译出版后，社会影响极大，很多书店都供不应求。“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写了《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以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敏锐地指出日本当局的狼子野心。他作为一个文人，只能靠笔杆子唤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

父亲的性格其实很开朗，60多岁的人了，还和小孩子们在草坪上滚着玩耍，我夫人担心他闪着腰，便提醒他注意，他说不怕。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跟他玩，小孩子爬树时父亲会喊他们下来，小心跌倒，还给他们买糖吃。据我夫人说，有一次云大老师们的小孩在礼堂里表演节目，邀请父亲去，父亲很认真地去理发，回来还洗澡换了衣服。

父亲对他的学生是很爱护很关照的。陶光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学生，1947年陶光到云大教书后，和我们家关系很密切，时常约我父亲去看滇戏。就在看滇戏的过程中，陶光认识了滇戏名伶耐梅，并对其渐生好感，要跟耐梅结婚，父亲没有反对，还帮忙成全。当时耐梅惹上了戏班子里的黑道势力，怕结婚当天出什么事，父亲就特地把庾晋侯请去了，当时庾晋侯在昆明有一定的威望。婚宴就摆在商务酒店，当天平安无事。陶光和耐梅结婚的第一天住在酒店，第二天没有地方住了，父亲就向孙乐斋租了一间房子给他们。

吴进仁比陶光晚一辈，那个时候好像他大学还没毕业，经常来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记得在“九九整肃”的时候，吴进仁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冤枉，被抓了关起来。父亲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跑去警备司令部，说这是他的学生，警备司令部的人还是比较尊重父亲的，给父亲行礼，立马就放了吴进仁。解放后，父亲还帮吴进仁和孙乐斋先生的二女儿撮合，由我母亲做媒，两人成了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

1954年，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在云大的批判会上，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胡适两个字，他觉得胡适是他非常要好的信得过的朋友。刘师培过世后，是父亲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的。当时刘师培出于某些原因，名声有点不好，过世了大家好像也无动于衷。父亲租了一条船，把他的灵柩放在上面，亲自从江苏这边把他送回家安葬。

父亲对于学问是很严谨的。听母亲说，父亲大多是晚上做学问，从晚上9点钟后开始，做到天亮以后才睡觉。中午我母亲做好饭，把父亲叫起来，他还是迷迷糊糊的。那时在大学都是以学术立足，一位教授如果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成就，是会被别人非议的。一个毛头小伙子做点翻译或写点感受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必须要有一两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才行。压力成了动力，父亲就拼了命地做学问，还曾经为了一种资料专门跑到日本去。

很多人说父亲狂，我觉得叫作自信或许更确切些。父亲的《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都在台湾出版了，并且多次再版。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社也在出版。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都藏有父亲的这两部书。只要是研究《淮南子》和《庄子》的学者，都会把父亲的这两部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

解放以后，父亲看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看到中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加之他又参加了政协会议，对于研究学问更是兴致盎然。当时云大在王九龄故居里专门给他备了一间工作室，父亲潜心撰写整理《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可是初稿刚刚出来，政治运动便扑面而来。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父亲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

（选自《温故（二十一）》，有删节，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