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外语能力小考

 | 曹景年：孔子研究院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学问渊博，世所共知，尤其于外国语言文字多所通习，尤非常人所及。对于这一点各类传闻甚多，有夸大者，认为陈先生精通三十余种语言；有不信者，认为陈先生外语水平非常一般，连用英文写作的能力都没有，例如最近网上流传的李继宏的文章《陈寅恪是如何走上神坛之路的？》中称陈先生“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陆键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可见，对于陈先生的外语能力有必要略作考证，以打破各种传闻，弄清事实真相。王庆撰《陈寅恪先生到底懂多少种外语？》^[1]对陈先生的外语能力进行了一些探讨，该文主要罗列了来自陈先生朋友、亲人、弟子等的各种传闻，虽然说法不一，但基本上一致认为陈先生外国语言知识异常丰富。不过，这些说法毕竟出自他人之口，可信度不够。其实，考证陈先生外国语文水平首先应该从他本人的言论、著作、行事中去了解。本文通过考证认为陈先生至少懂20种以上的语言，而精通者不下15种。

关于英文。英文为欧洲通用语言，陈先生留学西洋十数年，不可能不懂英文。其文章中对英文材料的引用也随处皆是，例如在《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中引用了英文本的《几何原本》：“见Thomas L. Heath英译几何原本第贰版第壹册第壹佰柒页。”^[2]。

关于日文。陈先生对日本学界非常熟悉，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提到“近年日本箭内垣博士著元代社会之三阶级一文（见满鲜历史地理报告第三卷）”，并引用其中的内容^[3]。《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提到：“日本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壹贰所考灵州宁夏地名颇精审，然彼书为元秘史之日文译本，故不及榆林之名，且其所征引，犹未完备。”^[4]日文材料信手拈来。

关于德文。陈先生在1953年所写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5]宣统三年即1911年，时陈先生22岁，就已经阅读《资本论》德语原文，后来又在德国留学多年，其德语水平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法文。陈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征引法文原著，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提到：“法兰西伯希和教授Prof.Paul Pelliot谓即华语南家二字之音译（见一千九百十三年亚细亚学会杂志第壹壹集第壹期）。”^[6]此处引用的法文报刊，当来自他过去在欧洲留学时的读书笔记，因为当时在国内可能无法看到这类外文刊物，这也可见他在欧洲曾阅读过不少法文资料。另，陈先生留学欧洲期间与法国学者伯希和有过密切的交往，也是其通习法文的明证。

关于蒙古文、满文、藏文。陈先生有《蒙古源流》研究四篇《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其研究侧重于汉、藏、蒙、满等多种文字的对勘，如果不对这些文字有相当的掌握，又如何开展研究？其中涉及《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文汇书》等蒙古文资料，则其必精通蒙古文无疑。他在提到购书计划时说：“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7]此可见他学习满文、蒙古文的热情。陈先生写过一篇《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对旧藏于景阳宫的《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进行了研究，并将其与《数理精蕴》本进行认真比勘，“综校二本之异同”^[8]。可见，陈先生必是精通满文才能做到综合比勘。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中提到：“今故宫博物院景阳宫所藏蒙古源流满文译本，误连达尔玛、持松壘二名为一名。”^[9]陈先生非常重视藏文，他在《与妹书》中列举亟需购买的书时说“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10]。他的文章中也多次涉及藏文，如《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说“今据EmilSchlagintweit本嘉喇卜经藏语原文第壹贰页第壹贰行”^[11]，又提到“今据最正确之实物，即拉萨长庆唐藩会盟碑碑阴吐蕃文，（据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缪氏艺风堂拓本）补正其省略伪误”^[12]，又云“寅恪近检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见八婆罗夷经附载当日吐蕃诏书，中有”^[13]云云，可见陈先生对藏文的运用也非常熟练。

关于波斯文。陈先生在研究《蒙古源流》时利用了波斯文著作拉施特的《史集》的资料：“拉施特论中国之一节（见Blochet校本拉施特蒙古史波斯原文第叁贰捌页及Quatremere拉施特蒙古史波斯法文对译本第捌伍页至玖陆页）。”^[14]此处不但提到引用波斯文原文，还参考了对应的法文本，这对陈先生通习法文提供了又一有力证据。

关于梵文、巴利文。陈先生熟悉梵文早已广为人知，今略举两证，一是《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提到：“寅恪尝取此本与今存诸梵文本及译本校读一过云云。”^[15]二是《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中提到：“梵文Divyavadana第叁柒Rudrayana品（见一九零七年通报Prof.Sylvain Levi论文），西藏文甘珠尔律部卷玖，均载此事。”^[16]其他材料尚多，一读陈先生原著便知。巴利文佛经是重要的佛经文本，陈先生对巴利文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如在《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中提到：“考巴利文增一阿含经Auguttara-Nikaya（英伦巴利学会本）第壹篇Eku-Nipata第壹肆品Etadagga-Vagga列举释迦牟尼诸大弟子品德。”^[17]

关于西夏文、畏兀吾文。陈先生曾地说：“寅恪于西夏语文未能通解，不敢妄有所论列。”^[18]陈先生一贯过于自谦，有时候在外人看来他对某一领域相当精通，可他仍自谦不懂。他曾写过多篇与西夏文有关的文章，如《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汉合璧校释序》、《斯坦因Khara-Khot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后者多次引用西夏文献，如“西夏文妙法莲华经”^[19]、“西夏译义净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本”^[20]等。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寅恪所见敦煌本中文金光明经冥报传（合肥张氏所藏）西夏文之译本（北平图书馆藏）及畏兀吾文译本（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第壹柒种），皆取以冠於本经之首。”^[21]这里不但提到了西夏文，还提到了畏兀吾文。

关于阿拉伯文、土耳其文。陈先生在《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中说：“今日所存之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等蒙古旧史，大抵属于第三类之回教化者云云。”^[22]此二种文字在陈先生其它著作中似未见提及，不过，即使他并不精通此二种文字，至少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以上罗列陈先生著作中涉及到的外国语言文字，计有英文、日文、德文、法文、满文、蒙古文、藏文、波斯文、梵文、巴利文、西夏文、畏兀吾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共14种，此皆斑斑可考而不容否认者，李继宏妄以“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这样的材料根本不存在，何不读陈先生书之甚而妄下论断？又季羡林先生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23]中提到陈先生的后人将陈先生遗留的笔记本送交他保存，共64本，其中关于外国语言文字的笔记就占大多数，包括：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14本、吐货罗文（土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佉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印地文2本、俄文伊朗1本、希伯来文1本。这些也都是李继宏认为“绝不可能存在”的陈先生亲笔所写的读书笔记，再综合上文提到的14种，陈先生研习过并有相当水平的外国语言文字，种类在20种以上，是绝没有任何虚夸的。

那么，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文字是否精通呢？我们首先要对“精通”这个修饰词略作诠释。一方面，精通自己的专业是非常正常的事。陈先生海外留学数十年间研习的主要领域就是东方语言文字，他说：“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24]，他希望借助于多种语言文字的综合对勘，能够在古代东方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有新的建树和发现，其回国后数年内所撰写的论文，如《蒙古源流》四篇就是是沿袭此一思路。以他的敬业态度，通过学习越多的语言和古文字来精通自己的专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可惜的是，在欧洲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利用，而国内这种资料极度匮乏，所以他说：“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因此他“甚欲求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25]回国后面对资料的匮乏，他每每叹息：“惜局处中土，无从广征欧书旧刊，为之证明耳。”^[26]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他费过大量心血的研究领域，转而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导致他外国语言的积累无法充分施展，数十年之后他还无奈地说：“寅恪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27]，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正是他多年前努力过的领域，流露出对无法继续原有学术领域的可惜与无奈。

另一方面，对语言文字的精通需要以其学习目的为标准，达到了其学习的目的，便可谓之精通。陈先生研习外国语言更加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专业文献的阅读，以读通外语文献并且不产生误解为目标，因此，他可能对于相关领域的词汇非常熟悉，而对于其他方面可能并不熟悉。另一个是注重语言文字的源流考察与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比如某一词语在某种语言中是何义，翻译至另一语言又是何义。可见，陈先生是以学术研究特别是文献考证为目标来研习语言文字，不是为了做翻译，不是为了写文章，陈先生曾说“至外国文字皆不能动笔作文”，虽是自谦，亦说明其研习外语的目的不在是。因此，我们说陈先生精通外语，应该以是否实现上述两方面的目标为标准，不能以会写外语论文、会口头交流、能熟练运用等等世俗认为的“精通”为标准，陈先生可能不能用英文写作，但阅读相关的英文文献来帮助其研究肯定不会有任何障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至少对于陈先生著作中确曾利用的14种语言，以及季先生所提到的有多达14本读书笔记的突厥回鹘文等，以“精通”来形容应该并不为过。

^[1]  见《文史知识》2014年第11期。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7页。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99-100页。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21页。

^[5]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03页。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6页。

^[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06页。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12页。

^[1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5页。

^[1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11页。

^[1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12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19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01页。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7页。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2页。

^[1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5页。

^[1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4页。

^[1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4页。

^[2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5页。

^[2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8页。

^[2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29页。

^[23] 见《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85页。

^[2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4页。

^[2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5页。

^[2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07页。

^[2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