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世界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一作者：钱乘旦 我是第一作者 >>

作者简介：钱乘旦，男，194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北京 100871

人大复印：《世界史》2013 年 02 期

原发期刊：《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 年第 20 期 第 3-9 页

关键词： 新史学/ 世界历史/ 历史思考/ 中国史学界/ 自主思考 　　New Historiography/ world history/ historical thinking/ china history field/ independent recognition/

摘要：二战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新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实际上是实现了对19世纪正统史学在“背离”意义上的承接。史学发生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问题，诸如历史学是否可以复原过去？如果可以，如何解释不同的历史著作对过去有不同的叙述和认识？历史有没有大线条？需要不需要“宏大叙事”？历史有没有借鉴功能？这些都应该予以严肃思考。同时，中国史学界在研究中应形成坚定的认识，有自己的思考和话语权。

二战以来，西方史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在历史研究的视野、理论、观点、方法和角度等多个方面，出现所谓的“新史学”。深入探讨这些变化，能够梳理出其背后的线索。

解析这些变化，首先要从兰克说起。兰克的史学传统对现代西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兰克在西方史学界的影响和地位不可比拟。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兰克及其史学也谈得比较多。我们通常把兰克看作“科学的历史学”的奠基人，兰克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是指对史料的“科学”鉴别和利用，强调史料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强调历史学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近代以来，随着理性主义的进展，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的力量，认为通过科学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可以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把这种理念延伸到历史学，就有人认为：通过“科学”地寻找史料、鉴别史料和使用史料，就能够复原过去，写出真实的历史，历史是可知并且可恢复的，兰克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兰克史学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史料出发，只要有真实的史料，就可以写真实的历史。

今天多数中国人对兰克历史学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认识，即“科学的历史学”。这个认识并没有错，但是不全面。除了“科学的历史学”之外，兰克史学还有另外两个特点，第一是政治史，政治主题贯穿于兰克的历史著作。兰克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一个基本要求，即掌握坚实的史料，“硬”史料；他认为这种史料只存在于档案馆中，包括政府文献、档案、外交文书等等，这些史料是对历史最真实的记载，而这些史料记载的当然是政府与国家的活动，所以写出来的必然是政治史。政治史是一个大概念，外交史、军事史、殖民史、战争史等都属于政治史。政治史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写的大多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并不关注小人物。民众的政治活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才被历史学家所注意，之前人们不关注这些。第二，兰克史学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国家史学的特点，它写的是民族国家史。兰克生活的时代是欧洲民族国家盛行、如日中天的时代，在当时的欧洲，一个个民族国家强大起来，彼此争夺，演绎着一部部生动的历史剧。兰克生活在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的要求，他的历史也就成了民族国家的历史。

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些就是兰克史学的传统，其中“科学的历史”是方法，“政治的历史”是内容，“民族国家的历史”是范围，三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兰克的历史学。

兰克史学传统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体系不是靠兰克一个人构建的，在兰克之前，史学界已经越来越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运用，注意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这门学科在成为一门专业研究领域之前，已经有很悠久的传统，一直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兰克时代，历史学才成为专业，成为“科学”的研究领域。比如，兰克以前的历史著作大多不作注释，东方如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如辉格派史学开山鼻祖马考莱的《英国史》，行文洋洋洒洒，内容丰富多彩，但都没有注释。到兰克以后，历史学著作中才大量出现注释，历史学也成了专业的“科学”研究。不过，在兰克以前，这种“科学”的观念已经出现了，对政治和民族国家的注重也已经开始。兰克集中体现了他那个时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造就的历史观与历史方法论，他是那个时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集大成者。

兰克史学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在兰克的时代，西方已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逐渐控制了整个世界。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优势越来越明显。西方文明如日中天，压倒了世界上其他文明，世界格局的天平日益向西方倾斜，以前多种文明相互平衡、各自发展、不分高下的局面被打破。西方之所以能取得这种地位和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族国家的出现，这种新型国家形态为西方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兰克传统和兰克书写的历史非常重要。另外，在兰克生活的时代，相比于欧洲其他地区，德意志长期落后，它没有能跟上西方历史潮流发展的第一班车即建立民族国家，有感于此，兰克也就特别注意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德意志统一是他追求的梦。所以，在他的历史学中，民族国家是研究的重点，他需要“科学”地证明其重要意义。由此，科学、政治、民族国家成为兰克史学的三大支柱，这是我们理解兰克的关键所在。

兰克对历史学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欧洲，而且遍及世界。但是，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兰克史学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天经地义、毫无疑问的，比如第一个组成部分，“科学”的历史学，兰克认为只要能够掌握坚实的史料，经过“科学”地鉴定与使用，就能够恢复历史的原貌，写出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可能不尽如此，我们退一万步说：假设所有的史料都是真实的，历史仍然不可能全部恢复，因为史料本身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况且对史料的鉴定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任何人也都没有绝对的自信、说他的史料是百分之百地真实无误。关于第二个组成部分即政治史，在兰克那里是历史学的内容，但人类历史难道只是政治史吗，人类活动难道只有政治活动？为什么其他活动不是历史、不能成为历史学的内容？至于第三个组成部分，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史学的研究范围。可是历史难道只发生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超出民族国家范围难道就不再有历史？这样思考起来，只要不把兰克当作神明的偶像，就会发现兰克史学的三根支柱都是可以动摇的，尽管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了学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然而就在兰克史学如日中天的时刻，对它的质疑也开始了。兰克史学刚刚成型，西方历史学界就出现背离它的趋势，以后的西方历史学，新潮流和新流派不断出现，冲击了兰克的史学传统。下面我们来梳理其中最有影响的几个流派，由此可以明白各种所谓的“新史学”，是如何在背离兰克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

19世纪末出现经济史，这是对兰克史学传统的第一次突破，因为它以经济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兰克史学中的“政治史”传统。经济史一经出现就流行欧美，到20世纪初发展成强大的史学流派，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就是经济史学家，他从经济史的角度讨论问题，解释16、17世纪英国的重大变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另一种史学新流派——文明史观出现，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斯宾格勒的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代表作是《历史研究》。文明史观认为，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不同文明独自发展，彼此之间联系不多。各种文明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并且有发展的周期与轨迹。文明史观是对兰克史学中“民族国家历史”的突破，在文明史视野下，历史研究的范围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文明史观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运动，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到死亡的生命周期，如同生物一样。这与兰克及其西方史学先辈(如黑格尔)的线性史观有很大不同，并构成了对“历史规律”的重大冲击。西方主流历史观一向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体现为从东方的早期文明、向西方的现代文明发展。文明史观却对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造成了巨大冲击。

20世纪下半叶年鉴学派兴起。年鉴学派起源于法国，一度风靡全球，影响了几代人对历史的看法。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头人是布罗代尔，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鉴学派的出现也是对兰克史学的巨大冲击。布罗代尔提倡“总体史”，认为只研究政治史不足以理解人类的历史，人类活动也不限于政治活动；受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人类活动非常复杂，而这些都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历史学应该关心的内容。布罗代尔把人类活动空间分为三类：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地理空间除了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还包括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规范、传统、规约等多方面内容；人类在地理空间中活动，同时又受其制约。地理空间的变化极其缓慢，往往需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过程。社会空间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经济状态，包括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社会现状、社会现象等，这一空间也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活动，是历史考察的重要方面。个人空间与个人密切相关，人类在个人空间中演绎一个个事件，其情节跌宕起伏，像一出出精彩的舞台剧。个人空间往往是历史研究者最关注的方面，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却最不值得关注，因为它不能体现历史的实质，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理论，他的视野从天上到地下，包罗万象，其范围包括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甚至超出了人类活动，布罗代尔不仅突破了兰克史学中“政治史”的传统，而且突破了兰克史学中“民族国家历史”的传统。年鉴学派的影响很大，当代西方历史学中很多流派都是在它的影响下滋生出来的，如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文化史、妇女史、计量史等。现代历史学对历史的理解已经大大扩展了，人们现在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属于历史考察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年鉴学派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继年鉴学派之后，西方史学界又出现几个重要流派，并在当时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史、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史。

社会史分为两种，第一种主要关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屈威廉。屈威廉所著《英国社会史》其内容就是衣食住行，是典型的这一种社会史著作。第二种社会史为更多的历史学家所熟悉，其内容其实是“除政治史以外的所有历史”。这种社会史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他也写了一本《英国社会史》，其中基本不谈政治史，而将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都纳入写作。这种“社会史”风行于20世纪60年代，它将政治史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是对兰克的“政治史”的刻意突破。

社会史对兰克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有部分突破。在兰克看来，只要有坚实的史料，进行科学的鉴别，实事求是地写作，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社会史也强调史料，但它使用的史料却没有那么坚实，其可靠性也难以确定。社会史考察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而这些历史大多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也是只言片语，并且很难判定其真实性。社会史大量使用此类史料，并使用众多的非文字材料，比如器物用具，口传记忆，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将这些材料纳入史料的范围是对兰克的重大突破，今天，人们对“史料”的理解也大大拓展了。

社会史与布罗代尔提倡的“总体史”有承接关系，它扩大了历史学观察的对象，也扩大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它还造成另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关注普通民众，关注小人物和小事情，从而扭转了历史学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倾向。从这个方面看，社会史是很有意义的。

但社会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基本上是陈述性、描述性的，缺少思辨，不讲究对历史的阐释框架。社会史属于“小历史”，不像布罗代尔那样提倡“宏大叙事”，宏大叙事主张历史学家不仅要追考历史事件中的细小情节，更应该追求历史的大线条，梳理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史虽然有意义、很有意思，但缺乏整体性的深层次思考，因此时而显得破碎、不成体系，虽说读起来并不枯燥。

新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到现在仍对史学界有很大影响。最近一段时间它逐渐被中国史学界所熟悉，一些新文化史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有更多的人开始了解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之所以被称为“新”，是相对于以前的“旧”文化史而言的。文化史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伏尔泰的《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等著作，就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历史，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更是纯粹的文化史著作。这一类文化史书写群体，阐释民族精神、气质、文化特性等。新文化史却把群体特征丢掉了，转而注意小人物的小事情，其写作强调趣味性、可读性，仿佛在写小说。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被很多人看做 42 37379 42 15873 0 0 7249 0 0:00:05 0:00:02 0:00:03 7247是新文化史的起源，这本书记录了几百年前在法国蒙塔尤这个村庄发生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琐细小事。勒华拉杜里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抛弃第二代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的大气派，开启以个人琐事为中心的先河。

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顿。戴维斯的代表作是《马丁·盖尔归来》，达顿的代表作是《猫的大屠杀》。《马丁·盖尔归来》写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假马丁因为得到马丁妻子的承认而被接受，成了她的丈夫。以前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解释，通常认为是这个妻子太愚蠢，以至于连自己的丈夫都认错了。戴维斯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释途径：一个长期守候、欲火难熬的妻子明知道假马丁不是自己的丈夫，却仍然选择留下他。但这个结论却引出很大的问题：作者拿不出史料去证明自己的说法，也没有人知道妻子的真实想法，由此而得出结论，其结果只能是推论。不过，这样就牵涉到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了：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得出结论呢？面对质疑，新文化史反问道：难道有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有谁能够保证，史料都是百分之百地真实、都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新文化史认定所有史料都是不可靠的，都不能表现真实的过去；所以，写历史就如同写小说，只要写得好看就行了。

新文化史背后有一种观念的支撑，这种观念相信：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把现在和过去分开，让人们不可能知道过去。历史学不同于科学，人类可以用科学的手段了解自然，是因为实验的结果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不断得到验证；但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它就不能重复了，任何方法都不能将它复原。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撰写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都不是真正的历史。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所有方面都抛弃了兰克的史学传统，对新文化史而言，历史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政治的，更不是民族国家的，兰克史学到这里就荡然无存了。这是一种历史观的完全变化，它挑战了兰克史学的根基，也挑战了整个历史学的根基。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尽管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十分庞杂，各执一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完全背弃传统的历史学。这种背弃不仅意味着对兰克史学的彻底否定，也意味着对整个历史学的颠覆。

但在另一方面，新文化史注重较小的课题，而这些恰恰是历史学家们以前所忽视的。在传统历史学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关注的重点，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在其关怀之中。新文化史将这些内容纳入历史写作的范围，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化史相当有意义。不过，如果历史研究全都照此办理，人类历史就变成一件件小事、一个个小故事了，张家长、李家短的，读起来有味，读完了没有什么可以玩味。历史被切割，整体形象消失了，看不见历史的大线条。这种现象可被称为历史学的“碎片化”，是当前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流行着另一股史学新潮流，即全球史。2002年我曾写过一篇介绍全球史的文章，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史还没有什么了解，但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大家对全球史已经多少知道了一些，只是对它的内涵、对它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对它的研究方法，可能仍不十分清楚。简单介绍一下：以前研究历史多是从纵向的角度来观察，比如一场战争，历史学家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一般会到战争之前发生的事情中去寻找，或者追溯得更远，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前去寻找，这就是纵向的观察角度。但是对历史研究而言，除了纵向的坐标，还有横向的坐标，全球史就是在横向坐标上进行考察。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看到由于横向运动而造成大范围区域内历史事变的例子，比如大汉帝国和匈奴的战争造成匈奴西迁，匈奴西迁引发欧洲大陆的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使罗马帝国受到所谓“蛮族”的冲击，罗马帝国终于解体，封建状态继而出现，接着便是欧洲一千年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用横向的视野去观察某一段历史，会发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会在另一些地方引发后果，造成区域互动。这个视野为过去的传统史学所忽视，纵向的历史观察看不到不同地方之间的互动，全球史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爆发，以前基本采用纵向的考察方式，用原始积累、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运作、农奴制解体等多种说法来解释。但是，如果换用横向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其他答案，英国有历史学家开始讨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态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什么影响，比如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动了，出现商品经济，由此刺激资本的流动，增加白银的需求，对白银的需求推动世界贸易体系，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刺激了英国纺织业，进而引发工业革命。这种说法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将很多地方牵扯进去，表现了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历史的角度，就是全球史的方法和角度。

全球史思想方法为历史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野，从这个方面说，全球史的出现非常有意义。全球史视野开阔，讨论大范围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大区域之间的变化，这和新文化史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文化史中，历史越讨论越小，变成一块块小小的碎片，谁都看不出历史的整体是怎样；全球史刚好相反，它建立了有别于布罗代尔的另一种宏大叙事体系，重新组建了一个系统，开创了一个新潮流。

不过全球史有一个重大缺陷。看看全球史代表人物的著作，无论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还是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他们在解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时，都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内部因素和纵向因果关系，这是全球史非常明显的缺陷。例如，在讨论文明是如何出现的问题时，全球史强调地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作用，比如两河流域最早出现文明，是因为它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处，是一个人类交往的大通道，三大洲的交流和互动使这个地方最容易萌发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在文明诞生的过程中，内部因素又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同样重要。全球史只突出外因的作用，这就不全面了。

深入讨论全球史背后的史学观念，会发现它仍旧是对兰克传统的一种背离。在兰克的史学传统中，民族国家是基础，而全球史则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完全否定。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全球史的三位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不把民族国家作为观察历史的基本范围，他们观察整个世界。民族国家在他们的视野中一带而过，甚至连“民族国家”这几个字都可以不提。这种观念背后有更深刻的意义，全球史是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的，那时几乎所有的西方历史学家都声称自己在做全球史。这种现象有其时代背景，那就是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或者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民族国家已经过时。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口号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在这个口号中，国家没有了，疆界消失了，西方军队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崛起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根本不会有西方的崛起。然而现在西方很多人相信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世界向大一体方向发展。他们的例子是欧洲一体化，声称欧盟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国家的过时。此种说法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即便拿欧盟来说，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究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还是以欧洲为单位？欧洲人究竟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还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欧债危机就不会延续到现在，希腊问题也不会这么难以处理。美国舆论是鼓吹民族国家超越论的最积极分子，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比美国更加强调它自己的国家利益，任何一个美国政客、任何一个美国人，做任何事都会说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不会说是为了“世界的利益”。所谓超越民族国家只是说给别人听的，美国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在全球史观念背后，或明或暗地隐藏着一股暗流，就是否认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当然，多数历史学家都是带着学术探讨的真诚态度在摸索全球史方法的，并通过全球史研究，倡导文明的平等、对话和交流，铲除西方中心论在历史学中的强势地位。然而，某些意识形态专家却试图利用全球史来否定民族国家的合理性，为维护西方对世界的霸权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综上所述，所谓的“新史学”，都是站在兰克的肩膀上、对兰克传统的某种背离，有的背离这一点，有的背离那一点，有的则背离全部。迄至今日，兰克史学中的三个组成部分——科学的史学、政治的史学、民族国家的史学都被突破了。由此可见，20世纪西方史学是对19世纪正统史学的承接，只不过是在“背离”意义上的承接。

史学发生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尤其是新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出现，对学术界及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无论是历史教师还是历史研究工作者，都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应该严肃予以思考。目前面对的有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历史学是否可以复原过去、是否能呈现真实、完整、客观的过去？

至少到20世纪上半叶，似乎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问题。但是“新史学”出现后，这个问题也就出现了。的确，历史学不是科学，不能通过重复实验来验证实验结果；人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来确定史料的真实性。历史一旦发生，便不可重现，这是历史的特点，也是历史学不能跨越的鸿沟。但是，历史学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承负着这样一个任务：试图追寻过去，尽可能地恢复过去。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只有通过史料，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史料不再仅仅是兰克的“硬史料”，史料的范围已大大扩张了，它包括人类活动所留下的一切。历史学离不开史料，史料是后人了解过去的唯一窗口。尽管我们知道历史学永远不能完全地复原过去，但历史学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求真，尽可能地接近史实。这一点是我们与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历史理念的本质不同，没有求真、求实这个原则，历史学也就没有了。

第二，如果历史学能够复原过去，那么如何解释不同的历史著作对过去有不同的叙述，有不同的解释、认识和说法？

历史学家对过去做出不同的叙述、有不同的理解，这恰恰是历史学最大的特点。但也就是这个特点使社会上对历史学产生了误解，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等等。但历史本身就是多面相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就看到了不同的真相，写下来就成了不同的历史。比如，是谁打了抗日战争？有人说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国民党，但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共同打的，这样说全中国人民都能接受。但共产党也打日本，国民党也打日本，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多面相决定了同一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描述，这又与写历史的人怎么看历史、怎么写历史相关。打个比方：历史像一堆沙子，历史学家就是拣沙子的人，有的人喜欢红色，于是只拣红色的沙，拣出来的都是红沙子，他因此说那堆沙子是红色的；有的人喜欢黑色，于是只捡黑色的沙，拣出来的都是黑沙子，他因此说那堆沙子是黑色的。尽管他们对沙子的描述不一样，但说的却都是事实，只不过是部分的事实。历史大沙堆中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沙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完整的大沙堆都叙述出来，于是每一本历史著作都只能写出其中一部分，而由于不同的喜爱，拣出来的沙子就不一样了。对于历史学科的这一特点，教师应该在学生刚起步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要让学生知道历史的多面相，这样他在遇到不同历史学家对历史作不同叙述甚至相反叙述的时候就不会奇怪了。

第三，历史有没有大线条？需要不需要“宏大叙事”？

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出现后，很多人公开宣称历史没有线条，只是一个杂货摊，是胡乱堆在一起的，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因此认为，写历史就是乱糟糟地写，乱糟糟的历史才是历史的原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世界：一部历史》。这本书的作者是新闻记者出身，文笔极其漂亮，全书上百万字，洋洋洒洒，好看极了。但是这本书没有线条，像一幅拼接出来的马赛克。这明显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写历史是不需要线条的。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写历史，那么写出来的就永远是马赛克，永远看不出头绪。这就是历史的“碎片化”。

我认为在历史中可以看到大线条，但不止一条，而是很多条，看你选择哪一条。不同的人之所以会对相同的历史做出不同的陈述，就是因为在写作之前，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固定的意向，这些意向决定他在一大堆杂乱的史料中挑选哪些素材，从而书写怎样的历史。因此，以经济变动为线条，写出来就是经济史；以阶级斗争为线条，写出来的就是阶级斗争史；反过来，如果凡是“斗争”都不写，那么写出来的就一定是歌舞升平的太平史。因此，线条是有的，但不止一条，关键是选择哪一条。

第四，历史有没有借鉴功能？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从哲学的角度说，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不可跨越。但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却是存在的，在历史的大沙堆中，每个人在着手挑选沙子之前，其实已经有了某种意向，决定他去选取哪一种沙子。所以，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在历史研究刚刚启动时就已经存在了，是现实中的某种因素触发他去做某个题目，这个题目在他看来一定是有意思的，他已经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搭起了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历史学研究。写历史的人必定是有感而书，历史的借鉴功能由此而存在。不过，有些历史学者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历史学只需要把历史写出来就已足够。这种倾向古今中外一直存在。但也有另外一批人认为，历史除了求真之外，还有借鉴的功能。我认为历史的借鉴功能很重要，它体现着历史学的现代意义，关系到人们如何理解过去、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最后，回到中国历史学上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很快，尤其是世界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史学界也存在问题。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人云亦云，不会说自己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话，别人怎么说就跟着别人说，从来没有自己的思考——唯人是从，唯“外”是从，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有些人拿一本外文书就以为了不起，奉为至宝，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

其实，外国人的说法不见得对，有些还是下意识的编造；许多说法听似有理，细细一想就不对了。比如，有人说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从古希腊至今一脉相承。这种说法对吗？且不说古希腊民主与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并不相同，只说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到罗马时代其实就中断了。罗马经历过王政、帝制、共和、寡头等各种政治制度，却唯独没有民主制。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实行封建制度，东欧拜占庭则实行皇权专制。文艺复兴以后，西欧出现民族国家，而最早的民族国家却都是专制王权国家。现代西方民主制起源于英国，但不在克伦威尔时期，也不在光荣革命时期，民主制是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才迈出第一步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最终定型。这些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学历史的人应该知道。

再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的强大和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公式可循，那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制度”，据说英、法、美等等就是这样。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英国先有工业革命，然后才有民主改革；欧美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同时具备着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这两个条件。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时政治上是贵族寡头制，而不是民主制；等到民主制度确立起来时，英国却已经放弃自由市场理论，而奉行凯恩斯主义了。

再有，西方人在解释欧洲一体化时，往往会强调战争的影响，认为战争使西欧人认识到民族国家冲突的严重后果，从而要求一体化。这种说法没有错，却遮蔽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阵营的出现，苏联的强大使西欧国家感觉到需要共同对付一个敌人，由此而强化了联合的愿望。可是这个因素却不大被人们提起，原因也是意识形态的。

诸多说法都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可以曲解历史。但历史教师就不应该跟着说了，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事实，在历史事实方面不应该出错。不要以为外国人说了就都是对的，需要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甚至是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希望中国的世界史学界能够形成坚定的认识，那就是：需要说自己的话了，并且一定要说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