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辉：恰同学少年——我们的大学课程（1988-1992）
| 来源：文史哲杂志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范学辉，1970年生，山东栖霞枣林人。198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200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文史哲》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兼及秦汉史、金元史、中国古代思想史。
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相衔接，教学方式向来依然是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主要的区别所在，也就是文科教师可以不完全受讲义的束缚，尤其是选修课，但仍然是要以讲义为主要基础。我于1988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那时仍实行六天工作制。学校师生们仅周日休息，周一至周六，上、下午各四节课，一直都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负担，无疑是相当沉重的。直到临近毕业的1991－1992学年，情况才开始趋向宽松。1992年春，我们班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毕业实习，实习点分别设在长清灵岩寺、泰安和曲阜三地。我与广斌、爱国、大河、德焕、学文等老哥们一起分在曲阜。当时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仍有名校名系的余威，我们被曲阜文管会照顾得好极了，不仅被优待住在曲阜剧院宾馆，天天可以大吃大喝，还佩着文管局的银桃子（名牌），免费逛遍了三孔，又自行徒步游览了曲阜师范大学和曲阜的大街小巷以及邻近的邹县和兖州，度过了四年大学学习生活当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
历史系本科生上课较多的教室，大致是公教楼101、203、334，文史楼201，八角楼西边的阶梯教室等。八角楼早已拆掉多年了，如今历史系学生上课主要所在的理综楼，2000年合校前后才投入使用，当时是没有的。
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当时学校层面开设的全校必修课，主要包括英语、政治、体育和计算机课、军事理论等。英语、政治、体育这三门大课，那时都是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文科系学生在一起上课。我的老朋友中文系李鲁宁君，就是在上体育课时一起打闹而熟悉的；哲学系的纪红波女士，更是为三系同学所共同瞩目的人物，1988级毕业典礼之时，她还代表我们本科毕业学生作了发言。现在想来，这是个加强文史哲三系同学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很好作法，不知为何并没有坚持下来。
必修课之外，当时也开始有了全校通选课。在一年级的下学期（1989年），我就选修了张义宾老师（现为艺术学院教授）开设的《美学》通选课。夜里上课，教室在路边的化学楼一层。5月中旬吧，一个本来极其平静的夜晚，空气中似乎总有些化学试剂的特殊味道，昏暗摇曳的灯光之下，年轻的张老师正在摇头晃脑，反复大讲着《论语》里的“里仁为美”，19岁的我用钢笔忙着记录笔记，忽听得外面喊声震天，“同去、同去”喧闹成一团，然后就你懂得了……
英语课。在全校必修课当中，以英语课的地位为最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英语教育持续趋热升温的时代，英语普遍受到学校、师生们最高程度的重视。我们的英语课，由专门的大学外语教学部（简称大外部）来承担，使用上海外国语大学编的教材，包括《大学英语》精读、泛读和听力三种。泛读以自学为主，实际开课讲授的只是精读。从大一开始，精读每周要上二次课，4个学时；听力，采取去电教楼自行听录音的教学形式，每周一次，1学时。合计起来，英语每周有5个学时。这在所有的课程当中，课时是最多的。英语课对同学们的压力也最大。因为，在二年级的上半年，所有本科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英语四级水平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上者，方为通过，获得英语四级证书；成绩不及格者，只能再考。四级不通过，就不能得到学士学位。
给我们上《大学英语》精读课的，是一位略胖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女老师——张文红老师。她讲课水平很高，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自己也很努力，因为她一门心思地想要出国，不时地在课上向我们展示精美的美国图片，也不知道她是从那里搞到的。后来听说她果然如愿以偿地前往美国了，在此祝她在美国生活幸福。在四级考试必须过关的巨大压力之下，同学们更是人人全力以赴地学习英语。尽管如此，鸡飞狗跳、连滚带爬的同学仍然不乏其人，印象中直至毕业的时候，还有几位没能通过四级考试的。
我运气不错，第一次考试就轻松顺利地通过了。而且，在考试前一天的晚上，隔壁档案专科班的同学们因为不用参加考试，著名的“牛、羊（杨）、猪（朱）”三位伙计，就拉我挑灯打了快整整一晚上的麻将。一位还不怀好意地说：“老范，明天你能考过么？”我笑而不语。考试结果公布之后，轮到这三位伙计哑口无言了。同学们当时为了练习英语听力，录音机和短波收音机几乎是人手一台，录音机用来放英语磁带，偶尔听听歌；收音机用来听外台英语广播，主要是美国的VOA、英国的BBC这两家。记得是在二年级吧或者略晚，我晚上好收听VOA的事，不知为何被辅导员知晓了，我当然就此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在整个大学期间，这是一个最令我苦笑不得的小花絮。
现在回想起来，加强英语教学，通过掌握英文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当然都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是否所有的本科专业一刀切，都必须得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呢？恐怕还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唐朝时向印度学习佛学极其成功，但也主要是由官府组织前往印度取经的通晓梵文的少数高僧们来翻译佛经而已，没听说过所有的文化人都得学习梵文。再者，语言这个东西，不是仅仅通过课堂上课就能学好的，还必须有经常加以运用的周边语言环境。而当时的英语教学，纯粹是极端化的应试教育。极其琐细而苛刻的语法，完形填空、改错等，就不用说了。譬如说听力考试，常常就是公交车向左拐30米停第一站，张三上车；向右拐20米停第二站，李四上车。问：在第一站上车的是谁？真是枯燥无聊极了。过度极端化的应试教育模式，造成学习者反感甚至厌恶几乎是必然的，反而影响到学习的积极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政治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门，历史系之外的其他系似乎还要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厚厚的一大本，主编似乎是马列部的元老纪惠楼先生等。我之所以仍记得纪老大名，是因为其时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条民谣，“纪马列、杨马列，都是假马列”，似乎还有下一句，但早已经忘记了。民谣，当然不足凭信，纪先生肯定也是坚定的理论水平精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革故鼎新的空前大转折时代，就思想层面的变革程度之大而言，绝对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通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研究理论的书生与世浮沉，自己打自己嘴巴多了，落个假货的嘲讽恐怕在所难免，这显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学者的个人问题。
不知为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是由哲学系的两位老师接力授课的。开始是一位男士，讲课完全念讲义，课堂效果甚差。某节课时，他突然愤愤地说起来：他是研究现当代国际关系的，讲马哲原理非其所长，如若大家上他的国际关系课，就知道他的水平如何了。同学们听后，私下里哄笑了好一阵。接替他课的赵洁老师，是位刚从吉林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女士，她思维活跃，又极有亲和力，课下和好几位同学聊得不错，课堂气氛自然也就要好了太多。《社会主义建设》，似乎主要讲邓小平理论，但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个提法，这课是由马列部很有学问的女先生费利群老师负责讲授的。
作者就学时宿舍同学合照，右一为作者。
历史系当时的必修课，主要是两大系列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也是所有历史系雷打不动的骨干课。中国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古代史，又细分为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元明清史三大部分课程，当时分别由孟祥才、薛贻康、王育济三位老师承担。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则分别由李德征、王文泉、刘培平三位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通史，分为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三部分，分别由孙明良、刘坤众、朱茂铎三位老师承担。
中国古代史课所使用的教材，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河南大学朱绍侯先生任主编，河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十院校历史系联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这部教材使用范围很广，影响很大，从整体上看当然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了。但就我个人浅见，感觉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看似繁冗，上、下二册厚厚的两大本，但关键之处反而往往并没有写到或没有写到位，尤其是缺乏高明的见解和精到的典型的史料。与北京大学的《中国史纲要》等相比，学术水平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郑佩欣先生执笔的魏晋部分，是该教材不多的精华和亮点所在。宋史部分出自于杭州大学的名家前辈之手，但当时感觉实在是难以恭维。该教材据说如今已经多次修订、反复再版，肯定已有较大的进步了吧。
中国古代史的先秦秦汉史部分，由孟祥才老师讲授，这也是我们88级入学后正式上的第一课。孟老师于1960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1964年师从侯外庐先生，于中国科学院社科学部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1976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孟老师本来是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为主，1980年即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梁启超传》，这是国内梁氏的第一部传记和研究专著，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发行量有二三万册以上，后来也多次得以重印。调来山东大学之后，历史系不知为何乱点鸳鸯谱，让孟老师担任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不过，孟老师的转型是很成功的，1982年经漆侠先生推荐就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具有开创性的《王莽传》一书，在给我们上课的1988年，他又在齐鲁书社推出了获得山东省社科一等奖的名作《刘邦评传》（与安作璋先生合作），当时的省社科一等奖是极其难得的。
孟祥才老师经历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的大时代风云，给我们这些18岁的少年大学生们讲课，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极了，在同学们中间当然是卓有威望。他给我们布置的课后作业，就是让我们编写刘邦年谱。为此，还专门讲解了汉武帝前后历法的变化，以及《史记》和《资治通鉴》在历法上的不同，令尚未入门的我们大感新奇。有次在课间休息，孟老师忽然和大家闲聊起来：“我去北京时，我的老师们仍喊我‘小孟’，我和他们说：‘我的闺女，大家都叫她小孟啦。’”这是他在慨叹壮志未酬么？就像陆放翁那样低唱“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还是像辛稼轩那样感言“可怜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想来孟师那时候的心境是相当苍凉的。其实，当年的孟师才不过48岁。时光荏苒，转眼我今年也46岁了，也就是老师们还称我为“小范”，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中国古代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由薛贻康老师讲授。薛老师是一位特别淳朴厚道的学者，他本科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王仲荦先生，是王先生的嫡传弟子。他治唐代政治制度史，曾在《文史哲》兼职数年古代史的责编工作，当时还担任着历史系副主任职务。薛老师讲课不紧不忙，十分的风趣，譬如在讲到曹魏末年惨烈的政治斗争之时，他就指出：小皇帝曹髦孤注一掷主动地去进攻司马氏，结果自取灭亡，是犯了个天大的“毛手毛脚”的错误。“毛手毛脚”，既准确形象，又与曹髦的名字谐音，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是相当高明的授课技法。其实，犯“毛手毛脚”错误的，又何止曹髦？那个替司马氏出手弑君的成济，不也当即落了个“兔死狗烹”的应得下场吗？此人倒真是个人物，当知道司马氏要杀他灭口，就蹦到了房顶高处破口大骂，痛痛快快地把司马氏的丑事揭了个底朝天！倒不失为一条好汉。薛老师的课，正值1989年的上半年，讲着讲着就到了春夏之交。某次临近课间，他在似乎有意似乎又无意之间，忽然就谈起了一些京师的时局，令我们这些“毛手毛脚”、懵懵憧憧的大一学生感到十分的紧张，但更多的也许是兴奋……此后不久，薛老师很快就调离历史系去校机关任职了，再后来就退休了，据说时常回北京省亲和居住。前些年，我在山东大学北门外的大路上，偶尔还遇到过他，师生俩人总是要寒暄、闲聊上一大阵。
中国古代史的宋元明清部分，由王育济老师讲授。孟祥才、薛贻康两位老师，当时皆为年近五十的资深的副教授。育济老师在其时不过风华正茂的三十出头，讲课自然意气风发、恣肆汪洋，那时候属于历史系最为偶像派的少壮讲师之一。不知为什么，我只记得他讲过宋夏之间的“青白盐”问题。再就是某次课堂讲评作业，他表扬一位考古同学上交的宋明理学的文章，“一看就是大手笔之作”！同学们即刻会心地哄堂大笑，因为那是抄李泽厚的呗，当然大手笔了。还有结课考试的题目难度较大，同学们的分数普遍较低，甚至有未过关的，唯有我得了90多的高分。几位女同学们争强好胜，就以我为口实，前去系里提出质疑。据说育济老师的回答是：“卷子是我和赵凯球老师一起看的，分数是我们一起主要由赵老师定的，你们可以尽可以核查。”于是天下太平。其实，我当时与育济老师并不熟悉，他的选修课《宋元明清思想史》我也没有选，倒是班里其他几位同学和王老师更熟悉，譬如来自于大城市铁岭的我们的关五哥，他的本科论文就是育济老师指导的。育济老师还曾莅临过他们的宿舍10号楼431，住隔壁433的我赶紧也跑过去凑热闹，师生们一起啃榨菜、大喝北京二锅头的场景，给我们留下了快乐而美好的永久回忆。
1988年末大一上学期在山东大学留影，时大雪初霁。
图片说明：1988年末大一上学期在山东大学留影，时大雪初霁。图书馆前本是两块长方形草坪，草坪四周各有一圈曲项向天歌的小鸭子，这是山大当年的标志。可惜小鸭子如今已经被拆掉了。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些课那时的教材都是极其平淡的，提供的原始材料尤其极少。老师讲课，也都有些压抑，甚至略为紧张，大致都是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有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李德征老师，当时她担任历史系的主任职务，讲课极有激情，谈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时，尤其义愤填膺，音调慷慨，听得同学们热血沸腾，恨不得一起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她在课中还曾不经意地谈起：乔幼梅教授在本科时就通读了《史记》，所以如今成长为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名家。这话，对我影响很大，为此决心买下了套《史记》，这也算听者有心吧。不过，本科时我从未拜见过时任山东大学副书记、副校长的乔幼梅先生，只是选修过她的爱人赵凯球老师开设的《文书学》课。赵老师的课很枯燥，我当时十分头疼，但赵老师在课上课下始终都对我鼓励有加，我也一直尊称他为“凯老”。
世界通史的分量很大，教材就有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三大本，哪怕是翻阅一遍，仅仅理出个简单的头绪来，就绝非易事。因此，老师们讲得很费劲，同学们也不大能提得起精神来，课堂普遍十分沉闷。记得某次课，朱茂铎老师突然提问：“老挝的领导人是谁？”班里一片沉寂，只有我脱口而出：“凯山·丰威汉啊。”朱老师孩子般地高兴了好大一会，以后见面也时常表扬我。朱茂铎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听他说起过他与何兹全先生之子何芳川先生是同班同学，常去何先生家中玩。刘坤众老师，留学过苏联，据说拥有当时极难得的副博士学位，但著述似乎不多。他讲课抑扬顿挫、条理极清晰。那时候的我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坏毛病，某次课中不知为何忽然对他讲的不以为然，下意识地哼了一声。我上课一直好自己坐在第一排，刘老师听到后自然很恼火，把我狠狠地熊了一顿。但事后刘老师对我很好，成绩给得也很高。类似的错误，我在王兆良、王一华老师的中国现代史选修课上也都犯过，两位老师课后也都对我十分宽容。如今，朱茂铎、刘坤众、王兆良老师皆已逝世多年，我很是怀念他们。世界史的陈汉时老师，是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调来的，传闻是与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的夫人（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对调，陈老师在历史系极有威望，似乎我也选上过他的课。
在《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大系列骨干必修课之外，是众多的其他必修课和选修课。《历史文选》、《历史文献学》、《考古学通论》等是必修的基础课，选修课则是以《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思想史》两大系列课为主体。前者包括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和近代经济史四门，分别由张金光、郑佩欣、官美蝶和商鸣臣老师承担；后者包括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明清思想史三门，分别由孟祥才、王晓毅和王育济老师承担。如此的课程设计，体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当年重视经济史、思想史尤其是重视社会经济史的优良学术传统。
在四年大学期间，除了必修课之外，我选上的选修课很多。像张金光老师开设的《历史文选》、王晓毅老师的《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马新老师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张书学老师的《历史科学概论》、宋百川和任相宏老师的《考古学通论》、黄冕堂先生的《历史文献学》、晁中辰老师的《华侨史》、商鸣臣老师的《近代经济史》、张熙惟老师的《山东地方史》等等，也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张金光老师自不待言，王晓毅老师虽然职称当时还仅为讲师，但已经是历史系风头最劲的偶像派青年学者。上他的课，我一直坐在第一排，还用毛笔写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几个大字，挂在自己床头好长时间。王老师上课极有大家风范，每次课的开场白，几乎必是“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最新研究成果”。这话十分自信甚至于自得，但也是十分实事求是的。不论讲课，还是研究，当时的王老师绝对都是新论迭出。他给我们介绍的很难懂的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一度竟成为我们最热的必读书，令我们眼界为之大开。当然还有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同学们几乎是人手一册。
马新老师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我记得最精彩之处，是她将越南比作古代中国的“风筝区”。的确，尽管经过了汉唐上千年的中国郡县时间，但五代十国时期丝线略一放松，越南这个“风筝”就立即扬长而去，而且是一去永不回头了。张书学老师的《历史科学概论》课，重点讲解“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这个问题过于深奥，课程结束了，我仍然是完全不知所云。直至前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向一位山东大学的杰出校友、学长请教，他一语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以地理概念来说明社会形态问题”。按照我的粗浅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就是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类型的奴隶制社会，以中国的战国秦汉时期最为典型。任相宏老师讲授《考古学通论》后半段，他曾专门带我们去龙山城子崖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观摩，记得老赵、忠东兄和我几个走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龙山乡间小路上，老赵打着把小黑伞，迎着似乎从五千年前扑面而来的山风，那历史感真是沉甸甸的。中午时分，任老师还领我们大家到设在龙山镇政府的工地食堂，大家于是一起大吃了一顿馒头、清炒豆芽菜。
黄冕堂先生《历史文献学》的课，开课时间似乎很短，但我还是记住了他讲的《明经世文编》的史料价值不知要高于《明史》多少倍，这应该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讲的，再就是强调清代昭梿《啸亭杂录》以及《草木子》、《旧典备征》等元明笔记史料的重要性。我曾经和同宿舍吴玉增同学一起登门采访过黄先生，采访稿以《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记历史系黄冕堂教授》为题，发表在1990年2月21日的《山东大学报》上。这篇稿子稚嫩极了，还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我早就没有了样稿，但黄先生仍然保留着报纸，并把这篇稿子作为附录之一，专门收入了他的文集《黄冕堂晚学集》。看来黄先生对此文有肯定之处，但把我的名字误写作“范学栋”，说明先生对我并无多深印象。令人痛惜万分的是，玉增同学毕业后不久就因事离世。入学第一天，唯有吴兄的父亲专门来送他，还用方言向我说他们是德州“夏津”人，我听了好大一阵才弄明白。上学期间，我俩在周日常共同乘公交车，走好远的路前往山东交通学校访友。略书数语于此，也是表达对玉增同学的怀念。《山东大学报》、《齐鲁晚报》，都是我本科时发表过小稿子的报刊，当时看到自己文章被排成铅字时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至今我对这两家报纸，总还是有一股感激之情的。
晁中辰老师的《华侨史》，开设时间较晚，印象中似乎是在大四的上学期。课间休息时，晁老师偶尔和我们闲聊：“我和孟祥才老师的资历差不多哩。”那时的孟老师已经晋升教授两三年了，我自然颇感奇怪。和晁老师略作交流之后，才知道晁老师的经历极其坎坷，甚至称之为传奇也毫不为过。他曾言道：中国除了台湾和西藏，其他地方他都去过，而且大多是以“盲流”的身份和形式。电影《牧马人》的许多情节，他都亲身经历过，因为他家成份高，大概是地主吧？我没好意思多问。他1978年考上本科，1979年就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张维华（西山）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明清史研究，很快就推出了很有影响力的《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一系列著作。仅就经历的坎坷和传奇程度而言，晁老师还真是绝对不在孟老师之下。
开设《近代经济史》的商鸣臣老师，是一位淳朴厚道极其典型的山东长者。他家境不大宽裕，穿着几乎一直是历史系老师当中最为简朴的。商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周谷老（谷城）、吴泽等名家都是他的老师，朱维铮先生是他的辅导员（或班主任）。他专治近代山东经济史，备课、讲授皆一丝不苟，重点放在周村等近代山东市镇上，真是很有学术价值和前沿性。可惜当时我对近现代史兴趣不大，又苦于商老师讲得过于专业，上了一两次课之后干脆脚底抹油开溜了。期末考试结果，我以中游成绩勉强通过了，班里几位女同学或者得了低分或者挂科了，因为她们不像我一走了之，而是极不礼貌地这节课来下节课不来，商老师对她们有了较我更为负面的印象。留校之后，我住处离商老师家不远，时常向他请教工作、生活方面许多事情，师生之间十分融洽，但我一直没好意思提起当年上他课私下溜号的尴尬事。
开设《山东地方史》的张熙惟老师，是位淡泊名利、潜心读书的谦谦君子。他上过陈乐素先生的《史源学》课和漆侠先生的宋史师资班，和张其凡、何忠礼等先生一起，都是中国宋史研究会首届年会的参加者（非正式与会人员）。在上课期间，他作为老师，曾屈尊专门帮我查阅过史料，抄好之后提供给我，令我至今十分感动。
回首大学四年的上课经历，如下的两件事情，我一直难以忘怀。费利群老师《社会主义建设》课的期中考试，我由于上课极端不认真，时常逃课、睡觉，拿到试卷完全傻了眼，干脆就没敢交卷。成绩公布，我得了70分。 64 42947 64 27680 0 0 3103 0 0:00:13 0:00:08 0:00:05 4842颜之下，此后赶紧努力听课，期末得了个挺好的成绩。自己任教之后，我时常思忖此事，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对学生而言是天大的大事，但对教师而言却是极小的小事，如果过于苛刻地揪住不放，教学效果不仅不会好，甚至可能毁掉学生，当然对教师亦非好事。教师教学，总是要把爱护学生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一直向费老师学习，我的课程同学们只要交卷，成绩通常都是从70分起评，当然优劣还是要严格加以区分的。
再就是，本科毕业之时，我获得了班里唯一一个保送读研究生的名额。我生性愚笨，又十分迂腐，当然不孚众望，孟老师就笑着说：“这些年一直都保送女生，怎么今年是男生了啊？”同学们不以为然的更多，“老范不就是沾了选课多的光嘛”。据说当时的历史系领导听闻之后，很恼火地说：“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选课多是不假，但究竟如何沾得光，却记不大起来了，应该是指选课多总分自然就排在前面吧。果真如此，对其他同学的确也有不公平之处。但当时似乎也计算平均分了。说实话，那时我听到这些议论，当然是很不高兴的。但后来反思，领导、同学们说得真是很有道理。归根结底，读书，出学问；听书，听不出学问来。大学，毕竟是要应提倡自己读书，而不是单纯地鼓励多上课、记笔记、拿高分。我上了那么多的课，但课本、笔记早就丢光光了，也几乎记不起老师所讲的具体内容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年领导、同学们批评的正确性。
1992年7月毕业之时拍毕业照，其他各班大都邀请一大群领导、老师们参加，我班同学们却与众不同，只是与张书学、许明道两位辅导员老师一起合影，所有的历史系领导和其他任课老师，通通都没有参加。全体合影之后，再分宿舍合影留念。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作法。我自己任教之后，反正是从来不参加毕业合影的活动。
往事如烟。从1988年入学算起，至今已经是“二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了。并不是每一段历史都值得载于史册，更不是所有人经历过的所有往事，都值得进行追忆。我所经过的大学生活，肯定是当时高校中最为普普通通，甚至普通至极点、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了。犹豫再三，之所以终究还是拉拉杂杂地写了一些出来，主要是受到了广斌、老赵、爱国、胡总等多位同窗老哥们的鼓励和鞭策。再者，也许正因为我们的经历过于普通，我们自己才更有加以记录的必要……我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草于2016年7月5日，修改于7月6日