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
伴随着拨乱反正的要求，中国革命史研究在1980年前后一度成为显学，对中国革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重新评价，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理念紧密结合，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1990年代以来，随着涌动的社会大潮向经济中心转移，中国革命史也和历史学一样，开始迅速降温，由热变冷。其实，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古佛青灯”虽不一定是必然，但却是不能不直面的一个可能，钱钟书云：“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信哉斯言。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相关的介绍非常丰富，总结性的专著、论文多达数十种之多。因此，本文不拟再对此一时期的研究状况进行全面梳理，而是希望突出介绍能够代表革命史研究发展方向的研究成果，时间上侧重于近年研究，方向上侧重于政治史，内容和文本上侧重于专题论文。本文将不是梁山论座次的好汉榜，更希望的是搭建面向未来的瞭望台。
一 中共建党和国民革命研究
近代中国，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21年中共建党，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中共建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革命史研究中受到重点关注，并在一批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问题都得到认真、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得到确认，使中共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1990年代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的公开出版，又有一批研究成果出现。如1920-1921年间，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对“革命局”的性质、地位，不少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提出看法。杨奎松认为，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上海召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随后派生出上海“革命局”，也就是通常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田子渝则提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上海“革命局”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中共上海发起组作为上海“革命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参加了它的全部工作。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即不复存在。李丹阳、刘建一考察了“革命局”的来龙去脉，指出它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革命局”的主要任务是促使中国各种进步力量联合展开革命活动，并推动和指导在华建立共产党。革命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于化民通过对早期中共党人国家观的详尽研究，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理论的探索，开启了通往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路，两者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国民革命运动一直是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共产国际、陈独秀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尤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早在1980年前后，向青就提出，大革命时期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所谓陈独秀的错误，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新资料的陆续公开、利用，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姚金果考察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大革命时期，从莫斯科发往中国的指示，绝大多数出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真正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发出的只有少部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的空间。唐宝林认为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1923年至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正是在莫斯科的右倾指导下，才有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杨奎松提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难以避免的产物。而陈在少数情况下表现出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王新生研究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广州起义的关系，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是起义的指导者和决策者，指导思路是通过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首先取得革命在广东一省的胜利。然后再进行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掀起革命的新高潮。脱离中国实际的广东“速胜论”的总思路和城市中心的模式，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革命史重大问题的探究，不能离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这一大线索，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所谓国民革命失败这一说法本身，就有继续探讨的空间，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及共产国际的指导究竟应如何看待，也是一个尚可继续探讨的问题，但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影响，则应可成为定论。
国民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空前开展。近年来，研究者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于工农运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国民革命期间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热烈、影响深远，金冲及研究了湖南农民运动兴落的历史，注意到一个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即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和7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运动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当然和大革命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同时还表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指出这一点，其实对理解整个的中共革命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李里试图从区域农村内部结构角度重新观察湖南农民运动兴盛的原因，强调湖南农民运动不仅存在阶级冲突，还包含了其他多种乡村冲突，主要包括：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冲突、民教冲突、农民与县政府冲突、匪患与宗土冲突、城乡之争等，它们相互作用，影响了农民在冲突中的行为。乡村社会的农民集体冲突不是革命行为的直接翻版，但也不是完全不受革命实践影响。从区域角度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确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是湖南而不是国民革命波及的其他地区爆发出如此猛烈的群众运动，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区域性特征必须具有足够的唯一性，否则仍将面临着关于为什么是湖南的反诘。笔者由此想到，政治史的研究应该引入社会史的方法，而社会史的叙事也难以离开政治环境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背景。
湖南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了过火倾向。梁尚贤分析，过火行为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农会干部的自发行为，同时也和国民党对农民的错误态度，共产党人的领导不力、指导不当相关。中共对湖南农民运动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狂热性的倾向，斗争策略上任意扩大打击面，思想方法上犯了绝对化、片面性的错误。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李彦宏分析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部分地区农民协会领导分子不纯，自由主义现象严重，干扰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上都存在简单化的“左”倾倾向；严重损害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人的利益，分化了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农民小生产者情绪泛滥，影响了农业生产，给农村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终结，这一结局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近年有不少文章探讨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及过程。王奇生考察了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演变的复杂进程。他认为，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由于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朱志敏认为，造成国共破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孙中山思想中存在认同社会主义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同情工农民众但重视才智“先觉”、赞成现代民主制度却主张利用传统思想和家族宗族制度等矛盾；中共缺乏具有开创性和预见性的思想、有实效性的策略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共产国际指导方针失误，上述三者“在革命过程中间与错综复杂的多种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惰性力量”，使国民革命难以持续。
二 苏维埃革命研究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革命。革命中的群众动员是近年颇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杨会清考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通过对苏维埃革命动员、扩红、筹款、肃反四要素间相互关系的详尽梳理，勾勒出苏维埃革命动员中的逻辑结构，试图从中探究中国共产革命之动员模式的深层机理。张兆金、游海华从客籍军阀、本土豪绅的角度对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作了考察。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初的江西一直为客籍军阀所统治，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客籍军阀、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交织下的地方社会，成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交织地，形成当局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些客观上有利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中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有效动员，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何友良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系统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与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等。黄琨对1927-1929年中共发动的暴动中的宗族组织作了具体研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阶级意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深入乡村社会，其在乡村中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当时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决定着农民很难摆脱家族文化的束缚。在中共暴动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中共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给中共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张宏卿、肖文燕从动员角度考察了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认为运动是苏区传统农村阶级基础的重建和再造的过程。查田运动开创了一种社会革命的动员模式——通过“阶级”的话语表达，结合大多数农民具体权益的满足，凭借极强渗透力和保障功能的基层组织，将传统社会的地方、血缘、宗法关系等内核创造性转化为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因素。查田运动密切了苏维埃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使阶级基础再造成功实现，达到了苏区民众革命性动员的目的(22)。应该注意的是，在研究中注意到政治事件的社会背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解释历史事件，有助于加深对历史运动复杂性的理解，但是大多数政治事件的发生，毕竟更直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本身的交互运动及其抉择，过分夸大社会背景的作用，有时同样无法接近历史真相。
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间，中共在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大百万铁红军”的运动。王玉福、高学栋撰文指出，这场把赤卫军和地方武装整营整师改编为主力红军的猛烈持久的“扩红”运动，违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原则，造成了党同人民群众、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张，削弱了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同时也超过了中央苏区人力、物力所能承担的限度，形成了根据地人财物的困难。“扩红”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消极作用远大于其积极作用。王奇生考察了1927-1932年间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内部构造及其生存、应变和运作情形。指出这一时期广东地方党组织松弛涣散、党员缺乏训练，上情下达困难，基层组织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一大批农民在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情况下被卷入党内，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中共广东地方党的上述状况显示，如何根据农民的思想、行为及其对党动员政策的反应，调适、磨合与农民的关系，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摸索过程。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何友良连续撰文考察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试图以此寻找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泉。他强调：革命的源起，和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密不可分。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所以能够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决策层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当地革命知识分子组成，其中多数又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在革命源起的诸因素中，不仅存在着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动因，而且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在革命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清一色的阶级政策下，地方领导群体在土地分配、阶级路线和发展目标等核心问题上，其自身特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及行事方式必将遭遇困境和挑战。随着中心任务、组织形式和动力要求的变化，有些人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赣东北根据地，从1927年年底到1933年，曾经多次爆发了参加者数以万计的革命洪流。陈德军的研究提出，从这些革命暴动中可以发现，赣东北根据地并没有像鄂豫皖根据地以正式的鄂东军那样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撑，革命是由具有本地身份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赣东北农民社会的，并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沿着日常生活中亲友关系、经济流动途径等社会交往纽带扩散传布开来。从一开始，方志敏等革命精英就利用了建立在人际之间长期面对面互动基础上有限的承诺，也利用了深嵌在地域性社会的其他资源。
苏维埃革命过程中，有许多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肃反中的错误就是其中之一。早在1979年，戴向青等就对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形成专著。书中指出：“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1926年冬成立，1927年4月解体。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1930年12月赣西南苏区因抓“AB团”而引起富田事变，虽然事变领导者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有一些不当举动，但仍属内部矛盾。当时中共中央错误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进行的反革命行动，混淆了敌我。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赤白对立是苏区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黄道炫撰文探讨了这一问题，强调：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就中共方面看，前期和后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由也不尽相同。赤白对立对中共开展革命形成很大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时代的一个痼疾。
近年出现的一批有关苏维埃革命的研究论著，推进了苏维埃革命研究的深入开展，对客观认识和总结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意义，但在学术界的展开还远远不够。以余伯流、凌步机撰著的《中央苏区史》为例，该书堪称中央苏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但其纯粹事件史的写作方式，显示苏维埃运动研究继续拓展的空间还相当巨大。
三 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建立民主政治，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张鸣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基层选举，指出这是当时条件下，最能反映农民公意的民主实践。通过民主选举，中共摧垮了国民党原有的基层政权，巩固了中共对根据地农村的控制。中共在基层政权的选举和建设中，还注重从乡村的自治传统中汲取资源，这既符合抗战这一民族战争的需要，也有利于团结各种积极力量，由此成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合乎民意的基层政权。张生、袁新国具体研究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实践，认为抗战期间中共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在中共的努力下，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激发出巨大的民主热情，民众对选举的积极参与和对地方政治的介入，有力反驳了各种各样关于基层民众难以参与民主运作的悲观论调。陈先初从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中共在选举制度上实行了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在政权建设上通过不断的民主化尝试，逐渐形成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这些都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肯定根据地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同时，研究者也都注意到，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原因，中共的战时民主建设还是初步的，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高度。董佳分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中共组织与政权的关系，指出：随着基层政权建设的展开，中共成功引领了根据地乡村权威的易变，以群众运动促农村革命的方式，使得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控制。与此同时，由于过分强调党员数量，忽视对新党员的培养和教育，党的革命绩效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乡村中大量存在的村组织逐渐丧失了独立性，新乡村权威建构新社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农民个体经济得到发展，一部分原来的中农甚至贫雇农上升为新富农。苏少之对这一现象作了研究，总结出新富农经济的五大特点，指出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打消农民发展生产的顾虑，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新富农政策，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农村政策方面的具体化，也使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更加充实和完善，其中体现出的制定经济政策必须从国情出发，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出发，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思想，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王瑞芳对1940年代末中共实施土改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动作了具体的实证研究。指出通过土改，农村普遍出现中农化趋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新中农的广泛出现，要求中共根据其出身背景和思想倾向变化，适时调整土改后的阶级政策，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中共有关对策并不总能切合实际。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1949年前后，中共这一政策取向又出现重大调整。对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动机，张继昌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就设置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悬念，同时毛泽东接受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并且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向列宁的理论靠近。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对新民主主义阶段存在认识分歧，毛泽东有意对之回避，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衔接的理论，也同发展新民主主义存在矛盾。杨奎松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以及中共“七大”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说法，是中共和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到国共政治力量对比，根据俄国革命经验制订的政策策略。正因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对革命胜利后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也未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理由。当中共中央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阶级上的敌人，这是共产党人意识形态上的既定要求。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它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种矛盾的状况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不可避免地成为困扰着共产党人的一道难题。杨奎松考察了中共面对这一难题的解答过程。1940年代初期，中共逐渐形成一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突出特点是强调对资产阶级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抗战胜利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发生变动。从1947年年底开始大规模占领城市之日起，中共中央即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阶级路线。到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刘少奇等明确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考虑到经济领域里的力量对比，共产党人在掌握全国政权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实行团结资产阶级的政策，但对资产阶级的压力持续增大。临清事件是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区因公营商店抢购棉花导致的一次涨价风潮，刘一皋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研究，指出：在事件中，基层干部、中层领导乃至最高层决策者，都需要在现实客观条件和方针政策导向之间进行判断与选择，在强调集中统一和急速转型的战时环境下，要从认识上达到两者平衡相当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被定性的临清事件，认识导向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历史真实。强调在新国家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和行政干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的危险性，成为九月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认识发展的公开表述。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统一战线及中共的壮大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邓野研究了1944年9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目的、过程和意义，强调该口号旨在于否定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高华对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作了详尽深入的研究，指出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主的领导结构，奠定了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1947年后，中共开始在国共战争中逐步占据军事主动权，对中共发展过程中这一重大转变，以往研究远远不够。金冲及专门著书讨论了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一步一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强调人心向背对这一转折发生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共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城市接收是对中共的一个重大考验。刘宋斌较早对中共接管大城市的进程、步骤和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李国芳利用大量原始档案，再现了中共在最先夺取的大城市——石家庄建立政权、尝试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的过程。李良玉研究了中共城市接收政策的演变过程，指出，中共在初期的接收中，由于经验不足，出现部队在农村习气影响下的放纵与混乱。中共中央及时察觉问题，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有效政策，顺利开始了对城市的管理。沈阳和上海的接收，堪称其中的两个范例。这是中共管理新中国的最初一章。
四 土地、农民与中国革命
土地、农民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关键词”，也是革命史研究历来的重点。要完整了解这场革命，当年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究竟怎样，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运用调查材料，对此开始做出较为实证的研究。章有义提出地主、富农占地的实际比例应在50%～60%；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郭德宏认为1949年前地主、富农占地应在50%左右。对农民土地占有状况的重新认识，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土地问题和中共共产革命的关系。郭德宏在其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专著中，强调要把土地改革放到恰当的位置上，摆正它同革命的其他任务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关系，而不能将其重要性加以夸大。黄道炫通过对东南地区农民和土地占有状况的考察，提出：革命和革命中心的形成，并不一定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必然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农村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萧小红在探讨了抗战前后中共在上海活动的多种面向后指出：由于中国多种权力中心并存，地方军事势力的统治和强大的地区传统，中共在各地的革命实践并非是一个同一的过程，而是适应各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和局面的结果。农民革命的基础仅仅是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这一复杂多面的过程的全部内容。
黄琨研究了苏维埃革命初期中共的土地政策。认为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虽有过几次反复，但贫农的利益始终在维护之列，富农、中农的利益也在“六大”后的政策改变中得到保障。不过，从政策落实到具体实践的状况看，情形却异常复杂。由于原有乡村社会体系并未解体，加以自身力量仍很薄弱，中共无力主导土地分配的状况大量存在，在习俗与惯例面前，中共有时不得不与之妥协。尽管如此，农民中的大部分毕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赋税负担也较前减轻。从土地革命中获益的农民与中共及其政权形成了紧密关联(53)。张超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指出土地制度并非农民贫困的直接原因，南京政权的失败决不只是因为漠视土地改革问题。而中共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与近代化进程并没有直接联系，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体制机能，希图以暴力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乡村铸就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现实的。
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在控制区域内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董志凯较早对此时期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及土地改革运动著书进行了专题论述。罗平汉则在近年出版专著对1946-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做了具体描述和研究。李德满从乡村政权与资源动员入手，研究了解放区土改运动，提出：解放区土改通过思想改造和组织重构，摧毁了乡村传统的多元文化网络，代之以单一的意识形态——阶级话语，同时在摧毁原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单一的行政权力。这种乡村政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高效的进行资源汲取，既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聚集在可支配范围之内，又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减少资源动员的阻力。由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李里峰从微观互动视角和其“理性人”假设出发，研究了华北土改期间社会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认为：由于革命政党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得地区控制权，当其展开土改运动时，乡村成员参与土改是必不可免的结果，他们只能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土改。土改期间，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黄道炫考察了土改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整改运动，指出：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是一个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干部整改就是其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一环。干部整改体现出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是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土地革命对农民生活、心态及农村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李金铮认为，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基本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就1937-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状况看，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为促进土地改革的开展，中共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阶级对立、革命斗争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复仇情绪开始宣泄，由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
59 42033 59 24827 0 0 9925 0 0:00:04 0:00:02 0:00:02 9922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李放春对1946-1948年北方诸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与“生产”间的“话语—历史矛盾”作了考察，指出：由于北方解放区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土改中农民的“翻身”要求往往指向抗战时期通过勤劳生产富裕起来的新中农乃至新富农，这就使翻身与生产在北方土改中构成了一对矛盾。由于经验的缺乏，运动组织者对这一矛盾的把握并不准确，因此，北方土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中共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暂时得到解决。不过，“翻身”与“生产”间的矛盾体现，却事实上隐示了后来“革命”与“生产”这一系统矛盾的原初形态。以往关于三年内战时期土地改革的研究中，几乎都把土改和参军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土改的成功，造就了大规模的群众参军运动。王友明撰文考察了老解放区的军事动员运动，认为：由于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依靠解决土地问题动员民众手段上的复杂性。战争动员靠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但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文章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个案，对参军支前中的动员问题进行探讨，指出中共成功实现参军动员主要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的细密组织动员而实现的。同时，在参军运动中，各地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强迫现象。
五 趋向和期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中国革命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通史》十二卷本及中共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说是集大成式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革命史研究要继续取得长足进展，如下几方面的探求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革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当事人，中共领导人对这段历史有多方面的回顾和研究，留下了许多结论式的文件、资料。这些为研究者研讨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当事者对真实情况了解的局限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些回顾和结论并不能完全取代历史研究，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本身也在成为研究客体。革命史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必须更多地从史料的发掘、分析、研究中建立历史真实，而不是盲从于各种权威阐释；要善于、敢于在史实探求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而不是满足现有文件结论。革命史研究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这个学科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宝藏，留下了相当巨大的研究空间。入宝山能不空手而归，关键是要充分发现、占有、运用史料，客观面对事实。有研究者谈到：“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的史实和新的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角度再新，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这样说，绝不是贬抑理论的意义，而是强调历史毕竟以史实为基础，对真相的珍视和逼近应该是历史研究者的洁癖。
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样，革命史研究近年呈现的明显特征就是许多研究者转向基层寻找问题，由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事件追索转向对社会机理的解剖。在不放弃革命史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将研究建基于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上，这一研究趋向有利于深化研究基础，拓展研究视野，展现出历史研究的本然追求：人、人性及其社会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认识。革命史研究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64)。
前几年，曾有研究者撰文提出会通苏区史和民国史研究的问题，强调：苏区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归根结底还是中华民国史这一历史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会通民国史，不仅仅是苏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也是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同理，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共这一民国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对对手方的研究，自说自话的研究难免管中窥豹，难以全面、完整、深入了解研究对象。
中国革命史以革命作为研究对象，革命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的主题，它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革命是人类的天赋权力。但是，面对曾经的革命大潮，历史学者又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毕竟，对于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而言，革命不是常态，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剧烈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同时，不可能不相应带来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历史学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既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求全责备，也不可视若无睹、讳莫如深。对于无数的革命先驱而言，他们投身革命大潮终究是为了造就更多人的幸福，因此，他们应该可以坦然面对后世，无论是白璧，还是微瑕。历史学者应该对得起他们的这种无私。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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