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南大：中国文史之学的文学与南方传统

罗昕：复旦中文学科百年｜一个有传统的学科：有人、有书、有故事

9月26日，陈允吉、朱立元、陈尚君、陈思和、陈引驰这五位从1988年毕业至今的历任复旦中文系主任坐在一起，以“薪火传承”为题，共话中文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与其说这是一场讲座，不如说这是一次温馨又活泼的“唠家常”、“抖八卦”。在场最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陈允吉说起复旦中文系前辈的故事依然非常激动，而陈引驰回忆起陈允吉对自己的指点一度哽咽；朱立元说起当年自己是班长，陈尚君是学习委员，陈尚君则笑言自己考研究生也会心慌，选个副主任还落选了；陈思和说自己大二时的一篇论文经过陈允吉的推荐发表于《复旦学报》，当时激动不已，觉得自己颇有学习古代文学的慧根，不料老先生来了句“你别学古代文学，去学现代文学”，在场的学生们都听笑了。

在五位系主任的讲述中，读书时代是青涩的，老师的帮助是暖心的，当年老师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带给各自的震撼也成为他们现在与学生不时说起的回忆。或许这本身，也是复旦中文系与复旦中文人的特质之一。

复旦中文系有哪些牛人与佳作？

在场，老前辈的传奇依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复旦中文系正式建系于1925年秋，其前身是1917年建立的复旦大学国文部。到了30年代初，中文系已有刘大白、陈望道、谢六逸、夏丏尊、傅乐华、郑振铎、田汉、赵景深、曹聚仁、洪深、梁实秋、冯沅君、叶绍钧等人执教，可谓名师如云。

1949年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到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和上海学院四校的中国语文系合并组建了新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据陈尚君在《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一文中的梳理，经过系列调整，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后来被称为“中文系十老”的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吴文祺、张世禄、蒋天枢、赵景深、刘大杰、王欣夫由此都在中文系任教，开创了复旦中文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

其中，陈望道和郭绍虞的文法修辞学研究、郭绍虞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朱东润的古史和传记文学研究、陈子展和蒋天枢的《诗经》《楚辞》研究、吴文祺和张世禄的古代汉语史研究、赵景深的元明清戏剧史研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王欣夫的文献书目学研究、李笠的传统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吴文祺和贾植芳的现代文学研究，皆足代表当时国内该领域的领先水平。
当时还很年轻的胡裕树已转治现代汉语语法，王运熙研究乐府诗和唐代文学，蒋孔阳专治文艺学，也在各自领域初露头角。在陈尚君看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到五十年代中期已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中文学科的前列。

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复旦中文系又翻开新的一页。陈尚君记录道，八十到九十年代是中文系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老一辈的学者晚年还坚持不懈地研究进取，郭绍虞有《清诗话续编》、朱东润有《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陈子展有《诗经直解》《楚辞直解》、张世禄有《古代汉语》、吴文祺主编《辞通补编》、赵景深有《中国小说丛考》、蒋天枢有《楚辞论文集》等，留下了他们最后的学术遗产。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复旦中文系、语文所还分别组织人力，由著名学者领衔，上马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有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许宝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等，经过多年或十多年编撰，于九十年代先后完成。

二十一世纪后，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教授、作家王安忆等人也被引进复旦中文系。2014年，由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这里已经形成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四维并举’的格局，教学与科研成就均居全国前列。”陈思和说，“我们要把全国一流中文学科学者都放到这个航空母舰上。”

讲座现场

复旦中文系的“传统”是什么？

在现场，几任系主任都提到复旦中文系是一个“有传统”的地方。

那么，究竟什么是复旦中文系的传统？

陈思和说，复旦的人文传统是通过那些“中先生”传“老先生”的。“一个学校很重要的传统就是 ‘大家说来说去’，传说多了，就有了传统。他们在那说，就会影响到我们，让我们也把自己放到这个传统中去。在这样的传承过程中，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复旦大学的人文传统，有人、有书、有故事、有情节。”

在陈尚君看来，一大批优秀学者聚集在一个系，很自然地形成了中文系多元化的学术环境，既有容忍异端的学术宽容，也有务求高远的学术争胜。而后一辈教师进入这一学术环境，既有各自的独特师承，又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治学方法，形成独具风貌的治学路数。

“我们系里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海纳百川。每一位前辈都既表达个性，又尊重别人。这样的传统得以长期传承，是我们的幸运。”陈尚君说，几代学者在张扬学术个性、追求学术创新方面，都很具特点。

但是，在“重个性发展”的学术氛围中，又有一些基本的学术精神是相通的——比如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凡作学问应该从基本的训练入手；讲求融通透彻的学术感悟；重视基本学术规范的传达和治学方法的传授，特别强调应从作学术札记、单篇学术论文开始，强调学术的本质是有文献依凭的创新研究，治学的过程应从个别到一般，从专题到系统。

陈引驰眼中的复旦中文传统则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高度关注现实的传统。“复旦中文人其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担当与勇气。在每个时代，复旦中文人都面向现实，承担责任，无论这个现实是否为人满意。”

二是复旦中文人在学术上有很多开拓疆域的大师。在中文系光华西主楼10楼的资料室，墙上有这样一排照片，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开拓者郭绍虞、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奠基人及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开拓者朱东润等等……“这些在学术上开疆拓土的大师，他们所开拓的学术领域，在复旦中文都有延续和发展的，形成了传承和传统。”

第三则是兼容并包、自由风格的传统。“在复旦中文学科的传统里，无论学问、文化还是为人，都非常强调包容。我们的前辈大师，他们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而且他们都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融通、睁眼看世界的人，从来不会固步自封，治学范围没有涯际、没有边界，用开放的心胸面对这个世界，不认同所谓既定的标准和不变的真理。”

陈引驰说：“以后，我们应该继续这样的传统。新条件下我们当然也有很多挑战，但我们心里一定要有这样的气魄和目标，把好的传统保存和发扬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

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是怎么炼成的？

编者按：

在日前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南京大学入选“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这是南大中文系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1988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评为首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之后的又一重要荣誉。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新时期南大中文系的辉煌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开始的。莫砺锋教授作为该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生，又先后担任该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完整地见证了这一发展历程。若问“双一流”学科是怎样炼成的？这篇以博士点建设为着眼点的文章，透露了些许奥秘。

▲1983年12月29日，南大中文系行政暨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右起：郭维森、陈瘦竹、陈白尘、吴白匋、张月超、程千帆、王气中、祁蔚（党总支书记）、叶子铭、周勋初、许惟贤、许志英、包忠文。

（一）

1979年秋，我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程千帆教授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时我国的学位制度尚未建立，研究生与学位没有关系，所以没有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名称，统称研究生。但是就在开学典礼上，匡亚明校长讲话时透露了一个消息：国家正在制订学位条例，不久就会颁布实行，并鼓励我们成为首批硕士和博士。果然，为期两年的学习尚未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颁布了。等到1981年年底我们进行论文答辩时，我们已被称作“硕士研究生”，并在答辩后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2年年初，南京大学开始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当时南京大学共有二十多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资格的博士生导师，但是学校考虑到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不宜把步子迈得太大，所以在全校只遴选了10位德高望重的博导，每人只招收一个博士研究生，来为今后较大规模的博士生培养积累经验。我的导师程千帆教授也在学校遴选的10位博导之列。由于那次招生具有试点的性质，所以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而是在本校已经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选拔，先由导师提名，再由院系和学校予以审核批准。很幸运，我被程先生选中了，接着又被中文系和学校批准了。于是，我就成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只有程千帆教授一人具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

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它发轫于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的学者所建立的“东南学术”。200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90周年系庆时，当时任系主任的我为了回顾系史而整理了一份曾在我系任教的已故著名学者的名单，发现他们中间曾经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竟占2/3以上，例如：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瞿安、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均、王易、罗根泽、朱东润、钱南扬、吴白匋、管雄、王气中等。这些学者在南大任教的岁月或长或短，研究领域也各有专攻，但若论学风之朴实、学术之精湛，他们堪称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虽然后来老成凋谢，学科队伍有点青黄不接，但是学科的学术传统并未中断。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以程千帆先生回到母校任教为标志，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又焕发了新生。本学科的优良学术传统得到继承发扬，以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三位先生为学术带头人，以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学科队伍日益壮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不但顺利进入了全国首批博士点的行列，而且在几年后迈进了首批国家重点学科的行列。就整个学科的发展过程来说，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就博士点的建设而言，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也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了。我是这个博士点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又担任这个学科点的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我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的经历与整个博士点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回顾自己走过的从学、从教的历程，既感到幸运和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我决心努力工作，力求保持本学科的优良学术传统和良好学术声誉。

（二）

▲程千帆指导莫砺锋读书

当学校决定让程千帆先生招收首批博士生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生教育就正式开始了。由于当时学位制度刚刚施行，如何培养合格的博士，大家心中都没数。程先生也不例外，他日夜思索这个问题：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呢？为了有一个参照标准，程先生从图书馆借来了外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已经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仔细阅读，比较揣摩。十来本博士学位论文读完后，程先生说：“这下我心中有数了！”于是他邀请本系的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实行副导师的制度），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我于1984年毕业以前，系里没有招收第二个博士研究生，所以在将近三年的时期内，整个博士点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我没有在中文系读过本科，学习古代文学完全是半路出家，而且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年龄已过30。我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完全应归功于程先生和指导小组内的其他老师，换句话说，应该归功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

我攻博时的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唐宋文学。有些学校的博士生刚入学就确定了论文题目，然后一切学习和研究都围着论文转。在南京大学则不同，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尤其不同。程千帆先生认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绝对不能一入学就写学位论文，然后就以这篇学位论文获取博士学位。他认为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该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既要掌握宽广坚实的基本知识，又要学会各种操作技能，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程先生坚持要求博士研究生要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先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他说，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本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学位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于是，程先生就为我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如果细察这张书目就可发现，它们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说，它们与我将要撰写的学位论文并无直接的关系。

我进入南京大学以前的经历如下：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1968年下乡插队务农。1978年春考进安徽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1979年秋考进南京大学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也就是说，我在进入南京大学以前并没有系统地学习中文系的课程，更不用说系统地研读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了。当然，我当知青时曾在农闲季节胡乱地读过一些书，但一则阅读的量很小，因为那时根本借不到有关的书籍；二则读书时既无人指导，又杂乱无章，所以我的学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要把我这样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才，程先生就必须让我“恶补”一番。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并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这篇文章后来以《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的题目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上。又如《楚辞》，我阅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也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后来以《朱熹楚辞学略说》的题目发表在《求索》上。总之，经过一年的经典阅读以后，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杜甫而论及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除了阅读经典以外，程先生还注意学生的外语训练。我的本科是在外语系读的，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报考研究生时英语得了96分，入学后又顺利通过了过关考试而被学校批准免修第一外语，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样的英语水平已经差不多了。没想到程先生并不认为如此，他专门聘请了曾在驻外使馆工作过的尹禄光先生为我和几个硕士生开设英语听说课，让我们加强听说方面的训练。他还督促我练习翻译有关的学术论文，一来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二来提高外语能力。正是在程先生的不断督促下，我在读期间就把自己的一篇论文译成英文，发表在1984年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上。几年后，我又编译了英美学者论中国古代诗歌的论文集，以《神女之探寻》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当然，我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还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方面，程先生对我的指导让我受用终身。首先，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所以我最初的选题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这个题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真是非常前沿的一个课题，因为朱熹其人一向被学术界视为轻视文学甚至反对文学的理学宗师，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几乎无人问津。可惜因当时看不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选题。直到十年以后，我才有条件从事该课题的研究，撰写了题作《朱熹文学研究》的一本专著。放弃第一个选题后，我选择了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我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于1986年以《江西诗派研究》的书名在齐鲁书社出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还因此而受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江西诗派”的词条。

▲1984年12月，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的答辩会。答辩委员前排左起：管雄、傅璇琮、霍松林、钱仲联、徐中玉、舒芜、程千帆、周勋初。

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1991年，我被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颁奖典礼。又过了两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我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我的成长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说明这个博士点对博士生的培养是比较成功的。

（三）

在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的学科队伍中，我的学术水准和教学水平都远不是最优秀的。但是由于我在这个梯队中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所以我对本博士点的发展历程有较清楚的认识。24年前，我是这个博士点培养的第一个博士；15年前，我成为这个博士点的新一代博士生导师；10年以前，我受学校委派，担任本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从博士生到学术带头人，我亲身经历了本博士点的整个发展历程，是本博士点的历史见证人。

▲1991年12月21日，莫砺锋在中文系学科建设的会议上发言。左起：卞孝萱、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莫砺锋。

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充实提高，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程千帆先生开创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后来有所发展，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学位课程体系日益规范化、系统化，诸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制度也日趋严格。但是我们的基本教学理念，尤其是重视提高博士生基本功和实际研究能力的理念，一直都坚持下来，成为本博士点的显著特色。

正因如此，由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许不是最多的，但是其质量却得到学术界普遍的好评。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一般都具有基础扎实、外语水平较好、动手能力较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点，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言的朴实学风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学科点的印记。20多年来，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不但成为本学科的骨干力量，而且散布在全国乃至国外的许多高校或科研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就本博士点而言，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接的过程。在2000年进行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的评审时，老一辈学术带头人中的程千帆先生已经去世，周勋初、卞孝萱先生也已退出教学第一线，但是我们依然顺利地通过了评审，成为本学科的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保持了本博士点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显然，本博士点在博士生培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始终把保证质量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的毕业生在质量上是经得起检验的。设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每年都从中国遴选数位高级访问学者，并资助他们赴美进行研究工作。由于他们的遴选标准既重视学术水准，又重视外语水平，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选的人选总是较少的，但是本博士点培养的博士外语水平较好，所以前后已有四人获准赴美作学术访问，并取得较好的成绩。由我们培养的博士生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已有数十篇公开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例如在第一代博士生中，蒋寅博士的《大历诗风》、曹虹博士的《阳湖文派研究》、张宏生博士的《江湖诗派研究》、程章灿博士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张伯伟博士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陈书录博士的《明代诗文的演变》等，都已成为深受学术界重视的著作。又如在第二代博士生（指包括笔者在内的第一代博士所指导的博士生）中，胡传志博士已成为安徽省的文科特聘教授，郝润华博士已成为西北大学的特聘教授，两人都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再如马来西亚籍的余历雄博士，毕业后返回马来西亚，已在某著名大学任教，由他记录的《师门问学录》，把他师从周勋初教授时师生之间的问答记录加以整理出版，成为风行海内外中文学界的教学参考书，在东南亚的中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时光荏苒，自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3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在这短短的30年里，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终于发展成国内外瞩目的学术重镇和教学重镇。长江后浪推前浪，只要我们不懈地继续努力，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学术理念和教学理念，我们一定能在今后的博士生培养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原题《从我的经历看一个博士点的发展历程》，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8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程门问学（chengmenwx），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