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道远：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的分期及其特点
该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7年第4期全文转载。
注：文末附上作者的999字博士论文后记！
古代阿拉伯史学是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公元761年以前是史学萌芽期。它分为两个阶段：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意识为阿拉伯史学的萌发奠定了基础；七世纪中叶至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成书，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由简单的历史记录向完整的史书编纂过渡。此后直到泰伯里去世是史学成长期。史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代表作是《历代民族与帝王史》。此后直到阿拔斯王朝灭亡是史学繁荣期。期间，史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成就辉煌。阿拉伯史学在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得到延续，史学、史家和史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专著问世。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史学走向全面衰落。
阿拉伯史学史；史学史分期；史学特点；史学动力
梁道远，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4级博士研究生。
阿拉伯史学史是研究阿拉伯史学产生与发展过程的一门学科。阿拉伯史学是伊斯兰史学(或穆斯林史学)的主要构成部分。[1]虽然阿拉伯史学直到伊斯兰教兴起后才萌发，但“中世纪穆斯林历史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这些方面，伊斯兰教的史学比得上基督教世界的史学；在批判精神以及思想深度方面，伊本·哈尔顿或许不亚于任何西方史家”。[2]西方学界从19世纪末开始对阿拉伯史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1882年，德国东方学家斐迪南·乌斯坦菲尔德(1808-1899年)梳理了590位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3]阿拉伯世界对自身史学史的科学研究却起步较晚。学界通常把黎巴嫩史学家阿萨德·鲁斯塔姆(1879-1965年)在1939年出版的《历史术语》视为开端之作。[4]至今，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累累硕果。[5]遗憾的是，我国的相关研究稍显薄弱。[6]显然，研究阿拉伯史学史是可以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和资鉴的，同时也是编写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史”所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之一。因而，笔者试图通过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7]把古代阿拉伯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并探讨各时期的主要特点，以期能够得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1
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还没有史学。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主要流行三种自觉历史意识。半岛北部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为口耳相传的族谱和“阿拉伯人的日子”。阿拉伯人以血统的纯洁、族谱的高贵为荣，往往把自己的族谱追溯到人类的始祖阿丹(亚当)。[8] “阿拉伯人的日子”则是通过诗歌和散文交错穿插的方式讲述的阿拉伯部落传统、纠纷和战争的传说故事。同时，在半岛南部遗留下一些铭文和传说。它们是“关于也门历史的充满诗意的构想故事”、国王的传奇和巫师的神谕。[9]据麦斯欧迪(？-956年)记载，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人已经有了关于年、月、星期、日和夜的系统观念。[10]不过，他们常常用新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新纪元来取代旧历法。比如，古莱氏部落就先后使用了十种纪元。[11]因而，阿拉伯史学的萌发还有待记事求真的观念、稳定的历法和保障史学活动的社会机制的发展。
实际上，阿拉伯史学的兴起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伊斯兰政权的巩固密切相关。七世纪初，伊斯兰教的诞生与传播使阿拉伯人由过去对英雄史诗的吟诵转向对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的业绩的真实历史记忆。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创造了伊斯兰历，完成了富含历史故事的《古兰经》的定本。阿拉伯人对过去的认识向前推进到创世之初，并大体上把历史进程二分为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12]人们很快就深刻地意识到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从瓦哈卜(654-732年)的记载可知，阿里(656-661年在位)对也门哈德拉毛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13]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建立后，哈里发出于巩固政权、治理国家和扩张领土的需要而大力支持历史编纂活动。例如，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和乌贝德(？-686年)之间关于古代君王故事的问答被编成了《也门及其诗歌和族谱的纪事》，它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阿拉伯历史故事书之一。穆阿维叶的弟弟齐亚德(622-673年)编了第一本专门讲述阿拉伯人缺点的书。[14]可见，到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史学已经破土萌发。
公元761年是阿拉伯史学的演变结束萌芽期的标志性年份。是年，伊本·伊斯哈格(704-768年)撰成《先知传》(已佚)。作者首次有条不紊地全面记述穆罕默德的生平。他善于综合前辈史家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重视事件之间的有序性和关联性。[15]而在《先知传》成书的同一年，麦加、麦地那、巴士拉和库法等地还有许多圣训、教法和《古兰经》注释类作品成书。各类书籍从此开始涌现。于是，一些阿拉伯史学家把这一年定为书籍编纂成册和划分门类的肇始年。[16]而该时期的阿拉伯史学除了反映伊斯兰教走向全面发展的时代特征外，还有如下四个特点。
1口述往事和片断文字记录并存，历史记载由无序短文向系统史书过渡。
伊斯兰教初兴之时，古莱氏部落只有17人会写字。[17]当时的知识传播，以口耳相传为主，纸笔记录为辅。倭马亚王朝时期，历史记录活动才逐渐开展起来。从瓦哈卜自称读了93部“天启之书”和他的哥哥汉马姆(？-719年)到市场上给他买书这两件事来看，[18]在七世纪末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成文书籍。然而，“那个时期的所谓著作，仅限于搜集编纂，著作者并没有特殊的见解；所谓书籍，就是指一些零散的纸片而言”。[19]实际上，直到八世纪初，武功纪(al-Maghāzī，又译“圣战史”)的收集整理成为一股热潮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有序地编纂史书。
2族谱、记事(khabar)和武功纪是主要的史书体裁。部落族谱观念深刻地影响着阿拉伯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生活。
许多声名显赫的圣门弟子如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欧麦尔(634-644年在位)和阿基勒(？-680年)等都是早期的著名族谱学家。[20]倭马亚王朝利用部落首领来维系其行政运行机制，大力支持族谱研究。到八世纪，族谱学家把这门学问发展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21]与此同时，由“阿拉伯人的日子”发展成记事。瓦哈卜和乌贝德是早期最著名的记事家。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按照专题把穆罕默德的生平记录编辑成册：一类专门记穆氏言行，发展成圣训；另一类记穆氏生平事迹和圣门弟子史诗般的业绩，发展成武功纪和先知传(al-Sīrah)。乌尔沃(643-712年)是最早试图全面汇集武功纪的人。[22]但他的《武功纪》仅以口头授传，而且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他的学生祖哈里(671-742年)编的《武功纪》按照时间顺序，从穆罕默德的祖父写到正统哈里发时期。[23]穆萨(？-758年)因其《武功纪》真实可靠而被誉为“武功纪的伊玛目”。[24]此外，该时期精通武功纪的学者还有瓦哈卜、阿西姆(？-737年)、舒拉哈比勒(？-741年)和伊本·艾比·伯克尔(？-747年)等人。这些武功纪为伊本·伊斯哈格编纂《先知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伊斯纳德(Isnād)被引入史学。
关于“伊斯纳德”，美国著名史学史家汤普森(J.W.Thompson)说：“所有伊斯兰史家都坚持伊斯纳德传统，即由一系列权威形成的锁链，按照各环节顺序可以追溯到某一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从而查考叙事是否正确。”[25]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证所记之事为真。[26]伊斯兰教初兴之时，人们可以直接从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那里获得权威知识，还不需要伊斯纳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关于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开始纷乱复杂起来。为了确保传述内容的真实性，圣训学家们逐渐重视伊斯纳德。然而，“最早的传记作者与首批圣训学家的作法一样，有的注重传述系统、历史线索，有的则不注重”。[27]乌尔沃是一位可信的圣训学家，但他的《武功纪》时而有伊斯纳德，时而没有。祖哈里是把伊斯纳德牢固地与历史编纂结合在一起的人。他严格地以伊斯纳德的完整性来判断史事的真伪，按顺序把述及同一史事的所有传述人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28]此外，祖哈里是麦地那历史学派的真正奠基人，其门生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撰史方法。
4史学流派初步形成。
也门学派以研究古史和传说故事见长，是最早的阿拉伯史学流派之一。其起点可以追溯到凯阿布·艾哈巴尔(？-652年)。它后来经过瓦哈卜等人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流派。然而，其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麦地那学派和伊拉克学派。乌尔沃初创麦地那学派的根基，其得意门生祖哈里夯实了学派基础。[29]该学派主要研究武功纪和先知传，特别重视伊斯纳德的使用。后来，其研究旨趣涉及哈里发史和倭马亚王朝史。与之相媲美的伊拉克学派以巴士拉和库法为中心，擅长研究族谱和“阿拉伯人的日子”，也涉猎武功纪和哈里发史。伊本·伊斯哈格把三个学派的精华综合到《先知传》。他“像也门人那样讲也门和有经典的人(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历史，像麦地那人那样写传记，像伊拉克人那样修哈里发史”。[30]
萌芽期的阿拉伯史学之所以呈现出以上特点，一是因为伊斯兰教给阿拉伯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引起了阿拉伯人记录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动。穆罕默德的生平是记录的重点，是不容歪曲描述的。伊斯纳德的产生正是阿拉伯史家为了保证所记之史的真实性而做出的努力。二是由于阿拉伯人整体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初级程度。人们意识到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方法意识。史学的发展尚处于早期的状态。同时，历史记忆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不可能由于某个人的号召就立即被遗忘。盛行于前伊斯兰时期的部落宗派主义在穆罕默德辞世后“反弹”。族谱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备受重视，与记事和武功纪并驾齐驱。而阿拉伯史学初兴之时就已形成几个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史学流派，这说明了伊斯兰文明是兼容并蓄的。
2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前期，明君文韬武略，政治集权有序，经济繁荣发达，国际交往广泛，文化蒸蒸日上。在“翻译运动”的推动下，波斯、印度和希腊—罗马的文化与阿拉伯原有文化合流，“伊斯兰科学文化迅速发展，在化学和炼金术、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文学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生物学、矿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等领域也成绩不凡”。[31]九世纪中叶后，王权衰微，帝国分裂。然而，政治状况并不是决定文化盛衰的必然因素。最起码，在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问世后，阿拉伯史学继续成长，到十世纪初终于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泰伯里(838-923年)被誉为“阿拉伯历史学的奠基者”。[32]他的编年体世界通史《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又称《历代先知与帝王史》或《泰伯里史》)，[33]首先论述时间、夜晚与白天，再从创世写到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公元622年)。作者在叙述了伊斯兰历的创制和使用情况后，开始逐年编排历史，直至伊历302年(公元915年)。他全面汇总前人的著述，非常重视历史和时间的关系，以严谨细致的伊斯纳德、翔实可靠的史料、尽量客观中立的叙述、优雅美妙的文辞和人类历史的视野，使这部书成为阿拉伯史学史上的一部划时代作品。他还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补遗。泰伯里的史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人才智和努力，但同时也是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阿拉伯史学不断发展累积的结果。这段时期是阿拉伯史学的成长期。该时期的史学发展有五个特点。
首先，史家和史书的数量倍增。
土耳其史学家福阿德·萨兹金(Fuat Sezgin)在《阿拉伯遗产史》中评介的卒于761年前的阿拉伯史家只有约五十位，而卒于761-923年间的史家约有百位。叙利亚著名史学史专家沙奇尔·穆斯塔法(1921-1997年)说：“在伊斯兰历最初三个世纪内产生的历史论著相当丰富，其数量超过了600种。大约有2/3是由艾布·米赫纳夫(？-774年)、伊本·凯勒比(？-819年)、艾布·乌贝达(728-826年)和麦达因尼(752-839年)等四五个人写的”。[34]其次，史家的方法意识提高。
在阿拉伯史学的萌芽期，史学家们只是把收集到的材料堆砌成小册子，还没有明显的方法意识。布哈里(810-870年)以《大历史》开创了按照阿拉伯字母顺序编写集体传记的方法。伊本·古太白(828-889年)在《纪事的泉源》和《知识书》的序言中均指出写作目的，概括了全书内容，说明了所使用的分类方法。[35]雅古比(？-897年)在《列国志》的简短序言中介绍了他的实地考察法和对于不确定的知识不予以记载的治史方略。[36]再次，史书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
由先知传衍生出多种形式的传记。[37]伊本·希沙姆(？-834年)的《先知传》是现存最古老且全面的穆罕默德传记。伊本·萨阿德(784-844年)在瓦基迪(747-823年)的《等级传》(已佚)的基础上编成《大等级传》。布哈里的《大历史》是最早的按字母顺序编排的集体传记。
征服史(al-Futūh)的写作发展到顶峰，以伊本·阿卜杜·哈卡姆(？-871年)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和白拉祖里(？-892年)的《各地的征服》为代表。
族谱学发展成熟。阿拉伯族谱学历经口耳相传、单一族谱和族谱集等发展阶段而走向成熟。伊本·凯勒比的《族谱集》和白拉祖里的《贵族谱系》是成熟阶段的代表作。
地方志涌现。现存最古老的麦加志是由伊本·阿兹拉奇(？-837年)收集资料，再由其孙伊本·阿卜杜拉(？-865年)编成的。伊本·泰福尔(819-893年)修了第一部巴格达志。[38]
历史地理学初兴。846年，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0-912年)完成《道里邦国志》的初稿。45年后，雅古比写了《列国志》。
编年体史书出现。海塞姆(？-822年)写了《编年史》(已佚)。伊本·亥亚特(777-854年)的《历史》经他的学生巴基(817-889年)删改后，成为流传至今最古老的阿拉伯编年体史书。[39]7.世界通史问世。迪纳沃里(？-895年)的《史事经纬》从人祖阿丹写到穆阿台绥姆(833-842年在位)之死，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到大西洋海岸。雅古比的《历史》从创世写到872年，述及古代各民族的历史。
又次，由“记事”阶段向“历史”阶段的发展。
记事是阿拉伯史学的古老形式。它由“阿拉伯人的日子”发展而来，是对单一事件的面面俱到的描述。[40]它有五个特点。1.伊斯纳德比较灵活。2.内容自我完备且简短。3.既有真实的历史，也有虚构的故事。4.常以对话的形式出现。5.时常插入一些诗歌和韵文。在阿拉伯化的外来词“塔历赫”(tārīkh)被引入史学之前，阿拉伯人是通过隐含于记事的主题和地点中的时间来理解历史顺序的。[41]这一阶段的阿拉伯史学史被称为“记事史”(tārīkh al-Khabar)。在阿瓦纳(？-765年)用“塔历赫”来给他的那部记载伊斯兰历1世纪的历史事件的书命名之后，阿拉伯史学逐渐迈入了“含有时间的历史作品”的编纂阶段。九世纪，产生了数十部名称中含有“塔历赫”的史书。[42]最后，该时期的史学反映了文明交往不断深化的时代特征。
从波斯释奴艾布·乌贝达的一百余种著述来看，他既精通波斯的历史和文学，又对阿拉伯的历史故事、语言、部落和伊斯兰教史等颇有研究。[43]他对两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迪纳沃里的《史事经纬》用世界眼光描绘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历史关系图景。尽管雅古比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一些帝王的记载有些荒谬，[44]但不难发现他试图通过《历史》来写他所了解的世界各民族。此外，查希兹(775-868年)的《说明与解释》和《动物志》以及伊本·古太白的《纪事的泉源》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作品”。[45]阿拉伯史学在阿拔斯王朝前中期迅速成长，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利于史学的发展外，还有三点有利因素。
1.伊斯兰教的宗教体制基本确立，[46]宗教学者的数量大增。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著史事业，形成了相互间有着师承关系的史家群体；史家们积极探索，造就了史书形式多样、内容纷繁的局面。
2.伊斯兰文明圈形成，一些史家试图用更加开阔的以伊斯兰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视野来书写历史。
3.文明交往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史学的成长以及伊斯兰文化的繁荣。
阿拉伯史学由“记事”阶段向“历史”阶段的迈进是与它吸收了周边史学的营养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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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里逝后的三百余年内，阿拉伯历史的车轮滚入了王权羸弱、帝国分裂、群雄并立和外患频至的时期。945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开始沦为布维希人的傀儡；1055年，塞尔柱人取代布维希人，监护着哈里发的一举一动；1096年，十字军开始东侵；13世纪初，蒙古人西征。正如安达卢西亚史家伊本·拜萨姆(？-1147年)所言：“荒野孤狼伴，乌鸦单羽翻”。[47]然而，就在社会衰乱时，阿拉伯史学迈入了繁荣期。从十世纪初到阿拔斯王朝灭亡，仅伊斯兰东部地区就有超过1200名史家。[48]这三百余年的阿拉伯史学除了史家和史书的数量庞大以外，还有以下六个特点。
史学的学科地位提高，而且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影响。
由于阿拉伯人的学术分科思想深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49]史学迟迟未能在阿拉伯的学科体系中获得明确的独立地位。著名哲学家法拉比(870-950年)的《科学统计》一书改进了肯迪(801-873年)的哲学分科，却仍然没有给史学安排相应的位置。[50]十世纪末，伊本·纳迪姆(932-990年)的《目录》和艾哈迈德·花拉子米(？-997年)的《科学的钥匙》弥补了这一缺憾，把史学视为一门重要学科来加以详细地描述。[51]阿拉伯史学获得了学科独立地位，表明阿拉伯人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史学的价值和作用。随着阿拉伯文化的深入发展，史学不仅继续汲取文学和宗教学的营养，还吸收哲学、占星术和地理学等方面的成果。例如，麦斯欧迪和米斯凯韦(932-1030年)通过历史作品来阐述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种种现象的哲学思考。[52]哈姆扎·艾斯法哈尼(893-970年)说：“我只有在星历表中才发现关于他们的年谱的记载”。[53]比鲁尼(973-1048年)在《印度志》(原著为波斯文)中充分表露了他对占星术的兴趣。生活于804-1759年间的著名穆斯林地理学家共76位，其中生活于923-1258年的有28位。[54]他们的著作无疑都包含了丰富的史料。
2“七派争鸣”的局面形成。
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许多基督教徒继续用古叙利亚文写历史。与此同时，六个地域性历史学派共同绘制伊斯兰史学版图。
1.伊拉克学派的中心由巴士拉和库法转向巴格达。伊拉克史家们仍然把维护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性视为己任。
2.叙利亚学派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为中心，多效仿伊拉克学派，缺乏独立的历史思想。
3.也门学派继续钻研古史。
4.在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和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时期，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的史学附属于埃及学派。
5.安达卢西亚的史家们喜欢表达浓厚的家国情感。
6.在萨曼王朝(874-999年)大臣兼史学家巴拉阿米(？-997年)把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译成波斯文以前，波斯学派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此后，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才逐渐增多。
3史家的职业出身多元化，而且产生了许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史学世家。
除了像艾布·努艾姆(948-1038年)、赫推布·巴格达迪(1002-1071年)和伊本·阿萨奇尔(1105-1175年)等宗教人士以外，还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热衷于著史：埃米尔，如伊本·马库拉(1030-1094年)、伊本·蒙齐兹(1095-1188年)和伊本·沙汗沙哈(1172-1220年)；大臣，如穆赛比希(977-1029年)和鲁兹拉瓦利(1045-1095年)；法官，如塔努黑(940-994年)和马沃尔迪(974-1058年)；医生，如伊本·布特兰(？-1066年)和伊本·马里斯塔尼(？-1203年)；[55]书商，如伊本·纳迪姆和雅古特(1179-1229年)，等等。这个时代也造就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艾布·法拉吉(897-967年)、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和伊本·焦济(1116-1200年)等。此外，萨比家族、萨姆阿尼家族、比纳家族、麦格迪西家族、拉兹家族和阿萨奇尔家族等是著名的史学世家。
4伊斯纳德的重要性下降。
八至十世纪初，伊斯纳德是评判史书质量的主要标准。此后，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伊斯纳德自身的局限性。它的保真功能只对伊斯兰教史有效，对于前伊斯兰史、古文明史和外国史却没有多大的用处。[56]
其次，泰伯里权威地把历史写到了915年。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说：“在诸多史家中，我以他为准。因为他是完美的伊玛目，是知识的集聚者，是可信之人”。[57]
最后，第一手史料备受推崇。麦斯欧迪游历世界三十余年，以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写下了盛誉千年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
伊本·格拉尼斯(1077-1160年)的《大马士革志》证明了亲身经历和官方文书对于政治史写作的重要性。
5鸿篇巨著涌现。
麦斯欧迪的《时间纪事》原稿可能有六千页，可惜仅存250页。[58]马尔祖巴尼(910-994年)的三部诗人传记超过3万2千页。[59]希拉勒·萨比(969-1056年)的《历史》写了40卷(现仅存第八卷)。西卜托·本·焦济(1186-1256年)的《时间镜鉴》也有40卷。安达卢西亚史学巨匠伊本·哈彦(987-1076年)的《坚实集》约60卷(已佚)。[60]伊本·阿萨奇尔的80卷本《大马士革志》耗费了他30年精力。[61]医生伊本·马里斯塔尼试图把《巴格达志》写到100卷，可惜未能如愿完稿。伊本·阿基勒(？-1119年)的《艺术全录》写了400卷还没有写完！[62]
6史书内容和史学思想的深化。
阿尔及利亚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尔考(1928-2010年)把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颂扬穆罕默德的丰功伟绩，争论倭马亚王朝的宗教和政治合法性，记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
第二阶段从阿拔斯王朝建立到泰伯里去世，历史文学盛行，人的价值、目的和命运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
第三阶段始于十世纪，历史和哲学开始联姻，理性思维和神学辩护交织，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问世。[63]
伊拉克史学家阿卜杜·阿齐兹·杜里(1919-2010年)则把古代阿拉伯史学思想归结为六大类。
1.宿命论。安拉规定了一切，人无从改变。
2.公正说。人的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意愿，但人具有意志自由，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贵族观。贵族对伊斯兰文明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
4.善恶观。历史是善与恶的冲突过程。
5.像麦斯欧迪那样解释历史进程。
6.像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那样分析国家兴亡。[64]
其中，前五种史学思想在阿拔斯王朝中后期的史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阿拉伯史学在日渐衰微的政治环境中走向繁荣发达。诚如艾哈迈德·爱敏(1886-1954年)所言：“其原因在于伊斯兰诸王国当时争相用文人和学者为本国装潢门面并以此炫耀，因而学者受到宠爱并被赐以厚禄……这就使许多学者在诸国割据、自立的形势下得以安定下来”。[65]这可以说是阿拉伯史学繁荣的外在有利因素。究其内在原因，史学经过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发展，已经成为阿拉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具有了不断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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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的艾因·扎路特战役证明了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具有抵抗蒙古铁骑的军事实力。而且，马木鲁克军团还先后多次击败十字军，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纳入王朝版图。于是，伊斯兰世界东部和西侧的大批学者、工匠和能人异士等纷纷逃往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寻求安身之所。阿拉伯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军团的庇护下得以延续。该时期的阿拉伯史学以埃及开罗和叙利亚大马士革为中心，在编年史、人名词典、传记、地理和行政百科全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66]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实现了重大突破。马木鲁克王朝的两百多年是阿拉伯史学的延续期，它具有如下特点。
史学的官方化。
从七世纪开始，历史编纂一直备受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们的关注，但在政府部门中并未设立专门负责修史的职位。实际上，阿拉伯史学的官方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1226-1283年)曾任命以修史而著名的伊本·萨伊(1197-1274年)为“史官”(muharrir al-Waqāi‘a)。后者死后，伊本·福瓦蒂(1244-1323年)继承了他的职位，全权负责修史工作。[67]与此同时，马木鲁克王朝的档案馆(dīwān al-Inshā’)[68]也兼备了修史的职能。主持过档案馆工作的努伟里(1279-1333年)、欧麦利(1300-1349年)和格拉格山迪(1355-1418年)等人均是当时顶尖的百科全书编纂家。
2史家的阶层化。
通过考察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史料可见，当时的城市社会主要由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和平民等三个阶层构成。[69]从这些阶层中产生了四类史家。1.“拿剑的人”(arbāb al-Suyūf)。他们在处理国家军政事务之余，对历史写作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军事谋略，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政治和军事史参考价值。比如埃米尔拜伯尔斯·曼苏利(1247-1325年)的《伊斯兰史粹》和亲王艾布·菲达(1273-1331年)的《人类史纲》。2.“拿笔的人”(arbāb al-Aqlām)。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任文职工作，例如伊本·阿卜杜·扎希尔(1223-1293年)和萨拉丁·萨法迪(1297-1363年)。3.宗教人士，如扎哈比(1274-1348年)、伊本·凯西尔(1302-1373年)和伊本·哈贾尔(1372-1449年)。4.军人后裔(awlād al-Nās)，如伊本·杜格玛格(1349-1407年)和伊本·塔格利·比尔迪(1409-1470年)。
3史书编纂方法的模式化。
沙奇尔·穆斯塔法说：“几乎没有发现马木鲁克—蒙古时期的史家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他们只是继承了前人收集材料、整理文献和编纂著述的路子。”[70]麦格里齐(1364-1442年)的《埃及志》、巴德尔丁·爱尼(1361-1451年)的《历史璎珞》以及伊本·艾巴克(生卒年不详)的《宝库与珍集》等著作的取材无非有三：转抄的、听闻的以及目睹的。编排顺序主要还是按照时间先后(即编年史)、字母顺序(多为集体传记)、朝代、地区、国家和阶层等。
4史书内容的精细化。
该时期的史家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编年史的编纂精确到了月和日。伊勒姆丁·巴尔扎利(1267-1339年)的《什哈布丁·艾比·沙玛史续编》是按照月份来编排历史的早期作品。[71]麦格里齐的《埃及诸王史》是该时期的精确到日的典型编年史。伊本·塔格利·比尔迪续编了这部著作，写成《日月之事》。[72]伊本·绥拉菲(1416-1495年)的《历史中的身心逸步》按年分章，再按月份分节，最后按日编写每节。[73]
5历史哲学的奠定。
黑格尔说，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三种。[74]前二者是上文提及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史家所使用的方法。伊本·赫勒敦对其中一些史家表示不满，他说：“他们对时代发生的变化、对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的兴衰，表现出十分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谈事件最初的情况，不提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事件的发生，也不分析最后为什么结束了”。[75]他修撰了《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历史纲要和殷鉴》。该书“包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知识，还有许多大家很熟悉又被掩盖了的哲学道理”。[76]伊本·赫勒敦并不是第一个尝试把历史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人，但他却是成功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至今的人。在这部书的绪论卷成书(1377年)四年之后，伊本·易卜拉欣·伊吉(生卒年不详)试图把神学、哲学与历史相结合，著成《史学宝鉴》。[77]
6系统的史学理论问世。
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文《史学撮要》是卡菲雅吉(？-1474年)在1463年完成的。该文由“前言”、“史学的基础”、“史学的本真与要求”和“学者的尊贵、知识的优越性、记录与思考的指导性”共四个部分构成。[78]卡氏的学生萨哈维(1427-1497年)在该文的基础上，于1492年撰成了第一部比较完备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著《为史正名》。该书的主要内容有：1.“塔历赫”的语言学和专业术语定义；2.历史研究的对象；3.历史的裨益和目的；4.如何对历史进行判断；5.那些诽谤历史的人；6.史家应该具备的素养；7.伊斯兰历的创立过程；8.史学家扎哈比对史书的分类；9.34类阿拉伯史书和著名史学家。[79]此外，苏尤蒂(1445-1505年)写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史论专文《史学嫩枝》。[80]
阿拉伯史学发展到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出现了重大转变。伊本·赫勒敦极力促使阿拉伯史学的研究范式由叙述史学转向历史哲学。[81]萨哈维对史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性论述，以维护史学的尊严。史家们的成就固然取决于其自身才智、经历和学养，同时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前人的史学积累密不可分。敏感史家们所极力表露的忧患意识未能挽救阿拔斯王朝的灭亡。这一方面促使后来者寻求更加深入地探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当时泛起的“历史无用论”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82]而汗牛充栋的传统阿拉伯史书多是述而不论的，未能剖析事物发展的本质。因而，萨哈维等“史学卫士”积极为史学辩护。
然而，阿拉伯史学还没来得及向理论纵深方向发展，马木鲁克王朝就灭亡了。伊本·伊亚斯(1448-1524年)逐日记载了它的灭亡过程。他写道：“(马木鲁克王朝)素丹突曼贝最后被奥斯曼国王赛里姆施以绞刑了……这种事情，史无前例！”[83]此后，大部分阿拉伯地区逐渐沦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省份，阿拉伯史学坠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衰落期。
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虽然阿拉伯史学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它陷入了一片黑暗。从数量上看，仅麦加就仍有96位学者写了479种历史论著。[84]宗教人士和苏菲主义者，比如伊本·突伦(1475-1546年)、撒阿拉尼(1493-1566年)、古特布丁·纳哈拉瓦尼(1511-1582年)、艾哈迈德·马格利(1578-1632年)、伊本·艾比·苏鲁尔·巴克利(1596-1676年)以及穆尔台迪·扎比迪(1732-1790年)等留下了一些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籍。不过，苏菲主义盛行又是导致历史写作在该时期不被重视的原因之一。阿尔及利亚著名史学家艾布·格西姆·萨阿德拉(1930-2013年)说：“历史何以沦落至此？其解释无非有二，其一是苏菲的控制，其二是害怕统治者。”[85]阿拉伯史学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直到杰巴尔提(1754-1825年)的时代，它才开始走上复兴之路。[86]
6
综上可见，起步晚、发展快、史家众、书量大、直叙多、议论少、内容繁、记述细和不离神是古代阿拉伯史学的整体发展特点。古代阿拉伯史学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约五千名穆斯林史家给世人留下了约一万两千部史书(其中大部分是用阿拉伯文写的)。[87]史家们大量记述了古代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传说，还塑造了系统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同时，古代阿拉伯史学也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比如，许多史家过于注重对人的行为的记录，却极少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如，史家们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神学史观的羁绊。
考察七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阿拉伯史学，它主要在七种“力”的综合作用下向前发展：
经济实力保障史家群体的日常所需。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无法供养太多依靠写字为生的人。7—11世纪，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众多城市兴盛、璀璨。[88]物质的富足为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条件。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加深刻地认识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史学史中的地位呢？阿拉伯史学和其他世界史学分支一样，从神话传说开始。不同的是，阿拉伯史学和神话之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西方史学一度沦为神的婢女，印度人把自己的过去埋葬在“一大堆神话中”，[92]中国史学则以“确实可靠性”而享誉世界。[93]阿拉伯史学不像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那样源远流长，但它把历史的真实性和时间意识带到了印度、中亚和撒哈拉，在昌盛时“反哺”了波斯史学，在衰落中滋养奥斯曼土耳其史学。若把阿拉伯史学置于世界史学之林中以确定其地位，则诚如张广智教授所言：“正当西方史学处于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束缚与宗教蒙昧主义的桎梏下，处于一片萧条的时候，阿拉伯史学却灿若河汉，光照千古，它与我国、印度等同时代的其他东方国家的先进史学成就汇合在一起，交相辉映，各显异彩”。[94]因而，怀着对全人类和谐共存的期望，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阿拉伯史学史是有意义的。
[1]伊斯兰史学主要由阿拉伯史学、波斯史学、土耳其史学以及其他具有伊斯兰文化特性的史学分支构成。参见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89, 91。
[2]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80页。
[3]Ferdinand Wüstenfeld, 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Araber und ihre Werke,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82.
[4]阿萨德·鲁斯塔姆：《历史术语》(阿拉伯文)，赛达、贝鲁特：现代书店2002年版。
[5]较具代表性的作品：西方的如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E.J.Brill, 1968; Chase F. Robinson, Islamic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阿拉伯的如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兴起》(阿拉伯文，初版于1960年)，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7年版；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1—4卷(阿拉伯文，原计划共5卷，但至今未见第5卷问世)，贝鲁特：大众知识出版社1979-1993年版(第1卷初版于1978年)；印度的如Mohamed Taher, ed., Encyclopaedic Survey of Islamic Culture, Vol.5, Anmol Publications Pvt Ltd., 1997; N. K Singh and A.Samiuddin, eds., Encyclopaedic Historiography of the Muslim World,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6]我国至今或许只有一部与阿拉伯史学史密切相关的专著，即邹兰芳的《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如有遗误，恭请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指正。
[7]关于史学史的分期标准问题，详见王记录：《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
[8]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页。
[9]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兴起》，第13—14页。
[10]麦斯欧迪：《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第2卷(阿拉伯文)，赛达、贝鲁特：现代书店2005年版，第149、154、158—163页。
[11]哈姆扎·艾斯法哈尼：《世界诸国王与先知年谱》(阿拉伯文)，贝鲁特：生活书店出版社(出版时间不明)，第113页。
[12]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历史分期概论》(阿拉伯文)，载《历史和文明论集：史学论集》，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247页。
[13]瓦哈卜·本·穆纳比赫：《希木叶尔诸王故事集》(阿拉伯文)，阿卜杜·马利克·本·希沙姆传述，萨那：也门研究中心1995年版，第174—176页。
[14]福阿德·萨兹金：《阿拉伯遗产史》第1卷第2分册(阿拉伯文)，马哈茂德·法哈米·希贾兹译，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1991年版，第28、35—36页。
[15]侯赛因·纳索尔：《阿拉伯文学中艺术性写作的兴起》(阿拉伯文)，开罗：宗教文化书店2005年版，第228、235页。
[16]伊本·塔格利·比尔迪：《埃及历代君王中的耀眼明星》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5页；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1卷，第92页。
[17]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18]瓦哈卜·本·穆纳比赫：《希木叶尔诸王故事集》，第9页；伊本·哈贾尔：《校正之校正》第11卷(阿拉伯文)，海得拉巴：印度百科全书委员会1909年版，第67页。
[19]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20]伯克尔·艾布·宰德：《族谱学家等级传》(阿拉伯文)，利雅得：觉醒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5页。
[21]阿卜杜·阿齐兹·杜里：《族谱书与半岛史》(阿拉伯文)，载《历史和文明论集：史学论集》，第149页。
[22]艾巴努·本·奥斯曼(640-723年)是第一个以深谙武功纪而闻名的人。但杜里认为，艾巴努只是圣训研究向武功纪研究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参见优素福·霍罗维茨：《最早的武功纪及其作者们》(阿拉伯文)，侯赛因·纳索尔译，开罗：巴比1949年版，第3页；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兴起》，第19页。
[23]伊本·什哈卜·祖哈里：《先知武功纪》(阿拉伯文)，大马士革：思想出版社1981年版。
[24]穆罕默德·巴格希舍：《穆萨·本·奥克巴的〈武功纪〉》(阿拉伯文)，拉巴特：新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1页。
[25]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560页。
[26]拉菲格·阿杰姆编著：《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学术语辞典》(阿拉伯文)，贝鲁特：黎巴嫩书店2000年版，第46—48页。
[27]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3册，向培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5页。
[28]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兴起》，第64、80页。
[29]阿卜杜·阿齐兹·萨里姆：《历史与阿拉伯史学家》(阿拉伯文)，亚历山大：大学青年基金会1987年版，第53—60页。
[30]侯赛因·纳索尔：《阿拉伯文学中艺术性写作的兴起》，第243页。
[31]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32]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3页。
[33]泰伯里：《泰伯里史》第1—10卷(阿拉伯文)，开罗：埃及知识出版社1968-1969年版。
[34]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1卷，第83页。
[35]伊本·古太白：《纪事的泉源》第1卷(阿拉伯文)，开罗：埃及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序言”，第10—20页；伊本·古太白：《知识书》(阿拉伯文)，开罗：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作者序言”，第1—7页。
[36]雅古比：《列国志》(阿拉伯文)，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1890年版，第2—3页。
[37]阿拉伯的传记主要有“西拉”、“塔尔杰马”、“塔巴卡特”、“马加兹”、“巴尔纳马吉”、“马纳基布”、“法赫拉塞”、“瓦法耶特”、“穆阿杰姆”和“穆卡迪马”等类型。详见邹兰芳：《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第85页。
[38]福阿德·萨兹金：《阿拉伯遗产史》第1卷第2分册，第204—253页。
[39]侯赛因·阿绥：《哈里发·本·亥亚特及其〈历史〉和〈等级传〉》(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8页。
[40]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p.66.
[41]拉多旺·萨利姆：《阿拉伯的时间体系：阿拉伯—伊斯兰史研究》(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6年版，第33页。
[42]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1卷，第51—52页。
[43]伊本·纳迪姆：《目录》第1卷(阿拉伯文)，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2009年版，第149—152页。
[44]雅古比：《历史》第1卷(阿拉伯文)，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1883年版，第17、94、106、204—209页。
[4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朱凯、史希同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1—381页。
[46]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0页。
[47]伊本·拜萨姆：《岛上名士之珍藏》第1卷第l册(阿拉伯文)，贝鲁特：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48]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1卷，第272页。
[49]阿巴斯·穆罕默德：《纳绥尔丁·图斯和纳赛尔丁·贝多瓦的学科分类》(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复兴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0页。
[50]法拉比：《科学统计》(阿拉伯文)，贝鲁特：新月出版社1996年版。
[51]伊本·纳迪姆：《目录》第l卷，第277—356页；艾哈迈德·花拉子米：《科学的钥匙》(阿拉伯文)，贝鲁特：泉源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22页。
[52]索伊布·阿卜杜·哈米德：《伊斯兰思想中的历史哲学》(阿拉伯文)，贝鲁特：哈迪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245、261—274页。
[53]哈姆扎·艾斯法哈尼：《世界诸国王与先知年谱》，第66页。
[54]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穆罕默丁：《伊斯兰地理学遗产》(阿拉伯文)，利雅得：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432页。
[55]伊本·艾比·乌塞比阿：《医生等级传》第1卷(阿拉伯文)，法兰克福：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学院1995年影印版，第241—243、303—304页。
[56]瓦吉哈·考塞拉尼：《史学史：趋势、流派与方法》(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版，第90—91页。
[57]伊本·艾西尔：《历史大全》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第7页。
[58]麦斯欧迪：《时间纪事》(阿拉伯文)，开罗：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哈乃斐印书馆1938年版，“序言”，第7页。
[59]伊本·纳迪姆：《目录》第1卷，第408—409页。
[60]卡尔·布罗克尔曼：《阿拉伯文学史》第6卷(阿拉伯文)，雅古比·伯克尔译，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61]伊本·阿萨奇尔：《大马士革志》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思想出版社1995年版，“校勘序言”，第31页。
[62]伊本·哈贾尔：《指针》第5卷(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斯兰印书馆2002年版，第563页。
[63]穆罕默德·阿尔考：《阿拉伯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倾向：米斯凯韦和陶希迪的时代》(阿拉伯文)，哈希姆·萨利赫译，贝鲁特：萨基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571页。
[64]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人的史书：思想和方法》(阿拉伯文)，载《历史和文明论集：史学论集》，第194—195页。
[6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6册，赵军利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页。
[66]Li Guo,“Mamluk Historiographic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Mamluk Studies Review, Vol.1, 1997, pp.15-43.
[67]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3卷，第19页。
[68]档案馆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当时主要负责掌管哈里发的公务文书。参见乔治·宰丹：《伊斯兰文明史》第1卷(阿拉伯文)，贝鲁特：生活书店出版社(出版时间不明)，第245页。
[69]Nasser Rabbat,“Representing the Mamluks in Mamluk Historical Writing”, in Hugh Kennedy, 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Islamic Egypt (c 950-1800), Brill, 2001, pp.60-61.
[70]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3卷，第29页。
[71]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学家》第4卷，第44页。
[72]伊本·塔格利·比尔迪：《日月之事》第1—2卷(阿拉伯文)，开罗：书籍世界1990年版。
[73]伊本·绥拉菲：《历史中的身心逸步》第1-3卷(阿拉伯文)，开罗：书籍出版社1970、1971、1973年版。
[7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75]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76]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第10页。
[77]伊本·易卜拉欣·伊吉：《史学宝鉴》(阿拉伯文)，大马士革：齐纳努出版社2010年版。
[78]卡菲雅吉：《史学撮要》(阿拉伯文)，开罗：书籍世界1990年版。
[79]萨哈维：《为史正名》(阿拉伯文)，萨利赫·艾哈迈德·阿里译，贝鲁特：使命基金会1986年版。
[80]苏尤蒂：《史学嫩枝》(阿拉伯文)，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1894年版。
[81]冯杰文：《伊斯兰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评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82]当时，斥责历史的人，既有“专业人士”，也有普通民众。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第86页。
[83]伊本·伊亚斯：《时代奇花》第5卷(阿拉伯文)，开罗：阿拉伯书籍复兴出版社1961年版，第177页。
[84]笔者仅统计生活于1517-1800年间的麦加学者，详见穆罕默德·哈比卜·希拉：《麦加的历史与史学家：伊斯兰历3至13世纪》(阿拉伯文)，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1994年版，第170—409页。
[85]艾布·格西姆·萨阿德拉：《阿尔及利亚文化史》第2卷(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斯兰西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8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87]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拉菲格·阿杰姆编著：《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学术语辞典》，第4页。
[88]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238页。
[89]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孔德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487页；布哈里：《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1卷，祁学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0页。
[90]马小鹤：《伊本·赫勒敦》，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30—31页。
[91]关于伊本·赫勒敦的“文化科学”理论，详见冯杰文：《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2]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2页。
[93]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5页。
[94]张广智：《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三十而立，足述往事。先辈任公，煞浪豪气，自述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道远自视，时运家势，才智人力，今不如昔。雀飞之志，当效鸿鹄，梁氏子弟，试作小诗，《弃犁从笔》：“风云停多时，晴空见一日。回首放牛事，三十笔作犁。”
任公粤人，道远桂民。桂南一县，古郡合浦。小镇乌家，有一曲江，旧时水澈，缓瀑微落，石沙倚岸，白滩天成。江畔有村，称瀑水滩。村人姓梁，躬耕沙土，寡识文墨。村中一户，高祖小官，惨遭流弹。曾祖富农，犁不生锈。祖父好饮，酒不离口。父不好学，砍柴种地。母好口舌，常事争吵。
丙寅腊月，夜暮深降，戏唱家门。忽有声啼，男婴落地，睡鹰惊起。七岁小学，离家四里。众师疼惜，母教严厉。幼时记忆，读书写字，做饭洗衣，牧牛锄地。
中考失利，在烂班里，读了初一。最厌之事，他人轻视。是故发力，全校第一。初二升级，不用送礼，也成尖子。好班风气，比拼成绩，知书识礼，奖状墙砌。逢青春期，误了学习。升学考试，再次失利。
父母心痛，儿不务农，凑了钱款，择校廉中。高一不懂，物理化学，错误片红。文理分科，选择文种。事出心动，勤奋勿勿。过度奋发，患了病痛。辍学家中，烦恼重重。
托了关系，摆出成绩，转校一中。考过第一，未曾垫底。蒙恩众师，牢记心里。同学关系，还算可以。二零零五，感情问题，家有压力，高考败绩。参加补习，终圆心事。录取通知，西北民大，开了宴席，喜告亲戚。
兰州四祀，有忧有喜。初年不济，成绩低迷，愧对众师。得一女子，携手自习。二岁发力，喜得佳绩。三秋干事，协会创立。四春二喜：有一公司，聘我任职；西北大学，硕士通知。终弃翻译，深造学习。
西安之地，文化浓密。倒数第一，不曾泄力。文哲政史，日夜不离。师从邵氏，甚为欢喜。众师疼惜，指点句字，暖至心里。誓读博士，悉心复习。奈何天意，复又失利。昏天暗地，捶胸泪沥。学心暂死，求职都市。夜里苦思，再考一次！
二零一四，村人恶欺，断母手臂，父妹悲泣。寒气满世，不弃求知。苍天怜惜，终读博士。恩师黄氏，授我以史，关怀备至。愚笨弟子，治史学史，读在朝夕，思于梦里，不敢停笔，三百日志，文留足迹。
彭门弟子，感恩治史。二王二李，韩林蒋马，赵申闫白，刘张欧等，皆为我师。冯陈梁刘，杨于乔芦，同级同习。兄姐百十，弟妹几十。幸遇刘氏，不离不弃，誓守一世。
人生如戏，舞台随时，演员独一。人戏终凄，堆堆骨泥，段段回忆。骨泥相似，回忆不一。近千文字，不成体例，回忆而已！
谨以上述九百九十九字祈愿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事业长长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