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学术进展

本文是对2016年中共党史研究论文成果的分析性评述，旨在推介年内党史研究的若干学术进展。推介的文章，或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提出并论证了学界未曾提出的新观点；或在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上有所突破，为本领域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史料搜集的新路径与索引；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探索。在选文的范围上，除了刊载党史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及对党史问题较关注的历史学和综合性社科期刊，亦涉及一些学术集刊。为了更好地展现年度研究进展，我们在评述文章的分类上尽可能贯彻问题史的导向，突破时间节点的限制，尝试将所推介文章放入长时段的学术脉络中来评述，还照顾到介绍的方便与既有研究的习惯，以此凸显研究之进展。为此，我们将所阅读的近200篇党史研究文章中的120余篇文章按照经济体制史研究、组织制度史研究、社会重构史研究、外交与人物事件史研究及理论方法研究等五大主题作重点评述。受作者学识及评述主题的限制，评述文章的选择难免挂一漏万。

一、经济体制史研究

在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经济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年依然如此。2016年的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粮食问题研究；集体经营方式的确立、变革及效果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研究等。

无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史研究，粮食都在经济问题研究中居于重要位置。本年度的粮食问题研究，既有讨论作为战时经济动员手段的粮食征收，也有对统购统销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邓广的研究表明，在战后初期的胶东地区，地方政府吸取了战时依赖地主和富农征粮以致均产思想盛行的教训，在前后两次制定的征粮办法中，都适当增加了中贫农的负担。在内战爆发后，因财粮紧张带来的追加征收，又给乡村尤其是中贫农带来了沉重负担。为此，地方政府及时发还了追加公粮，以缓解中贫农的困难。这一过程表明：战争年代的中共并未严格按阶级标准开展公粮征收，而是注意到了社会承受度及其对生产情绪的影响；内战爆发后的财粮吃紧及征收困难，说明如何从农村汲取资源在战争年代就已经成为问题。*此外，陈佳从物流系统的构建和运行视角，分析了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军粮供应问题*。

相比于战时的公粮征收，1953年建立的统购统销制度，在近年的中共经济史研究中，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不过以往的统购统销史研究，多从两个角度介入，一是宏观上的政策梳理，二是县乡基层的操作和实践，很少专门讨论省级党委应对统购统销及其与下级互动的过程。徐进以河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及粮食工作会议记录为核心史料，梳理了河北省委决策并在基层试点统购统销的过程。文章指出，对河北省委而言，统购统销的实施本质上就是协调国家所需粮食量与保证人民生活之间矛盾的过程。在具体实施中，国家的粮食需要量多被放在优先地位。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河北省委采取以农民粮食“实际产量”代替“标准亩方法”计算粮食总产量。但在基层实践中，各地多是以自报公议的方式确定粮食总产量，结果就大大超出了实际产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层首先面临着征购任务的压力。河北省委为了缓解基层的征购压力，弥合政策和任务之间的张力，保证在完成征购任务的同时不威胁农民的口粮，只能采取不断下调征购任务的做法，并最终在上下级的有效沟通下，顺利完成了当年任务。*田锡全以河南省为个案，讨论了计划供应时期军用粮食票证的制度演进*。

减租退押是中共建政后重构农村经济社会的首要步骤，以往研究重在揭示这场运动的政治属性，却忽略了其经济面向。张会芳以无锡农村减租实践为例，讨论了中共通过经济层面的减租，开展政治动员的过程。文章认为，抗战胜利后的无锡农村租佃关系，整体上趋向缓和。因此对待中共推动的减租实践，各阶层的态度并不统一。但在消灭地主阶级剥削的革命话语下，租佃关系的地区差异和不同群体的态度异同，都被统一的革命政治所洗礼。正是在这一点上，减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变革，更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就结果来看，减租的政治效应也明显大于经济效应。经过减租斗争，那些原本在北方老区土改中遍行的诉苦、清算等政治斗争方式，开始在江南农村落地，并为接下来的土改奠定了政治基础。*王敬尧和魏来在当代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制度在产权结构分化的总趋势下呈现出所有权的稳定性和实践中的弹性化。这种存续和变迁的特征可以用“黏性生成—黏性稀释”的框架来分析，其中制度环境和路径依赖是制度黏性的生成诱因，在制度的存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非正式制度的渗入成为制度黏性稀释的关键因素，影响着制度的变迁。*

集体化作为当代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制度建构，一直都是中共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但在以往有关集体化形成的研究中，人们多聚焦于高层的经济与政治诉求，很少考虑区域社会因素。徐勇对集体化和家庭经营发生机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文章最值得关注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长时段的视野；二是区域社会的视角。文章认为，无论是集体化还是家庭经营，都有着较为鲜明的南北差异，其中北方地区更易于接受集体经营，南方则更为偏向家庭经营。作者以为，要理解这种差异，需要一种长时段的区域思维。文章从村庄的区域性、地方领导的区域性以及国家决策的区域性三个面向，讨论了相同政策在不同区域出现的实践差异。并据此认为，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不同阶段的经营方式变化，需要在结合地方社会特色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贯彻和实施。*孙启正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讨论了中共是如何在改造传统互助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实现“组织起来”的目标的*。赵兴胜认为，中共在乡村推动集体化主要源于其反贫困的乡村问题意识*。

在集体经济研究中，集体制因缺少必要的物质激励而出现劳动效率低下的现象，几成学界共识。李怀印等人提出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去思考，并以搜集的全国16个省131份乡村史访谈为据，从制度和环境的角度重新思考了集体制时期的农民劳动积极性，强调了该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在研究中指出，虽然集体化时期的物质激励机制并不明显，但诸如收入分配、统购统销等正式制度和社会网络、集体制裁等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农民行为。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差异，也对各地的农村经济产生了影响。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民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因此，“仅仅把他们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个体，仅仅对外加的微观经济制度和由此所产生的物质激励的有无、强弱起反应，那就忽略了农民赖以生存和劳作的社会空间的复杂性，把毛泽东时代集体制农业的丰富现实加以简单化了”。*黄英伟和张晋华从生产队差异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公社的效率损失问题。文章认为，“生产队可以解释农户收入差异的三分之一强”，这种影响是通过结构性因素(现代生产要素)和制度性因素(国家税收比例)共同作用的，其中现代生产要素采用越多、国家税收越少，越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

责任田是集体化时期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调整的典型。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角度来解释责任田的兴废。葛玲对安徽放弃责任田过程的研究发现，虽然政治情势在责任田改正中发挥了影响，但制度设计上的内在缺陷也是其不得不改的重要因素。她的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责任田的改正中明显比省委积极。这主要因为远离权力中枢的基层，更少受到中央关于责任田认识分歧的影响，而省委往往因为中央的分歧而显得态度犹疑。相较于中央对省委的影响，基层干部更多考虑的是责任田在实践中无法避免的政治风险，如作为责任田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的“五统一”就很难坚持。正是在高层政治情势的转变以及责任田制度设计内在矛盾的共同作用下，这个看似应受农村欢迎的体制变革在改正实践中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甚至提前完成了改正目标。*

在中国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模仿苏联多被视为最基本的路径依赖。但哪些是模仿苏联的结果，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中苏关系的变动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却很少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林超超以苏联经济核算制在中国的实践为例，揭示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复杂性。文章指出，中共在根据地时期的经济管理中，已经引入了作为苏联计划经济管理方式核心的经济核算制，但由于中共更习惯于政治运动的贯彻手法，缺少计划经济制度建设的实践能力，因此经济核算制并未真正落实。“大跃进”时期，中苏关系的变动以及运动式经济的膨胀，更让经济核算制的贯彻一度中止。“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旨在规范经济管理的核算制又被重新提及，但很快在“四清”中被当作“利润挂帅”的典型遭到批判。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除东北地区因为得到苏联援助略显特殊，其他地方对苏联模式中的制度化管理多数时候都是在排斥。因此，这也使以往将计划经济的低效益归咎于政治因素的解释显得片面，“非制度化管理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物力和人力损耗”，以致计划经济难以成功实现资本大量良性积累，更是其长期低效增长的缘由所在。*

除了上述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传统经济秩序的改造以及三线建设也在本年的研究中受到关注。如王玉贵梳理了苏州私有出租屋的改造*，崔龙浩关注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后上海私营纺织工业的工人工资变动*，王毅和钟谟智讨论了三线建设中企业内迁对职工生活的影响*，徐有威等人分析了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中的人口迁移及其与皖南的地方关系等问题*。

回顾本年的经济体制史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视野的拓展是最大特色。除了以往研究中较受关注的粮食问题以及经济改造之外，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实际效益成为本年的研究重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不少研究开始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并从其内在困境的视角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的低效益问题。当然，就整体而言，这样的细致化研究仍不多见。而且通过比较也可以发现，相较于组织制度和社会重构问题的研究，经济体制研究仍显薄弱。因此，从制度层面解读社会主义时代城乡经济运行状况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

二、组织制度史研究

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多集中于事件或运动来龙去脉的梳理，较少关注影响长期历史进程的制度创建和运行。以致在许多学界同仁的认识中，中共历史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即使带有制度色彩的组织史研究，也多是围绕人事、机构变革与政策的梳理，很少讨论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中的运行机制*。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中，有20余篇文章讨论了组织制度的内容，从而使制度史研究成为年度热点之一。具体包括政党组织尤其是党员成分、干部制度及其实践以及政权建设及其运行机制的历史研究等。

在本年度的研究中，易凤林讨论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由知识分子向工农转化的过程，并提出了“差异性构成”的命题。他认为在大革命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助推下，中共的工农党员数量急剧增加，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不过政党组成的多元化，虽然表明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以及社会对中共认同度的提高，但也在党内造成了革命信仰的差异化。比如相较于工农党员，学生党员的政治信仰就更具有群体性和自觉性。*杨发源分析了抗战中后期山东农村基层党员在减租减息中的身份冲突。他发现，在减租减息的革命行动中，农村党员兼具政党意志的执行者、社区利益的维护者和身家利益的追逐者等三重身份，结果在同一党员身上出现了党性和乡土性的纠结。这种纠结在不同党员身上的差异化表现，导致了减租减息实践的地区差别。*

孙会修以大革命时期上海区委的支部建设为中心，探讨了中共早期城市动员的艰难。由于工人阶级意识的模糊，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区委虽将支部建设作为组织工作的重心，但效果甚微，甚至正常的支部工作都无法展开。在此情形下，中共上海区委只能靠与资本家和帮会的合作，来推动城市革命的开展。“帮会革命”不是政策摇摆的结果，而是基层支部难以承担革命之重担的无奈选择。*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给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却并未对中共的革命进程带来颠覆性影响，这取决于中共党组织在逆境中的自我修复能力。李里以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通过探讨1927年至1928年中共党员群体与组织关系的分合历程，展示了中共党组织在逆境中的自我修复机制。文章认为，地缘、血缘等隐藏于组织体系下的党员网络，是中共在有形组织体系遭到破坏下党员得以重新聚集的基础，组织审查则排除了党员回流对组织产生的安全隐患，二者共同形成了组织的自我修复机制。*

在中共组织史上，“三八干部”既是革命的骨干力量，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其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相较于工农干部有着更高的文化素养。如何将这些带有相对独立思考意识的知识群体导入革命轨道，将革命理念融入其内心世界并外化为具体行动，是“三八干部”养成的关键。黄道炫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锻造实践的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黄道炫认为，中共在推动知识分子向革命干部转变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步骤，即固化而不僵化的学习训练、考核淘汰的选拔机制、向党交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党校的重复教育等。经过这样的过程，“抗战时期中共的干部养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有此成功，一方面是借鉴了苏联经验；一方面是中共自身的创造，如干部关怀制度的建立，以及立足传统中国人情社会特点对党性和人性的正确权衡等。抗战时期中共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则为这样一条干部养成之路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李里峰从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视角，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干部政策。他发现，和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外来干部相比，本地干部虽然文化素养较低，却因掌握地方性知识而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虽然党组织比较注意缓和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尽力消除“宗派主义”的弊端，但始终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以致在理想状态下本应被党内科层制的组织层级和工作关系所取代的血缘、地缘等因素，却始终在革命的乡村动员中发挥着作用，亦使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地方革命”。*侯竹青同样关注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干部政策，其重点在华中根据地的干部地方化。文章认为，中共以整党、训练等方式对地方干部的培养，在优化根据地干部结构的同时，也密切了干群关系，有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杨东在集中考察陕甘宁边区县长的群体结构及其施政要务后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县长多数由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担任，这样的群体结构决定了县长们的施政特点和历史局限。不过整体而言，边区的县长还是体现了浓郁的延安气息和时代特征，亦反映了中共干部政策的独特理念。*

干部是中共实现政策落地的主要依托，如何培养和使用干部不仅是革命的重要工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1949年开始的城乡建政中，同样需要一支坚实的干部队伍。但现实并不如意。何志明对川北地区的研究发现，干部匮乏是如川北这样的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面临的首要难题。为应对困难，川北区党委采取了上、下结合的方式，既接收上级输送的干部，又注重培养本地干部。本地干部的培养主要包括三大群体，即地下党干部、民主人士干部和乡村干部。经过这样的过程，川北区党委不仅组建了庞大的地方干部队伍，更促使较少本地色彩的南下干部也呈现出地方化特征。不过无论地方化后的南下干部，还是本地培养的干部，虽然有时会是当地利益的认同与维护者，但当中央政令与地方利益冲突时，他们的行为选择都是维护中央利益，体现了日常工作中的“向心力”。*

类似川北区党委所面临的干部问题，在中共建政之初的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各地的应对结果却又不同。如广东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也是因干部问题而起。李坤睿对海南陵水县土改和反“地方主义”关系的研究发现，以往研究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土改政策分歧，视为反“地方主义”诱因的认识并不准确，土改认识分歧说不能作为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发生的充分解释*。黄伟英对赣南地区“老革命”与新政权关系的研究发现，当地有过革命经历的“老革命”，在中共建政之初虽受到过短暂重视，但在土改结束之后，有些人就被整顿清理出革命队伍，以致和新政权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如此结果是因为在新政权和“老革命”之间曾有过互相怀疑。*除以上围绕干部问题的讨论，丁龙嘉也强调了“南下干部”研究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研究，黄利新还关注了中共在城市建政中对积极分子群体的培养和使用。他认为，城市建政中的运动型行政，催生了大量的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在中共的积极挑选和培养照顾下，亦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运动型行政的特点，也使中共在积极分子的挑选中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积极行为，而非原有的身份色彩。这种先天不足使得积极分子队伍虽然庞大有余，但也同时存在着稳定不足、阶级成分多元、工作方式粗暴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积极分子向街道居委会成员的转变中才被逐渐克服。*

大革命失败后的工农武装暴动，产生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于化民探讨了苏维埃革命如何从宣传口号到革命纲领，并最终落地为政权组织形式的过程。文章认为，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出现，主要源于共产国际基于大革命的失败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政权不应再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不过最终的实践证明，这个外来的政权组织形式未能成为革命胜利的依托，反而是毛泽东基于井冈山斗争实践总结出的红色政权理论，指示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革命政权建设的先河。*周家彬认为，中共自二大开始，就在政权设计上出现了瞿秋白的平民本位和陈独秀的国民本位两种争论，并最终在“革命民众政权”的名义下整合了党内分歧*。龙心刚和谢春娅从全民动员的视角，讨论了中共在“武力与民众结合”路径下，在苏区创建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过程及其影响*。郭宁在讨论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地区武装力量形成的过程时指出，中共武装的“主力军——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三个层级并不是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关系，而是相互交融互有重叠并互相转化的*。此外，在政权建设的问题上，程凯还讨论了1949年前后作为一种“复合性体制”存在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闾小波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共选举策略的转换和调适*，赵入坤和石武英则分别关注了一届全国人大的基层选举*和1949年至1952年湖北农村选举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重要的视角。在此思路下的多数研究都认为，以1978年为界限，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变趋势。前期是国家向社会的不断渗透，而后则是市场力量影响下社会的不断壮大。但侯桂红对1978年以后行署设置及其职权演变的讨论，表明上述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在既定的制度规范中，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的行署本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一级政府行政、财政权，但事实却是，行署的财政状况以及收入和支出结构反映出，这个派出机构的职权和地方政府并无两样，同样有着极为强大的财政经济权力。这种情况表明，1978年以来的改革并未明显改变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因为即使在派出机构的层面上，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也没有弱化，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应然状态的达成仍然尚需时日。*

从本年的组织制度史研究看，中共党史研究已逐渐走出以往偏重运动或事件的研究倾向，将更多目光投射到制度层面。但是整体而言，当下的组织制度史研究，仍然过于偏重组织构成及其成分，1949年以前的研究尤其如此。相较而言，中共组织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主导下的国家制度建构历史，以及中共组织制度和国家制度地方实践的历史，虽然有少量的研究，但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这应当成为今后中共组织制度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三、社会重构史研究

无论是在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中，还是在建政后的社会重建中，社会变动都是中共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在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革命进程中的社会重构成为学界的讨论热点，本年依然如此。2016年的社会重构史研究，大体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与革命进程相伴随的社会变革研究；一是着眼于意识形态塑造的社会与政治认同建构研究。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中共早期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多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不过多数的研究都着力于揭示农民运动的即时状态，没有将重点落在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上。高原在对广东农民运动的研究中认为，农村革命和农民运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农民反叛或集体抗争，还应理解为“乡村政治系统的重构”，需要关注乡村政治基本构造的变化。他以海丰农民运动为个案，探讨了在县以下的半正式治理空间内，农民革命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影响。文章认为，20世纪20年代广东农民运动的最重要政治后果就是“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兴起。虽然这样的“革命型乡村政治”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未必能够成功，但却在重组县乡基层政治的基础上，给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中共主导的农村革命中，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分类体系，是极具社会重构意义的事件。以往学界在研究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时，大多关注阶级划分的基层实践及其偏差，甚少关注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分类体系是如何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确立的。孟庆延以量化阶级标准的推动者王观澜为主要考察对象，梳理了量化阶级标准在1933年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的实践过程。和以往主要聚焦于政策实践的研究思路不同，孟庆延对量化阶级标准引入土改实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特有的精神气质(如在学生时代形成的高度自治和自主精神等)来展开，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马列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以及“算阶级”这样的政治行动如何成为革命实践的传统。文章认为，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非乡村知识分子有着“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因此当其设计的阶级标准和乡村实践出现张力时，他们的选择只会是以另一种“抽象”来解决，而不是对标准本身的反思。这既是土改实践中出现“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背离的根由，也是其内在局限的历史根源。*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减租减息政策，多被学界称为“静悄悄的革命”。这样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尚缺细致分析。俞小和认为，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成功贯彻，离不开“说理会”这个特殊的运作模式。文章从理性选择论的角度讨论了“说理会”的出现，并分析了“说理会”在翻转农民和地主关系中的作用。对中共而言，“说理会”虽没有阶级斗争激烈，但同样起到了贯彻政策、动员农民的政治效果。*除了这些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区土改依然受到学界关注。郝平梳理了太行解放区的土改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王志龙考察了同期中共领导下的乡村献田运动*，张红云研究了沂蒙解放区人力支前工作等*。

妇女作为中共革命动员的重要对象，在以往的革命史书写中多被塑造为一种“英武的形象”。江沛和王微对华北根据地女性缠足之变的研究发现，这样的政治书写并不确切。抗战前，华北地区妇女缠足仍然存在着“城放乡缠”的二元形态，这也表明华北乡村女性的生产生活地位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但在战争到来后，“三寸金莲”成为女性适应战争状态的身体缺陷，传统习俗在战争环境下急剧改变，与之伴随的是中共倡导的女性解放。不过在革命的现实需要下，女性解放并非单纯的身心自由而是男性化的形象塑造。*周锦涛对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劳动的分析，同样反映了这种困境*。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后推动乡村社会变革的重要步骤，本年度，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以往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多从经济与政治层面讨论土改的积极意义，很少关注土改带给乡村社会的心理冲击。刘洋对内蒙古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表明，农民的心理之变同样不容忽视。文章从“倒霉者”的视角，呈现了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道义原则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倒霉者”的记忆中，土改不仅仅是一场消灭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义，而是有着更深刻含义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农村威权结构的重组，“什么人被推到权力结构的上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政策”；其次是对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积极影响，直接表现是“国家就此抓住了农民”。*崔一楠和陶利江则从身体政治的视角，强调了中共土改中的人之再造诉求*。

陈贵明通过对闽西蛊毒传统与阶级划分关系的研究认为，土地改革的实施过程并不只是一项重要政策自上而下被贯彻的过程。参与土改和划分成分的干部和群众，出于各种原因，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着自身的社会关怀和文化传统进入这一政治过程。具体来说，阶级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当事人的政治经历和社会经济状况，但由于中国区域的多元性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阶级划分的具体实践中，宗族、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不时“干扰”阶级划分的顺利进行。蛊毒问题揭示了传统宗教观念、仪式及其中包含的分类意识对阶级划分实践的介入和干扰。*

在中共推动的社会重构中，除了有政治和经济手段对社会结构的改变，意识形态层面的新政治形象塑造也是重要步骤。这种新政治形象的塑造，包括以劳模为代表的个体形象塑造和整体国家形象的塑造。

刘亚娟以上海“摩登”女劳模黄宝妹为个案，揭示了中共在推动社会变革中遭遇的理想和现实之两难：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劳动光荣”理念的培植是其开展劳模塑造的基本政治诉求，而在现实生活中，工人生活改善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又迫使其不得不接受如黄宝妹这样“摩登”劳模的出现。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黄宝妹的“摩登”形象，是旧上海都市魔力的遗风，但在展示劳工形象的国际场合，这种旧都市的遗风却又成为中共展示自我成就的媒介。文章以黄宝妹的个人历史反思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连续性，又以黄宝妹兼具“摩登”与“劳模”的多重形象，动摇了以往人们对劳模艰苦朴素以及劳动性和阶级性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揭示了中共在塑造工人阶级形象过程中的矛盾和紧张。刘文的研究表明，中共建政之初的社会改造，并不单纯反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个人、地方和国家三者之间相互妥协、共谋共生的多维互动。*除了刘亚娟的研究，本年还有多篇文章讨论了劳模、抗属等特定群体的形象塑造对中共开展革命动员的影响*。

除了延续根据地时期的劳模形象塑造，以特定的文化载体或活动建构某个群体的政治文化认同，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重构社会的重要内容。沙垚从20世纪50年代关中地区皮影戏的命运变迁中，读出了中共以民间戏曲塑造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努力。沙文指出，在政党机构的组织和动员下，农民戏班进入到国家计划体系，结果亦使农民获得了与其政治经济身份相匹配的文化身份。*王海洲借助女民兵宣传画的图像政治学分析，讨论了女性群体的国家认同构建。在分析156幅女民兵宣传画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在1949年后的系列政治运动推动下，女民兵组织成了新中国女性身份多元化的象征，被形塑出了雄化的身体。它们分别对应了女性对国家空间形态(疆域、民族、领土主权)、时间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形态(国家的主体能动性)的认同。*赵峥通过研究新中国初期西康少数民族的内地参观访问活动，讨论了中共建构边疆民族政治认同的过程*。除了上述研究，崔丹和李军全分别讨论了上海旧职员和儿童的政治认同塑造的过程*，刘素林和韩晓莉关注了戏曲表演者从“旧艺人”到“新演员”的角色转换过程*。

除了围绕特定群体的形象塑造和认同建构，宏观层面的民族和国家形象建构也在本年引起学界的关注。张太原讨论了抗战时期中共推动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过程*；陈金龙以毛泽东访苏为线索，勾勒了毛泽东与苏联形象建构的过程*；周良书则以文艺领域的“新中国故事”书写，以及国家仪式和历史话语创造、记忆国家的过程，讨论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赢得认同的多元背景*；徐锋华围绕《中国建设》的创办，讨论了中共在建政之初形塑新国家国际形象的问题*。其他一些对新中国之初文化改造的研究，也回应了上述问题*。

从本年的情况看，社会重构史研究在延续以往热度的同时，视野也在不断扩大，比如研究目光从政治经济领域延展到文化以及形象建构层面。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样存在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虽然少数研究注意了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但多数的社会重构史研究，仍然未能摆脱“社会改造”的思维定式，缺少对改造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多元互动的分析。其二，近年来学界受底层研究的影响，开始注意倾听被埋没的底层之声。虽然此研究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并非完全处于政治权力的无缝笼罩之下。但这样的研究则需警惕不能陷入另外的极端，以致将社会的自主性夸大为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样貌。其三，从近年来学界的研究趋向看，农村社会重构的研究仍是多数人的兴趣所在，与之相比，城市的社会重构研究仍显不足。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关照。

四、外交、人物与事件史研究

人物与事件历来都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党际外交亦如此。本年的政党外交研究，主要涉及中美及中朝关系问题，人物研究则主要围绕毛泽东和李大钊来展开。特殊事件的研究，最大的特点不是着力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对特定事件研究史的回顾和前瞻。

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转变，是中共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共对美政策的回应，较少从中共自身角度梳理其政策的变化。牛军的研究发现，1944年至1946年间，中共对美政策经历过一个“合作—中立—对抗”的演变过程。这种转变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中共革命战略转变的需要以及中共领导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思考等。在梳理中共政策的演变中，该文除了关注中共对美方政策的回应及自身革命战略需要的因素，还重点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及其与中共革命之关系的思考。文章认为，深受中国战略文化熏陶的中共领导人具有明显的“天下”思维，他们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既受此传统思维的影响，也受到苏共有关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世界革命的认知和“天下”观的传统战略思维叠加，决定了中共的对美政策本质上仍受“国际统一战线”思维的制约。关系密切的时候，美国是统战的对象；关系恶化时，美国又成为首要且最危险的敌人。这样的认识既影响了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也对后来的中美关系演变有着深刻影响。*

中朝关系在中共建政之后的社会主义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抗美援朝之后，更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中朝关系“是由鲜血染成的”固定认识。沈志华对1945年至1950年间中朝两党关系形成的研究发现，以上的固有认识并不准确。在中朝两党关系形成初期，更多是一种看似亲近实则疏远的状态。这种关系状态的出现，主要因为中朝关系受到四种因素的影响：一是作为有着相同革命目标和理念的革命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理论成为两党构建双方关系的基础。虽然在莫斯科的居间沟通下，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的中朝两党，有过互帮互助的经历，但其形式和程度都受制于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二是在世界革命的理念下，地理接壤的中朝两党应该共同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但实际结果却是建立了各自独立而无法融合的政治体，这成为两党关系的现实基础；三是中朝边界跨界民族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成为密切两党联系的纽带，但也同时因此生出许多麻烦和困难；四是随着中朝两个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两党在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的同时又不能摆脱苏联的影响和世界革命的认识框架。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中朝两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在“中国革命成功后许多年还是中朝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本年的外交史研究还关注了以下问题：美国与国共内战的调停问题*；60年代的中法建交和台法交涉问题*；1970年前后的中美关系缓和*以及美共和中共的关系*；1970年前后中国核军控政策的调整*；新中国的夫人外交*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印和中缅关系等*。

毛泽东一直是中共人物史研究的重点对象，近几年随着《毛泽东传》以及《毛泽东年谱》等资料的公开出版，相关研究史料大为丰富，不过学界的毛泽东研究并未同步推进。在此背景下，俄国学者潘佐夫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因自称大量使用了苏联解密档案而受到重视。不过杨奎松的书评文章认为，潘书的最主要价值和贡献，主要是“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俄、美等诸多方面各种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时提供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国档案的披露则极为有限。对于译者突出强调的潘书之“史料价值”，文章作了重点讨论。杨文指出，从引用史料的来源看，潘书所称的“史料价值”是有问题的。潘书所用俄国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而在俄国保存中共历史及毛泽东生平思想等史料的档案馆至少有七八家之多，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并非最重要的一家。从苏联解体后披露的毛泽东历史档案情况看，大多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政策档案馆提供，迄今两馆中还有大量的重要档案尚未被发现和利用。其他如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内务部档案馆以及经济档案馆等同样藏有和中共历史有关的史料，也极少得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部分利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一家史料的潘书，“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利用俄国机密档案研究毛生平思想的问题，就大错特错了”。*此外，陈昭启以毛泽东的自我界定为线索，讨论了其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之思考*。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有特殊贡献。侯且岸从李大钊思想形成的特殊理论、理论内涵、西学背景以及思想特征等四个方面，对五四时期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作了反思性研究。经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文章认为以往的李大钊研究受到了规范认识的影响，以致出现认识误区。而根据“一系列有事实根据的假设”，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另一种思想传统，在这个思想传统中，李大钊可以被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张艳国围绕对俄国道路的认识，比较了李大钊和瞿秋白的异同，并强调他们之间的认识分歧是一个阵营内的不同看法和差异性理解*。邓军也以恽代英为例，分析了五四时期的社团实践困境，如何促使知识分子转向“主义”的过程*。杨新新分析了1921年至1924年前后彭湃与中共及陈炯明的关系转变*。

陕北肃反是中共党史上较具争议的历史事件，关于其发生的始末缘由虽有不少的回忆和研究，却一直争论不断，至今仍众说纷纭。魏德平考察了陕北肃反的争论始末。虽然未涉及事件本身，但仅由文章呈现的事件争论之历史性变化，亦足可见陕北肃反之复杂性。*

“大跃进”和1960年前后的国民经济困难是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学界围绕二者何以发生有过诸多讨论。本年有两篇文章从政治体制运行的视角，分别谈到了上述问题。刘握宇通过对“跃进”前后的基层权力关系及干部行为的分析认为，在“大跃进”的过程中，不仅农民会通过发牢骚、编顺口溜等方式发泄不满，部分公社干部的表现也并非全部积极。这些干部对农民的遭遇表示同情，虽然他们不敢公开批评中央政策，但会通过汇报工作时的讨价还价、匿名揭发等方式，间接表达不同意见。不过这些反对之声并未成为“大跃进”的制约力量，反而因为敢言干部遭受的批判打击而改变了基层政治生态，强化了基层政权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使个别领导人的独断专行成为基层决策的主要机制。这样的权力架构阻碍了政府内部的信息通畅，是产生饥荒后果的重要制度因素。*

1960年前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最大问题是严重缺粮，即所谓饥荒。以往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原因和规模的揭示，对中共的救灾机制少有分析。陈东林的文章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文章从报灾救灾机制演变的视角，讨论了中共高层以及地方对饥荒的认识和应对。他发现，中共建政之初承继的传统报灾救灾机制，在“大跃进”中发生了转变，代之而起的是在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报告—批转个案—指导全局”的互动关系和信息反馈机制，这使地方向中央报喜不报忧蔚然成风。这是饥荒灾情迟迟得不到上报和应对的重要制度背景。此外，“反右倾”斗争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也使地方不敢如实上报灾情甚至说假话，致使中央对形势的误判得以延续，形成了恶性循环。1960年后，中央虽因灾情的揭露将救灾作为重要任务，但对原因的错判又打击了地方干部说真话的积极性，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文章认为，中央最高领导人抛开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通过以党代政的方式直接指挥地方党委的做法，破坏了专业化的报灾救灾机制，是饥荒加重的重要原因。*

“文革”作为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历来都是海内外学界的瞩目焦点。本年有两篇文章对国内外“文革”研究的现状作了重点评述，并展望了将来的研究前景。金大陆的文章重在讨论迄今为止的“文革”研究现状及将来的可能前景。在回顾两岸三地及海外“文革”研究的状况后，作者指出，学界传统认识中“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海外的说法并不确切，“文革”研究的前途，最根本的还是要取决于国内学者的努力和贡献。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研究者摆脱“图谱化的倾向”和“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的影响，将“文革”放入历史学的学科轨道中进行研究。*王海光在国内“文革”研究四个阶段的回顾中也指出，40年“文革”史研究呈现出的最鲜明学术气象，就是从单一叙事发展到今天的多复线叙事。而今后的“文革”史研究，则需要在“彻底反思”的语境下继续“多复线构建”，处理好高层与底层、中央与百姓、国家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城市与农村、政治与生活、特殊与普通、非常与正常等八个关系。*

五、理论与方法研究

近年来，在学科融合思维的冲击下，如何通过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已成党史学界的基本诉求。本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又成热点。其中既有对抗日战争史、改革开放史以及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笔谈讨论，也有围绕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野拓展的思考。

虽然本年度的抗战史研究没有延续去年的热度，但围绕抗战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却成为年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亮点。在《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组织的抗战史研究笔谈中，王建朗从改进方法、拓宽视野的维度谈及深化抗战史研究的可能。他认为，在方法层面，细节研究和综合比较研究尤为重要。至于研究视野的拓宽，王文也提出了三个面向：即从国家视野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从国际视野看亚洲主战场与东方主战场、从历史的视野作系统研究和个案研究等。*杨奎松则主要从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性谈到了今后抗战史研究的突破点。他认为两个问题使战争史研究尤为必要，一是中国的抗战宣传虽然热度持续升高，但却存在诸多事实和数字失真的问题；二是中国学界始终没有拿出建立在可靠的交战各方档案文献基础上，令中日及国际学界信服的战史研究著述。近年来中日双方尤其日方历史资料的公开，也为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可能。从已有的研究看，只要综合运用了中日各方的基础档案资料，战争史的研究完全可以展开。*齐小林从装备、技术等层面对百团大战的研究，即是战争史研究的实践*。

桑兵也从多方史料运用的角度提出了夯实抗战史研究基础的重要性。他认为，好的抗战史研究，不能仅仅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视野来进行，中日战争还牵涉到美英苏德等多重关系。仅在中国一方，也至少存在国共这两个抗战的主体，再加上敌后战场的各阶层民众，因此中国立场的抗战史研究也需要多重视野。为了呈现多重视野下的抗战史，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将各方史料比勘印证之能力，这是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基础。在各种抗战史料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日双方的资料。而且日方资料，也不限于日本所藏的档案资料，更包括中国各地档案馆所藏的大量日军遗留档案。*江沛从“历史三调”的视角，检讨了以往抗战史研究的视野局限。他认为，在浓厚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下，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主要围绕中共抗战及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总结，少有对坚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之客观评价，也不能接受对日伪政权的中性表述，以致神话的传说、亲历者的片面口述和有意识的选择在抗战史研究中有着充分体现。而今后的抗战史研究，则需要研究者清醒意识到“三调”间的差异性，通过建立在各方扎实史料基础上的细化研究，澄清抗战史特别是沦陷区史研究中的诸多误区。*

改革开放史研究，在近年来的党史研究中被大力提倡。2016年6月，《中共党史研究》杂志联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召开了“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笔谈与学术座谈会，并开辟了“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专栏，推出了一批理论和方法反思的成果。郭若平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首先明确的是，它是党史学科范畴意义上的研究，要从思想与实践互动的角度来展开，并应建立其自有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刘国新主要从构建完整的叙事链条并实现理论自洽以及避免概念的狭义和窄化两个角度，讨论了开放和改革的同等重要性问题*。辛逸以乡村史研究为例，指出了制度视野和长时段思维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文章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打破以1978年为界将新中国乡村史截然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的理念与范式，注重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社会建设和技术储备对新时期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将两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延续发展的完整演变过程进行研究。*金延锋论述了地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践路径*。郑谦则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的编纂为例，分析了如何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以及宏观与微观等多重关系的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此外，他本人通过考辨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区别，对中国改革对象的思考，也体现了改革史研究中的国际视野和长时段思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登一组笔谈文章，就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郑有贵在如何评价人民公社的研究中指出，当前学界对人民公社的认识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情境。在他看来，“废除人民公社”显然不是预设好的改革目标，而是人们的事后概括。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民公社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学界不能因为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就完全否定其历史作用。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废除人民公社的实质是在农村组织体系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废除，不是对“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积累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的废除”。*

萧冬连在讨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大局关照时，提出了需要学界注意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以贯通思维来展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具体做法是打破1949年和1978年两个时间节点，发掘制度、结构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持续性影响。第二个问题是把中国史研究放入全球视野。中国革命中的苏联因素，要求革命史研究必须跨出国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冷战背景以及改革开放的国际因素更表明，理解20世纪中国史必须要有全球史的思维。第三个问题是通过讨论政治决策、多层级互动以及基本制度，将政治史研究推向深入。第四个问题是在推动眼光向下、重视个案研究视野转向的同时，要始终怀有对“整体历史”的关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界的乡村革命研究就引起学界的关注。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的思考，虽然主旨在拓展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对革命研究的省思与展望，亦对中共党史研究有所助益。在应星看来，既有的革命史研究，存在着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连续性的断裂、成败问题意识左右的历史目的论以及“求真”和“求解”的张力等问题。他主张在实证史学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的想象力”，以给革命研究带来新的冲击。文章认为，社会学视野中的革命研究，应该着重于思考“一种文明在革命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纲者的精神气质”。至于具体的研究思路，可从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献和组织结构入手，将意识形态的术语及规则转化为学术分析对象。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研究入手，揭示中共的制度结构和文明气质。要实现上述研究目的，则需要研究者带着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地进入地方史，将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及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

“新革命史”是近年来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视野，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不过对何谓“新革命史”以及应当如何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李金铮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新革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他认为，“新革命史”就是以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具体的研究方法，则包括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五个方面。*

除了上述这些较为集中的思考，特殊史料的搜集和解读也在本年引起了学者关注。钱杭通过对《前十条》附件《偃师报告》的深入解读，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河南中部农村的宗族问题。他认为，《偃师报告》还原了人们在政治理念规训下逐渐误读和偏离“常态”的过程，透露了基层干部在政治上半主动、半真心的应对策略和无奈选择。*张思认为，在中国当代乡村史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贯彻田野历史学的理念，要请农民讲述自己的历史。因为在中国当代的乡村社会变革中，农民并非是被动的历史接受者和盲目的想象者，他们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侯松涛也以抗美援朝运动为例，讨论了新闻史料的研读问题。她认为，中共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类型史料，并非或真或假、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体现了史料的多元性特质，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在研究视野的开拓方面，本年的关注点集中于精神史、思想史和身体史等。郭若平认为，精神史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事和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共精神史的存在方式。精神史研究不同于精神现象研究，因此要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孟永讨论了思想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他认为，理想原则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特点。思想史研究的特征即是通过文本研究思想，着重于史实诠释，这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吴志军对拨乱反正时期权威理论重塑与演进的讨论，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探索*。本年还有多篇文章讨论了中共对特定概念的建构和使用，体现了思想史研究的色彩*。满永以土地改革中的身体政治实践为例，指出了身体在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参照意义，认为从新人塑造的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身体政治史。革命历史中的身体政治研究，亦可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转向。*

六、结 语

总体上看，本年的党史研究在延续以往热点的同时，可用“深”“广”二字来归纳其特征。所谓“深”，主要指理论与方法的检讨和反思，成为年度热点。既有刊物围绕特定主题组织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也有学者个人围绕研究视野与方法的讨论，这种情形在往年的党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所谓“广”，主要指党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无论是传统主题的深化研究，还是一些新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显示了研究视野的延展，呈现出多元化和具体化的趋势。比如政治领域的干部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研究、经济领域的粮食购销体制、集体经营体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建构和实践效果的讨论，即成为年内党史研究的突出特征，这在以往研究中也是很少出现的。这种变化首先反映了党史研究学术化水平的提升。不过研究主题的相对分散，也容易产生一种结果，比如难以凝聚较为明显的学术热点等。另外，本年度的党史研究还表现出跨学科研究思维的继续深化，比如非党史学者对于传统党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在史料的运用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渐成党史研究的核心史料基础。当然也存在一些需要警惕的趋向，比如不少具体化研究，在问题意识的凝练上还需努力。在基层档案资料的使用中，也需要开辟更广泛的类型，以克服单一类型资料的同质化问题。

展望今后的党史研究，我们认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仍可提出来与学界尤其是青年研究者共勉。一是在党史研究主题的选择上，要在多元化和具体化的同时，不回避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一些传统党史研究中具有争议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有了深入研究的可能。今后的党史研究需在秉持眼光向下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宏观问题的关注，在上下结合的视野下，从整体上理解革命的历史进程。二是在党史研究路径的选择上，可继续贯彻制度史的思维。近两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制度史的讨论逐渐增多，但总体上仍显薄弱。而且当下的制度史研究，也有两个较为鲜明的倾向，即主要集中于组织制度史的探讨，对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一系列重大制度设计，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流通体制、毛泽东时代的人事制度等，尚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宏观层面的制度形成和制度结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社会学等非党史领域，党史学界还缺少对类似问题的敏感度。三是在党史研究的方法和材料使用上，要始终有自省的意识。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党史研究的方法大为丰富。这在提升党史研究理论化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在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时，如何平衡史实重建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张力，就仍有讨论的空间。此外在史料的运用上，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要注意口述访谈等新型党史资料的运用。以本年的几篇干部研究文章为例，如果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辅之以必要的口述访谈，无疑将大大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但是在开辟运用新史料的

同时，又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高下并不以史料采用的新旧多寡为准。即如章清所言，历史研究不能陷入对“‘材料’的迷信”，更不能将“‘新材料’和好的研究等同起来”，因为“材料不会说话，说话的是历史学家，因此，新史料是否有价值，仍需审视其是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增进对过去的理解”*。

(本文作者 满永、葛玲，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1620；辛逸，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